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析白话文学为新文学之正宗

浅析白话文学为新文学之正宗摘要：白话文学是中国近代文学史上多次文学改革提倡和推崇的结果，对中国近代和当代文学的发展产生了极其深远的影响。

它促使中国文学由官方的文言文学向大众的普通白话文学转变，对中国文学的普及和群众知识水平的提高有重大作用；是自孔子打破官方教育垄断以来的一次对受教育范围限制的打破，促进了中华民族教育知识水平的提高。

关键词：中国白话文学革命之缘起13——16世纪一场思想文化解放运动席卷了整个欧洲，给欧洲带来一段艺术与科学革命时期，揭开了近代欧洲历史的序幕，被认为是中古时代和近代的分界。

晚清到民国初年这一段时期在中国的也发生了一场在思想和文化史上划时代意义的文学变革运动会晚清至五四这一段历史进程，其实也可被描述为书面语言的一段变迁史。

在其间，文言、白话这样两种迥然不同的语言形式形成了复杂交错的关系。

长期居于正统地位的“高雅”的文言文不可避免地由中心趋向于边缘，千百年来被视作“低俗”的白话文则取而代之，由边缘进入了社会文化的中心，成为了社会通用的书面语，一种新型的具有现代意味的文学语言也藉此而产生。

诚然，语言的变革并非两种话语模式之间的简单转移、置换，而是经历了一个漫长而又曲折的演变过程。

分别兴起于晚清、五四的两场白话文运动，在这一过程中无疑具备了某种标志性的意义“白话”是指汉语书面语的一种。

它是唐宋以来在口语的基础上形成的，起初只用于通俗文学作品，如唐代的变文，宋、元、明、清的话本、小说等，及宋元以后的部分学术著作和官方文书。

清末开始的文体改革可以分为“新文体”、“白话文”和“大众语”三个阶段。

到“五四”新文化运动以后，才在社会上普遍应用。

今天一提及“白话文”这一概念我们首先想到的必然是“五四”新文化运动中先辈们的努力而不是之前或之后的白话文。

其实白话文并不是“五四”时期创造出来的早已有之，在“五四”以前一千多年历史中就有不少禅门语录、理学语录、信札传奇、诗词曲调、白话小说等白话文学作品。

清末维新运动时期，开始有意识的提倡白话，兴起称为“新文体”的“通俗文言文”。

例如，黄遵宪引俗话入诗，反对崇古，他在1868年写的新诗，是文体解放的开路先锋：“我手写我口，古岂能拘牵？即今流俗语，我若登简编，五千年后，惊为古烂斑！”裘廷梁说中国虽然有文学而没有成为“智国”，民众识字却不是“智民”，就是因为“文言为害”，因而主张“白话是维新之本”。

黄遵宪倡导语言与文字合一的“诗界革命”。

维新巨子梁启超，用他那特有的打破了一切“义法”“家法”，条理分明却又富于刺激性的通俗浅显辞句，开创了一代“新文体”风格的散文，确立了可以不守有清一代桐城派古文枷锁的事实。

陈荣衮是提倡报纸改用白话的第一人。

王照制订字母，拼写“北人俗话”，不拼写文言。

这时候，白话书报在各地涌现，日见兴盛，其中白话报纸有10多种，白话教科书有50多种，白话小说有1500多种。

可是，直到辛亥革命之前，还没有人自觉地去实现以白话文代替文言文这个重大的变革。

从清末到民国初年，接连出现了几件可以决定文体改革方向的大事：一是科举制度的废除（1905）;二是辛亥革命推翻了封建皇帝；三是粉碎了袁世凯的称帝梦想（1905），《新青年》发出提倡科学和民主，打倒孔家店的号召。

思想的解放带来文体的解放，觉醒了的广大人民群众，掀起了民主主义的浪潮，为白话文运动打下了基础。

但是无论是这些维新人士提倡“白话”也好，还是后来的革命党人出于革命需要，办白话报刊，用白话写普及革命读物也好，他们所从事的白话文学革新努力，都有着两个方面缺陷：一是对文言文为主体的旧文学始终不敢正面冲击，主张渐进改良；二是由这些人中对“千古之至美”古文难以割舍的留恋中，可以看出胡适所指的“我们”和“他们”的区别，即高贵的“我们”与贩夫走卒引浆卖车等大众使用语言的区别。

