中西诗学比较

中西诗学比较研究初探摘要：诗学这一术语，最早源于亚里士多德的《诗学》。

在亚里士多德那里，诗学就是关于诗的艺术。

而现代意义上的诗学和传统的诗学有很大的区别，它本质上是一种文艺理论或文学理论研究，是文学批评理论研究的总称。

中国和西方由于社会文化特征的不同，导致中国诗学和西方诗学呈现迥异的色彩。

因此，要对中西诗学进行比较研究，就要对中西诗学产生的社会历史背景和文化特征进行比较，从而找到中西诗学产生不同的真正根源，以有利于中西比较诗学的发展。

关键词：诗学比较文化特征一、引言诗学一词，最早见于古希腊时期亚里士多德的《诗学》。

在亚里士多德的《诗学》中，诗学的概念包含了诗和技艺两个方面。

即诗学是关于诗的艺术。

在古希腊，作诗并不是严格意义上的创作或创造，而是等同于一个制作或生产的过程。

因此，那时作诗既是一门学问，也是一种技艺。

而在《诗学》中，亚里士多德不但探讨了诗的种类、功能、性质，也探讨了其他艺术理论以及悲剧、模仿等美学理论，这样，亚里士多德就把诗放到了一般的意义上，即艺术。

这就给诗学定了位，将诗学概念引入了美学，把诗学看作了一般的文艺理论。

而中国古代使用诗学一词，其内涵和西方是很不相同的。

在中国古代，诗学有时是指《诗经》之学，有时也指诗歌的创作技巧和批评著述。

如元代杨载的《诗学正源》，明代周鸣的《诗学梯航》等。

这些著作所使用的诗学意义一般主要指诗歌的创作与技巧，同时也涉及诗歌自身特点和规律的理论问题，这就是所谓的狭义的诗学概念。

而我们今天所讨论的诗学概念已经不同于中国古代传统意义上的诗学了，同时也并不完全等同于西方古代的诗学概念，而是一个融文艺学、文艺理论及美学理论为一体的综合性的学科理论的总称。

而无论是中国还是西方的文学艺术及文学理论，都是建立在一定的社会物质基础之上的，因此，要对中西诗学进行比较研究，离不开对中西诗学产生的社会历史背景及文化特征的比较研究，通过比较中西方不同的社会历史背景及文化特征才能真正找到导致中西诗学呈现不同特色的根源，从而使我们能够更深刻地认识中西方诗学，推动中西比较文学及世界文学的发展。

二、中西方政治、经济特点的不同导致中西诗学的不同从历史发展来看，中国和西方所经历的社会形态大致相同，但所表现出来的政治、经济特点却又各具特色。

总体来看，西方社会经济更具有商业性特点，政治制度则具有民主政治的特点，而与之相对的中国社会则以农业性经济和宗法制度为基本特征。

反映在文学上，西方古代文学以叙事文学为主而中国古代文学则以抒情文学为主。

西方社会商业经济的特点和中国社会农业经济的特点都对中西方诗学的发展产生了巨大的影响。

西方社会那种海上冒险经历，对金钱的追求，以及战争与掠夺等多彩的生活经历是文学艺术最直接又取之不尽的来源。

俗话说艺术源于生活，于是以叙述和描绘这些生活经历的叙事文学如史诗和悲剧便应运而生。

著名的荷马史诗、埃斯库罗斯的悲剧等，正是商业性社会海上冒险生活的体现。

这种充满惊奇与恐惧的具有浪漫色彩的叙事文学，正是西方文艺理论产生的丰厚土壤。

而且，西方文论中大讲模仿，史诗中大讲情节与典型，以及浪漫主义在西方文学界长期占据的统治地位都是与西方社会的叙事文学传统密不可分的。

而以小农经济为特点的中国社会，没有那些令人惊心动魄的海上冒险与奇遇，有的只是日出而作，日落而息的人间天伦之乐以及天人合一的美妙情景。

于是抒情文学变应运而生。

《诗经》便是这一文学特点的典型代表。

《诗经》中的《伐檀》、《蒹蘧》以及《黍离》等都充满了感物抒情的韵味。

因此，现实主义是中国社会经济特点的在文学艺术变现中的最终体现。

中国古代文论中大讲抒情言志，大讲意境神韵，是与这种文学艺术实践密不可分的。

此外，中西方社会经济特征，又对其社会政治及文化心理产生了决定性的影响。

西方高度发达的手工业和商业，高度发达的资本主义经济，必然要求建立一个有利于资本主义工商业发展的民主政权，而西方的这种民主制度从商业经济中产生，又反过来极大地促进了商业经济的发展，而这种民主制度的土壤和气候，又培育了古代西方人民的极端个人主义和享乐主义以及敢于冒险、勇于探索的民族性格。

这种民族性格，在著名的希腊神话和荷马史诗中都有鲜明的体现。

与此相反，中国的农业型经济及与此相适应的宗法制度，则将中华民族塑造成了一种截然相反的封闭性、保守性的民族性格。

反映在文学创作上，西方社会虽然以叙事文学为主，却又大讲宣泄和狂欢，主张个人情感的完全释放和精神的彻底解放；中国文学虽主张抒情言志，却又提倡情感的节制，勿过勿滥，主张在克制中达到情感的中和以及文质彬彬，在安贫乐道中走向物我两忘的空灵境界。

三、中西方宗教及伦理特征对中西诗学的影响在西方社会的商业性经济中，贸易是最主要的经济活动，在生产力还不是很发达的古代社会，商人们的贸易活动充满了与大自然恶劣的环境、气候的抗争以及与各种灾难与冒险的搏斗。

