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析中体西用

浅析“中体西用”的时代价值和局限(2012-03-17 22:34:20)转载▼标签：中体西用杂谈分类：书海饕餮摘要：“中体西用”是处理中西文化交往范式的一次转变，它的提出具有自身独特的历史背景和思想渊源，是历史的必然选择。

作为特定时期的思想必然烙有这一时代的胎印，“中体西用”这一思想具有进步性和反动性的双重性。

作为一种思维模式，其在中西文化交往范式研究中影响深远。

关键字：“中体西用”、时代价值、局限一、中西文化交往范式的转变中西文化交往范式一直都是华夷有别，以我为尊，强烈的民族优越性在中西文化交往上表现为一种朝贡体系，赐封。

这种政治上的交往折射到文化上就是文化民族主义。

自西方步入资本主义社会之后，中西文化的地位逐渐改变，西方文化顺应了历史潮流，显示出强大的生命了。

于是中国文化就由强姿态文化向低姿态文化转变，这样造成中国在中西文化交往范式上由主动转向被动。

朝贡的中外交往模式促成中国民族文化的优越感，造成一种对中华民族以外的文化的无意识状态，但是随着中西文化的冲突程度加深，必然促成中西文化交往范式中的“轻夷”转而“习夷”，尽管民族脆弱的心理难以接受这一事实。

二、“中体西用”具有历史必然性“中体西用”思想的产生和发展有深刻的社会根源和思想渊源，它是晚清王朝在处理内忧外患过程中的必然选择，是晚清王朝的自我修善。

（一）社会环境的必然要求1、力的二维合成鸦片战争以来，随着帝国主义入侵的逐步深化，民族矛盾日益尖锐，民族危机逐渐加剧。

民族矛盾和危机所体现出来的是晚清王朝在政治上的劣势和无能，深层次原因是由于清王朝处于封建没落阶段，这一封建性严重阻碍了中国社会的前进步伐，这一即将推入历史舞台的社会性质决定了晚清王朝的悲剧命运，它显然抵不上处于资本主义上升阶段的西方社会。

清王朝将这种政治上的无能带来的国耻转嫁到家仇，沉重的政治债务分摊到百姓身上，进一步加重了农民社会的负担，这必然促使社会矛盾日益尖锐，进而激发和加深了中国的社会冲突，加剧社会危机，主要表现为这一时期，农民起义不断涌现。