胡适在白话文学运动中的作用意大意文艺复兴的代表人物和先行者是但丁。

但丁，作为意大利文艺复兴的先驱和意大利文学的奠基人，不仅以《神曲》奠定了他文坛巨人的地位，而且在理论上大力倡导俗语，号召人们抛弃僵化的、与日常生活脱节的拉丁文，要求在俗语的基础上建立统一的意大利语。

他的《论俗语》和《飨宴篇》，有力地论证了俗语的作用和地位，对文艺复兴时期意大利乃至欧洲文学产生了巨大影响。

20世纪初中国的语言现实与文艺复兴前夕意大利的情形极为相似，远在美国的胡适，以极为睿智的思维和敏感的眼光，意识到了二者间的相通处和暗合点，形成自己的白话语言观。

他决心在中国成就但丁一样的伟业，在中国掀起一场波澜壮阔的现代白话文运动，迎来中国的文艺复兴。

今日看来，现代白话文运动，虽是时代的感召，但胡适的个人作用也不容小觑。

正如萨丕尔所说：“文学史上进行思考，行动，梦想和反叛总是具体的个人，个体的行为在文学变革中的作用常常成为一个显现的历史创举。

”19胡适以其扎实的学术功底，完备的知识结构，独特的自身经历和敏感思变的先天素质等综合因素，牢牢地把握住了这一难得的历史机遇。

1915年，24岁留美学生胡适于这年的暑假开始，就中国的文字改良问题，在与旅美的中国同学任鸿隽、梅光迪、杨杏佛等辩论之中，得出了“文言是半死的文字”结论，进而提出要以白话为正宗的“文学革命”主张。

胡适认为：“今日之文言乃是一种半死的文字；今日之白话是一种活的语言，白话并不鄙俗，俗儒乃谓之俗耳；凡文言之所长，白话皆有之；白话乃是文言之进化；白话可以产生第一流文学；白话的文字既可读，又听得懂。

”他还发现一部中国文学史，便是一部中国文学工具变迁的历史，也是“一部活文学逐渐代替死文学的历史”。

胡适提出白话不仅可以作文，也可以作诗，并且以自古成功在尝试的勇气，作了第一批白话新诗。

1917年1月，经过两年多时间与朋友的诘难辩驳后，坚定要作白话文学革命掌旗健儿的胡适，把自己的“文学革命八条件”主张，改用《文学改良刍议》为题发表在《新青年》杂志上。

“吾以为今日而言文学改良，须从八事入手。

八事者何？一曰，须言之有物。

二曰，不摹仿古人。

三曰，须讲求文法。

四曰，不作无病之呻吟。

五曰，务去烂调套语。

六曰，不用典。

七曰，不讲对仗。

八曰，不避俗字俗语。

”胡适以历史进化的眼光，视“白话文学之为中国文学之正宗，又为将来文学必用之利器，可断言也。

”胡适的主张得到老革命家陈独秀高调呼应。

在紧接着的第2卷6号上，陈独秀发表《文学革命论》，公开宣称不怕冒与全国学究为敌的危险，高悬文学革命大旗，为胡适声援。

革命军大旗上要大书特书三大主义：“推倒雕琢的阿谀的贵族文学，建设平易的抒情的国民文学；推倒陈腐的铺张的古典文学，建设新鲜的立诚的社会文学；推倒迂晦的艰涩的山林文学，建设明了通俗的社会文学。