而在自然界的威力面前，个人的力量总是显得非常渺小，人们总觉得不大容易把握自己的命运，于是只好乞求一种超自然的力量的帮助，乞求神灵的保佑，以求得精神上的安慰。

于是宗教便应运而生。

而西方古代社会这种根深蒂固的宗教传统，对西方古代的文学艺术及诗学产生了强烈的影响。

在这一点上，古希腊的神话传说与荷马史诗自不待言，而古希腊的悲剧则更鲜明地体现了宗教的迷狂。

其中，埃斯库罗斯的著名悲剧《普罗米修斯》中神鹰啄食普罗米修斯肝脏的悲壮场面最为典型。

此外，西方古代文论还深受神学的影响，大力宣扬文艺远离社会现实，为上帝服务的主张。

因此，在漫长的西方世界历史上，宗教似乎总是占据着统治地位，其它的一切上层建筑似乎都受到宗教的支配，各种文学艺术形态及文化形态都染上了浓厚的宗教色彩。

从希腊神话到古罗马悲剧，从古典主义到浪漫主义，在几乎所有的西方文学及文艺思潮中，都可以捕捉到宗教的影子。

柏拉图的“迷狂说”，亚里士多德的“宣泄说”，以及尼采的“酒神”精神和个人英雄主义都是宗教狂热在文学理论中的显著表现。

与西方比较而言，中国古代农业型经济中人与社会的关系并不是尖锐对立的。

在农业型经济中，自然界对人类来说是安生立命之本，人与自然的关系是和谐统一的，人只有和自然界保持高度的统一才能达到安居乐业，而即使发生了地震，洪灾等自然灾害，人们也认为是自然对人类的警告，是人类自己犯了错误，只要改正错误，就不会再受到自然界的惩罚。

在此背景下，便形成了天人合一的思想以及天人感应的天人合一说。

因此，尽管中国古代也产生了众多的神话传说，产生了鬼神迷信，但是神的权威在中国古代是极其有限的，人们虽然敬仰神灵，但神在中国古代人们的心目中并不是世界的主宰，它是位居于自然之下的，而且，中国古代的神灵也并不像西方那样和人是完全对立的关系。

因此，表现在文学上，古代中国人并没有那种征服自然和战胜自然的强烈情感，而是提倡人与自然的和谐，顺天意而行事，听天由命。

孔子的克己复礼，老子的见素抱朴、少私寡欲，都是这种农业型社会乐天安命特征的理论升华。

四、中西方思维特征与中西诗学中西方社会由于经济、政治及宗教等诸方面的不同特征的影响，形成了迥异的思维特征，表现在诗学上也风格颇异。

商业型的社会特征造成了西方人勇于冒险，勇于开拓，迫于征服自然的外向型性格；而中国的农业型经济特征造就了中国人温和的、静态的、内求于心的内向型性格特征。

西方人以自我为中心，而中国人则以集体利益为重；西方人外求于物，外求于理，而中国人则内求于心，内求于己；西方人的思维特征是分析性的、批批判性的，而中国人的思维特征则是综合性的，直觉性的。

中西方不同的思维特征反映在文学理论上也有根本的不同。

崇尚理性的西方人往往把文学及诗学理论同自然科学发现紧密地联系在一起，西方社会的文学理论家，往往也是自然科学家。

亚里士多德、笛卡尔、黑格尔等诗学理论家都是运用分析性的逻辑思维来构建自己的诗学体系的。

亚氏的模仿说，笛卡尔的对称美，黑格尔的形而上学主义以及弗洛伊德的《梦的解析》都是抽象的逻辑分析与文学艺术相结合的产物。

以至于后来的英美新批评、形式主义、结构主义以及符号学、阐释学和后来的接受美学，更是西方理性思维特征在文学理论上的有力佐证。

而中国人内向型、综合型及直觉性的思维特征培养了中国人用直觉和感悟去论诗、论文学，将直觉中感受到的东西说出来，点到为止。

如孔子诗论的“诗可以兴，可远观，可以群，可以怨”充分体现了这一直觉的感悟，而至于什么是“兴”、怎么去“怨”，孔子并没有给以详细的分析和说明。

同样老子的“道”也强调用直觉去感知世界，不需对事物进行条理清晰的逻辑分析，只需要闭门静思，便可悟出其中之“道”，由此产生了禅宗思想及直觉的妙悟等文学理论思想。

由此可见，由于中西方思维特征的影响，西方诗学概念清晰、明确，分析透彻，能够全面而系统地阐述作者的美学思想，但由于抽象的概念表述往往又显得枯燥无味，毫无美感。

而中国古代的文论虽然没有理性的依据，只是作者的直觉感悟和有感而发，但却比喻贴切，优美生动，给人以美感。

因此，无论是西方古代文论还是中国古代文论，都各有千秋，孰优孰劣很难简单断定，但不管怎样它们都是中西方思维特征在中西方诗学中的反映。

五、小结通过以上对中西方社会经济、政治制度的对比，中西方民族特征及文化特征的简要比较，以及中西方不同的宗教传统及心理特征的简要分析，我们就可以从根本上深入地认识中西文学艺术的不同审美特色，从而更加深刻地认识中西诗学理论所独具的民族特色及其世界意义，促进中西诗学的发展。

参考文献：[1]张隆溪《文学理论与中国古典文学研究》，《中州学刊》2007，1：209[2][法]葛兰言《古代中国的节庆与歌谣》，赵丙祥、张宏明译，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5，导论：5[3]何云波等《跨越文化之墙：当代世界文化与比较文学》，湖南人民出版社，2004：3[4]乐黛云《比较文学与比较文化十讲》，复旦大学出版社，2004：112-115[5]孟华主编《比较文学形象学》，北京大学出版社，2001：7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