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三经辞典》的编纂历程word资料9页

《十三经辞典》的编纂历程

一、概况

《十三经辞典》（以下简称《辞典》）是一部大型专书辞典，依十三部经书分卷编写。每卷分为辞典正文及词语索引两部分。辞典正文及词语索引均有《部首检字表》《音序检字表》《四角号码检字表》供检索；辞典正文依部首排列，前有该经书的概述，后附该经书原文以及历代研究该经书的参考书目、唐开成石经拓片（缩印件）。每卷前有《辞典》学术委员会顾问、著名学者张岱年先生写的序文。该辞典凡十五册，计三千万字。于2002年12月到2012年12月由陕西人民出版社出版。

二、缘起

酝酿编写《辞典》，是在1984年。当时《古汉语虚词用法词典》（为《一九七五年至一九八五年中外语文词典编写出版规划（草案）》中的一种）已脱稿交付出版，二十余名编写人员空闲下来。我们珍惜这支有经验、有干劲的团队，于是寻找新的课题。经过反复权衡、商讨，编写《辞典》的计划逐渐明晰起来。

把编写《辞典》作为首选，是因为“十三经”是传世文献的始祖，是儒家思想文化的源头、主干。它的内容博大精深，囊括了传统文化的诸多方面，诸如天人合一的思维模式，天下为公的大同理想，以民为本的治国原则，和谐人际的伦理主张，自强不息的奋斗精神，重视德操的修身境界等。这些思想、精神中的精华渗透在我们民族的性格与心理之中，具有强大的凝聚力，至今仍有积极的影响。但是，“文革”之后，一些国民对于传统文化，表现出冷漠、怀疑，甚至误认为这是国家落后的罪恶根源。我

们知道，要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新文化，不可能全盘西化，也不可能割断历史，只能批判地继承传统文化中的优秀特质，为我所用。而批判继承的前提是要了解传统文化，知道它是什么；然后要分析研究传统文化，知道哪些是要汲取的精华，哪些是要剔除的糟粕。而传统文化中，儒家思想占重要地位。把体现儒家思想的“十三经”原原本本地介绍给广大群众，为批判继承传统文化、建设新文化提供一个平台，这是我们的愿望，也是我们的责任。因而编写这样一部辞典，在我们内心形成了一种按捺不住的冲动。之后，随着读经、编写工作的深入进行，这种感觉愈加强烈，不能自已。这是其一。其二，陕西关中，也就是今天的西安一带，是周秦汉唐等十三个朝代的都城所在地，是当时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是经学的发祥地，它亲历了经学的繁荣和发展，文化遗存十分丰富。作为三秦大地的子民，我们应该承担起这个传承任务。凡此种种，激励着我们下决心编写《辞典》，为继承、发扬优秀的传统文化，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新文化做出贡献。

此后刘学林同志翻阅了有关资料，广泛同校内以及各地知名学者、专家交换看法，听取意见和建议，并对《辞典》的编写做了初步设想，向陕西省新闻出版局、陕西省人民出版社写了报告。1987年10月通过省新闻出版局、省人民出版社组织的专家论证，决定立项，并决定由陕西师范大学辞书编纂研究所负责日常编写工作，同时上报新闻出版署，请求列入国家辞书编纂出版计划。1990年4月该项目列入《1988-2000年全国辞书编写出版规划》。

三、艰难的跋涉

1987年底省内立项后，辞书编写的准备工作就全面铺开了。首要问题是筹措资金。由于没有经费，编辞典用的稿纸是学林先生厚着脸皮向校内各机构的熟人、已经留校的学生索要的，所用卡片是学校印刷厂的下脚料裁制的，更不要说购买图书、添置资料了。

第一笔资助来得很意外，来自喜爱传统文化的香港实业家朱恩馀先生及谢玲玲女士。他们得知我们编写《辞典》后，认为这件事“非常有意义”，并表示“很想帮助你们”。一个月后，来函表示愿意捐赠编写费用72万元。在新闻出版署的有关通知中，要求“将规划中的项目作为本省、自治区、直辖市和本部门出版规划的重点工程，认真组织实施”。学林先生认为，还必须争取省里出资支持。他想方设法，五次三番找到陕西省委主管文教的牟玲生副书记，他感动了牟书记，说服了牟书记，得到牟书记的支持。牟书记主持召开了财政厅长、宣传部长、出版局长、人民出版社社长和总编会议，商量资助事宜，最后决定资助一百万元。至此我们完成了资金筹措的任务。

其次，是组织编写队伍。学林先生凭借他的社交能力以及诚恳和热情邀请了一批学有所成、有一定造诣的专家。但我们辞书编纂研究所，除了一名老先生以外，没有人系统读过经，哪怕是只有1903个字的《孝经》也没读过，只是在古代文学作品选的课程中读过节选的《论语》《孟子》，以及“关关雎鸠，在河之洲”“郑伯克段于鄢”等。所以当周围的同志知道我们要编写《辞典》时，一些人说，没有经学专家，没有系统读过经，凭什么编《辞典》？就是清代儒生，整天钻在故纸堆里，“皓首”也只穷一经、两经，你们凭什么搞“十三经’’？真是一帮不知天高地厚的家伙！

因而劝诫者有之，担忧者有之，嘲讽者有之，也有人等着看笑话。偏偏学林先生不信邪：“十三经”是汉字写的，我们就不怕，没读过就读，读不懂就学，就钻研。谁天生什么都会？还不是学来的。不读书，不学习，寸步难行。颇有点“无知者无畏”的劲头。他还说，我们不仅要编《辞典》，还要造就一批经学家，还要出版有关经学的著作。就这样，编写队伍组织起来了。在学林先生前瞻性的胆略和执着之下，没有经学专家头衔的主编，领着一群未系统读过经书的我们，在专家学者的帮助下，开始了艰难的征程。

在过往的辞典编写生涯中，我们饱受了抄卡片、誊稿子这种手工业作坊式编写方法的苦头，所以当学林先生在同外地及我国台湾地区学者的交流中，获得了用电脑整理古籍的信息后，就萌发了用电脑辅助辞典编纂的念头。1988年我们购置了电脑。因当时并无现成的软件可用，就到处寻求合作伙伴，开始了尝试编制软件、建立字库等工作。我们是全国较早把电脑作为辅助手段应用到辞书编纂工作中的单位之一。在其后的编纂中，我们不断充实技术力量，根据编写工作的需要，技术上不断更新、完善，为《辞典》的编写提供了科学手段。在制订编写凡例、规划编写蓝图、试编样稿的过程中，我们遇到的最尖锐的问题是《辞典》编成什么样子？如果编成语文词典，已经有收词更为广泛的《汉语大词典》在先，我们再做没有任何价值；如果编成《儒学词典》一类的书，将涉及哲学史方面的诸多问题，这脱离了我们的专业，我们没有这个能力，也与我们动议的初衷不合。经过反复讨论、切磋，我们将《辞典》定位为文献专书辞典。我们编写《辞典》的目的十分明确：一是要进行语言研究，展现每部专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