”由此，胡适的白话文学正宗论主张因《新青年》的鼓吹宣传而弘扬中国，并在成长中为新文化的广泛传播发挥了巨大的功能效用。

鲁迅曾在《中国新文学大系》小说二集序文中说过一段话，“凡是关心现代中国文学的人，谁都知道《新青年》是提倡‘文学改良’，后来更进一步而号召‘文学革命’的发难者。

但当一九一五年九月中在上海开始出版的时候，却全部是文言的。

苏曼殊的创作小说，陈暇和刘半农的翻译小说，都是文言，到第二年，胡适的‘改良文学刍议’发表了，作品也只有胡适的诗文和小说是白话。

后来白话作者逐渐多了起来……”我们由这段话不难看出胡适在新文学革命前期的作用。

白话文学革命，为以创造新文化为己任社会革新者找到了一个新载体。

(台湾的李敖先生曾经评论道：“七年一月，《新青年》以新面目出版了，六个教授轮流编辑，想开始为中国奠定‘非政治的学术基础’，培养一个思想自由的批评风气。

那一两年间，他们最大的成绩当然是胡适领导下的文学革命。

这个革命在建设方面的成绩，第一在救活了当时瘫痪的国语运动，因为没有文学的国语就不会有真正的国语；第二把历来不登大雅之堂的‘俗文学’变成了正宗的‘白话文学’，正名为‘国语文学’；第三产生了新的白话文学作品；第四介绍了欧美的新文学，给国语的欧化做了起点。

”)白话文学的全面兴起白话文学革命当然不仅是形式和体裁的变化，它对文学内容的自由表达和精神解放提供了优良的平台，新思想和新精神随之而来。

此后的历史正如新文化史论者常常写到的场景：新文学大军在陈独秀、胡适两位的引导下，如狂飙突进，席卷旧文学的营垒。

陈独秀、钱玄同直指“桐城谬种”、“选学妖孽”；胡适进一步提出如何建设中国新文学的“国语的文学，文学的国语”十字方案；周作人很快宣传起反载道的“人的文学”“平民文学”理论；他还用清新的“小品散文”作品打破了“美文不能用白话”的旧迷信；鲁迅明白，在传统中国，小说是向来不算文学的。

在轻视的眼光下，自从十八世纪末的《红楼梦》以后，实在没有产生什么较伟大的作品。

“小说家的侵入文坛，仅是开始‘文学革命’运动，即一九一七年以来的事。

”他所贡献出《狂人日记》、《孔乙己》、《阿Q正传》等深刻尖锐的小说，揭露封建旧伦理的“吃人”历史，痛切鞭挞消极贫弱的国民性，开创了新文学中白话小说的先河。

白话新诗创作继胡适开风气的《尝试集》后，俞平伯用实践“民众化的诗”态度写出《冬夜》；康白情用“散文的语风，剪裁时代的东西”，表现个人的冲动，自由吐出心里的《草儿》；汪静之大胆袒露一个追求个性解放青年的《惠的风》；郭沫若用《女神》，把白话新诗的创作又推到了一个新的高度。

白话新文学在诗歌、小说、戏剧、散文等几大领域，全面开拓，以其创作实绩巩固了文学革命的前进阵地。

新文化也因为白话新文学取得的累累硕果，为国人展现了毋庸置疑的前景。

尤其是革新后的白话文学作品，以其承载的厚重深刻的文学内容，成为抨击旧伦理、旧道德，倡导民主科学、价值启蒙、思想解放的新文化的极重要的载体，负载着新思想、新文化走向社会，唤起平民大众心声。

1919年五四爱国运动爆发后，促成白话报刊进一步流行大众社会。

有人不完全统计，在1919年之内，全国就出版了400多种白话报刊。

著名的有《少年中国》、《星期评论》、《建设》、《解放与改造》等。

报纸的内容也发生了变化，如日报的附张原先大多刊载戏子妓女的新闻，其后逐渐改登白话的时论、译著、小说、新诗了。

原先被认为持重的《东方杂志》、《小说月报》等大型文学杂志，在一些著名的新文化刊物带动下，也逐渐采用白话发表文学作品。

甚至军阀政客办的报纸，为应时顺势也不得不找几个青年学生办一个白话副刊。

1920年，北洋政府教育部决定国民小学的国文使用白话语文教材。

在白话文传播几成“一日千里”大势之下，白话也开始改称为国语，一个为社会各阶层共有的真正的新的语体文化时代，来到了中国。

个人认为白话文学之所以能成为新文学的正宗，处于中国近代文学史上的泰山北斗；主要是因为白话文学运动处于中国新旧交替的社会历史大变革，其白话文学自身具有许多相对于文言文学的时代特点；它的兴起代表了社会各界群众对文学改良的迫切期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