社会矛盾所引发的社会危机作为一种内部压力，推动者清王朝“巩固后方”，民族矛盾所带了的民族危机作为外部压力，迫使清王朝“稳定前线”。

民族矛盾和社会矛盾这样力的二维决定了清王朝的“救亡图存”药方必然是针对内忧外患的“一石二鸟”。

另外，民族矛盾在一定程度上可以看作是外在的拉力，因为“西用”的优越性正是在民族危机的过程中得到体现的，而社会矛盾仅是内部的推力。

在内外力或推拉力这样二维力的合成下，“中体西用”的产生蕴含着必然性。

“中体西用”正在这种社会大背景下应运而生，其正是基于既能够“安内”平定农民起义即“剿发捻”，又能够“攘外”即是“勤远略”的考量。

2、适应民族文化心理的要求长期的文化积习，造成中国的保守性太强。

文化积习主要包括传统文化中道不变的思想、尚考据之学，“师承”而“拘泥于昔而不为变通”⑴的保守特色、明末和清朝的政治上的闭关锁国和文字狱。

保守的社会环境带来的负面积习过深，长期积淀的含毒保守文化钳制思想进步，造成狭隘保守的民族性格和惧变的民族心理。

王韬指出“今观中国之所长者无他，曰因循也，苟且也，蒙蔽也，粉饰也，贪罔也，虚骄也；喜贡谀而恶直言，好财货而彼此交征利。

其有深思远虑矫然出众者，则必摈二不用。

苟以一变之说进，其不哗然逐之者几希！”⑵所以“道之大原出于天，天不变，道亦不变”⑶，进而“祖宗之法亦不可变”在中国人的思维和理念中有广阔的市场。

为了适应这种民族心理，有识之士在根据时事环境提出的“中体西用”这一口号，它连接上文化心理这一丰厚的土壤，在一定程度上具有相应的适应性和生长性。

这一口号不仅适应清朝中央势力的赞赏，同样也会赢得地方势力的赞同，而且也会拉拢一批具有民族主义情结的知识分子。

在冯天瑜先生看来，“中体西用”论者为了消解既承认西方政教的优长，又固守孔孟精义之间的矛盾，便抛出了“西学中源”的法宝，“这具有双重的意义：其一，它通过十分勉强、曲折的方式，在一定程度上表达了社会思潮对于近代西方资本主义政教的肯定评价和政治方面进行变革的朴素要求；其二，它用貌似公正、开放的态度，在适合民族文化心理承受能力的考虑之下，将仿效西方、变革社会的方案局限在不从根本上突破千年传统文化本体这样一种温和的、不彻底的基本构想模式内。

‘中体西用’论的最大价值就在于此；同时‘中体西用’论最大的缺陷也在于此”⑷（二）思想渊源的必然选择“中体西用”思想不是无源之水无本之木，它是在中西文化强烈冲击下的思想产物，具有丰富的思想渊源，有其产生和发展的历程。

鸦片战争以后，林则徐、魏源等人首先睁眼看世界，他们抛弃狭隘的拘泥于华夷之别的陈旧观念，清醒而理智地审视西学，积极探求西方军事技术科学，寻求救亡图存的崭新策略，并提出了“师夷长技以制夷”的思想。

1861年，林则徐的学生冯桂芬在《校邠庐抗议》中提出“以中国之伦常名教为原本，辅以诸国富强之术”的主张，认为这样“鉴诸国”之后才能够“得其要领而奴之”⑸，算作“中体西用”的滥觞，同时期启蒙思想家薛福成、王韬、郑观应等人都用相同或类似的词语表达他们对西学的态度。

薛福成在其1885年正式刊行的《筹洋刍议》的《变法篇》指出“今诚取西人器数之学，以卫吾尧、舜、汤、文、武、周、孔之道，俾西人不敢蔑视中华。

”⑹王韬在其《韬园文录外编》中提出“器则取诸西国，道则备当自躬。

”郑观应在其《盛世危言》中《西学》篇里谈到“中学其本也，西学其末也；主以中学，辅以西学。

”⑺这些可以看作是“中体西用”的有所触及，沈寿康于1896年 4 月在《万国公报》上发表题为《救时策》的文章指出“夫中西学问，本身互有得失。

为华人计，宜以中学为体，西学为用。

”他被看作是提出“中体西用”的第一人，同年8月，孙家鼐在《议复开办京师大学堂折》中将这一思想讲得更加直接明白“中国五千年来，圣神相继，政教昌明，决不能如日木之舍己芸人，尽弃其学而学西法。

今中国创立京师大学堂，自应以中学为主，西学为辅；中学为体，西学为用；中学有未备者，以西学补之；中学有失传者，以西学还之；以中学包罗西学，而不能以西学凌驾中学。

”⑻1898年5月张之洞在《劝学篇》中将“中体西用”进一步具体化、系统化，成为“中体西用”思想的集大成者。

概括而言，所谓“中体西用”的是指封建地主阶级企图以中国的传统文化中的纲常伦理为体并辅以西方科学技术之用来寻求维护封建统治的指导思想。

在经过对这一思想的形成和发展的梳理之后不难发现，“中体西用”是契合中华文化心理和思想的权宜之计，是文化思想发展的必由之路。

三、“中体西用”的二重性“中体西用”思想的提出是适应社会环境的，也是有其深刻的思想渊源的，它具有鲜明的时代特色，具有进步性和反动性的双重价值属性。

（一）“中体西用”的时代价值1、为西学在中国的传播取得了合法席位，促成“西学东渐”的深化，促成新式教育发展“中体西用”是对中西文化的一种重新审视，企图化解中西文化的冲突，实现一种中西文化的结合模式。

