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析中体西用

浅析“中体西用”的时代价值和局限(2012-03-17 22:34:20)转载▼标签：中体西用杂谈分类：书海饕餮

摘要：“中体西用”是处理中西文化交往范式的一次转变，它的提出具有自身独特的历史背景和思想渊源，是历史的必然选择。作为特定时期的思想必然烙有这一时代的胎印，“中体西用”这一思想具有进步性和反动性的双重性。作为一种思维模式，其在中西文化交往范式研究中影响深远。

关键字：“中体西用”、时代价值、局限

一、中西文化交往范式的转变

中西文化交往范式一直都是华夷有别，以我为尊，强烈的民族优越性在中西文化交往上表现为一种朝贡体系，赐封。这种政治上的交往折射到文化上就是文化民族主义。自西方步入资本主义社会之后，中西文化的地位逐渐改变，西方文化顺应了历史潮流，显示出强大的生命了。于是中国文化就由强姿态文化向低姿态文化转变，这样造成中国在中西文化交往范式上由主动转向被动。朝贡的中外交往模式促成中国民族文化的优越感，造成一种对中华民族以外的文化的无意识状态，但是随着中西文化的冲突程度加深，必然促成中西文化交往范式中的“轻夷”转而“习夷”，尽管民族脆弱的心理难以接受这一事实。

二、“中体西用”具有历史必然性

“中体西用”思想的产生和发展有深刻的社会根源和思想渊源，它是晚清王朝在处理内忧外患过程中的必然选择，是晚清王朝的自我修善。

（一）社会环境的必然要求

1、力的二维合成

鸦片战争以来，随着帝国主义入侵的逐步深化，民族矛盾日益尖锐，民族危机逐渐加剧。民族矛盾和危机所体现出来的是晚清王朝在政治上的劣势和无能，深层次原因是由于清王朝处于封建没落阶段，这一封建性严重阻碍了中国社会的前进步伐，这一即将推入历史舞台的社会性质决定了晚清王朝的悲剧命运，它显然抵不上处于资本主义上升阶段的西方社会。清王朝将这种政治上的无能带来的国耻转嫁到家仇，沉重的政治债务分摊到百姓身上，进一步加重了农民社会的负担，这必然促使社会矛盾日益尖锐，进而激发和加深了中国的社会冲突，加剧社会危机，主要表现为这一时期，农民起义不断涌现。

社会矛盾所引发的社会危机作为一种内部压力，推动者清王朝“巩固后方”，民族矛盾所带了的民族危机作为外部压力，迫使清王朝“稳定前线”。民族矛盾和社会矛盾这样力的二维决定了清王朝的“救亡图存”药方必然是针对内忧外患的“一石二鸟”。另外，民族矛盾在一定程度上可以看作是外在的拉力，因为“西用”的优越性正是在民族危机的过程中得到体现的，而社会矛盾仅是内部的推力。在内外力或推拉力这样二维力的合成下，“中体西用”的产生蕴含着必然性。“中体西用”正在这种社会大背景下应运而生，其正是基于既能够“安内”平定农民起义即“剿发捻”，又能够“攘外”即是“勤远略”的考量。

2、适应民族文化心理的要求

长期的文化积习，造成中国的保守性太强。文化积习主要包括传统文化中道不变的思想、尚考据之学，“师承”而“拘泥于昔而不为变通”⑴的保守特色、明末和清朝的政治上的闭关锁国和文字狱。保守的社会环境带来的负面积习过深，长期积淀的含毒保守文化钳制思想进步，造成狭隘保守的民族性格和惧变的民族心理。王韬指出“今观中国之所长者无他，曰因循也，苟且也，蒙蔽也，粉饰也，贪罔也，虚骄也；喜贡谀而恶直言，好财货而彼此交征利。其有深思远虑矫然出众者，则必摈二不用。苟以一变之说进，其不哗然逐之者几希！”⑵所以“道之大原出于天，天不变，道亦不变”⑶，进而“祖宗之法亦不可变”在中国人的思维和理念中有广阔的市场。为了适应这种民族心理，有识之士在根据时事环境提出的“中体西用”这一口号，它连接上文化心理这一丰厚的土壤，在一定程度上具有相应的适应性和生长性。这一口号不仅适应清朝中央势力的赞赏，同样也会赢得地方势力的赞同，而且也会拉拢一批具有民族主义情结的知识分子。在冯天瑜先生看来，“中体西用”论者为了消解既承认西方政教的优长，又固守孔孟精义之间的矛盾，便抛出了“西学中源”的法宝，“这具有双重的意义：其一，它通过十分勉强、曲折的方式，在一定程度上表达了社会思潮对于近代西方资本主义政教的肯定评价和政治方面进行变革的朴素要求；其二，它用貌似公正、开放的态度，在适合民族文化心理承受能力的考虑之下，将仿效西方、变革社会的方案局限在不从根本上突破千年传统文化本体这样一种温和的、不彻底的基本构想模式内。‘中体西用’论的最大价值就在于此；同时‘中体西用’论最大的缺陷也在于此”⑷

（二）思想渊源的必然选择

“中体西用”思想不是无源之水无本之木，它是在中西文化强烈冲击下的思想产物，具有丰富的思想渊源，有其产生和发展的历程。鸦片战争以后，林则徐、魏源等人首先睁眼看世界，他们抛弃狭隘的拘泥于华夷之别的陈旧观念，清醒而理智地审视西学，积极探求西方军事技术科学，寻求救亡图存的崭新策略，并提出了“师夷长技以制夷”的思想。1861年，林则徐的学生冯桂芬在《校邠庐抗议》中提出“以中国之伦常名教为原本，辅以诸国富强之术”的主张，认为这样“鉴诸国”之后才能够“得其要领而奴之”⑸，算作“中体西用”的滥觞，同时期启蒙思想家薛福成、王韬、郑观应等人都用相同或类似的词语表达他们对西学的态度。薛福成在其1885年正式刊行的《筹洋刍议》的《变法篇》指出“今诚取西人器数之学，以卫吾尧、舜、汤、文、武、周、孔之道，俾西人不敢蔑视中华。”⑹王韬在其《韬园文录外编》中提出“器则取诸西国，道则备当自躬。”郑观应在其《盛世危言》中《西学》篇里谈到“中学其本也，西学其末也；主以中学，辅以西学。”⑺这些可以看作是“中体西用”的有所触及，沈寿康于1896年 4 月在《万国公报》上发表题为《救时策》的文章指出“夫中西学问，本身互有得失。为华人计，宜以中学为体，西学为用。”他被看作是提出“中体西用”的第一人，同年8月，孙家鼐在《议复开办京师大学堂折》中将这一思想讲得更加直接明白“中国五千年来，圣神相继，政教昌明，决不能如日木之舍己芸人，尽弃其学而学西法。今中国创立京师大学堂，自应以中学为主，西学为辅；中学为体，西学为用；中学有未备者，以西学补之；中学有失传者，以西学还之；以中学包罗西学，而不能以西学凌驾中学。”

⑻1898年5月张之洞在《劝学篇》中将“中体西用”进一步具体化、系统化，成为“中体西用”思想的集大成者。概括而言，所谓“中体西用”的是指封建地主阶级企图以中国的传统文化中的纲常伦理为体并辅以西方科学技术之用来寻求维护封建统治的指导思想。在经过对这一思想的形成和发展的梳理之后不难发现，“中体西用”是契合中华文化心理和思想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