这种文化结合模式对中西文化首先做了肯定的分析，指出中西文化互有短长，指出中国文化的长处在于道体，即中国传统道德与政治制度，而短处在于器用，即是技术、器数之学、格致之学等。

中短之处正式西方之长。

实质上是一种取长补短，取西方文化之长以补中国文化之短。

内外结合、上下结合，在“中体西用”的模式中，内与外互不干涉，互不妨碍，相互补充，相得益彰。

虽然冲击了国人传统的保守观念，但在中央和地方取得了赞成，并赢得顽固派的同情，无疑是在文化交往和传播的过程中取得了西学的合法席位，有利于西学的传播，也有利于文化的交流、发展和繁荣。

“中体西用”是“西学东渐”孕育的产物，其内涵随着母体深化而不断丰富，在其发展过程中，“中体西用”为“西学东渐”创造了条件，加快了“西学东渐”的发展，在一定层面上“中体西用”成为“西学东渐”的标志，并随着发展程度递增在一定程度上取而代之。

西学的深化也对我国的教育体制提出了深刻的思考和批判，传统的重道轻器思想受到冲击，在课程设计等方面都有所变动。

在洋务派新办的学堂中，除了传统的教学内容外，增加了算学、格致、外国史地、农学、矿学、政治学、商学、兵学等西方传入的教学内容，使中国教育的内容日趋多元化，为学生提供了更多的学习选择，促进了他们思想的开放。

随着西学在中国的传播，西学在教育内容中所占的比重也逐年增加，进一步加强了中国教育的多元化趋势。

2、兴建了一大批重工业，促成中国近代化的起步在“中体西用”思想的指导下洋务派兴建了一大批的重工业，主要有李鸿章创办的江南制造总局和金陵机器局，左中棠创办的福州船政局，崇厚筹办的天津机器局，这些重工业是以“自强”为目的的，在看到“自强”离不开“求富”时，洋务派又兴建了一批民用工业，如轮船招商局、开平矿务局、天津电报总局和上海织布局等，同时也有有方举赞和孙英德合伙创办的上海发昌机器厂，华侨陈启源创办的继昌隆机器缫丝厂等民营工厂出现。

而且在面粉业、造纸、印刷业、火柴业、纺织业、轧花业等领域也都有民族机器工厂的出现。

这些工厂的建立为中国近代化创造了一定的物质基础、人才基础和技术基础，促成了中国现代化的起步和发展。

3、奠定了中西文化交往的思维范式自从世界进入一体化，文明的交往是不可避免的。

随着一体化进程的加快，文化之间的交流、碰撞、融合等形式的沟通是文化发展中的常态。

这其中无疑是包含着强势能文化与低势能文化之间的关系问题，所谓强势能文化是指发达国家在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的强势姿态，低势能恰好相反。

如何处理好着两者之间的关系，是随着文明交往程度的加深而逐步被提上日程的，特别是作为低势能文化的国家在应对强势能文化冲击上的选择是至关重要的。

对于近现代的中国文化的而发展来说，其主要形态表现之一就是东西文化的碰撞和融合，“中体西用”的提出就是在面对强势文化的冲击选择的一种处理中西文化的态度和方式，是企图融合中西文化的初次尝试，洋务派对它进行了理论的系统化概括和阐释并将这一思想付诸实践。

近百年来，在解决中西文化交往模式的问题上不断丰富和发展这一内涵，主要模式有“中体西用”论、“全盘西化”论、“儒学复兴”论或“中国文化本位”论、“西体中用”论、“综合创新”论等。

当然有些是对这一思想的完全批判，我们不妨把这种批判纳入到这一思想的变种当中去。

这些思想是有特定时期为之体现的，然而不可否认的事实上，这些思想的母体都是“中体西用”。

这一母体从思维范式上奠定了处理中西文化交往的模式。

4、开创了“体用”的哲学新思考《周易》中有言“形而上者谓之道，形而下者谓之器”这一思想经过早期改革派的阐释，再加上洋务派的解析逐渐有了“体用”的哲学思考。

王韬在《弢园尺牍》中提出“器则取诸西国，道则备自当躬”，同时又说“形而上着中国也，以道胜；形而下者西人也，以器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