黑格尔论老子

黑格尔在其哲学体系中，既充分吸收了古代西方的哲学思想，亦明显受到中国古代道家“形上学”思想的影响。他在《哲学史讲演录》中，对孔子、孟子讲得很简略，一笔带过；而对《易经》，尤其是对道家的老子却很重视，并特别专门讨论了《老子》中的“道”和“无”。道家是产生于春秋战国时期的哲学流派，道教则是形成于东汉时期的一种宗教。虽然道教哲学以宗教化、方术化的方法对先秦道家哲学加以改造吸收，但两者是有联系更有区别的；老子更非道教创始人。黑格尔将“道家”和“道教”合为一谈。他说：“还有另外一个宗派即‘道家’。这一宗派的信徒不是官员，不与国家宗教有关，……这一派的哲学和与哲学密切相关的生活方式的创始人是老子，……老子的书，《道德经》，并不包括在正式经书之内，也没有经书的权威。但在道士中，……它却是一部重要的著作。他们献身于‘道’的研究，并且肯定人若明白道的本原就掌握了全部的普遍科学，普遍的良药，以及道德；——也获得了一种超自然的能力，能飞升天上，和长生不死。”（《哲学史讲演录》第一卷，《东方哲学·中国哲学》，124页，商务印书馆，1995。）黑格尔不通汉语，他从法国汉学家雷缪萨（Rémusat）的著作中间接地了解到老子，同时也接受了雷缪萨本人关于老子和道家的一些观点。黑格尔将道家和道教合为一谈，大概便是沿袭了雷缪萨的观点。他们二位大概都不知道，在战国末的田齐和西汉初年，曾经有过作为国家施政指导思想而风靡一时的黄老之学这一道家学派。所以，黑格尔只说“孔子的哲学就是国家哲学”，而认为道家“这一宗派的信徒不是官员，不与国家宗教有关”。他又说：“老子的信徒们说老子本人曾化为佛，即是以人身而永远存在的上帝。”（同上，127页。）这可能是听信了道教经典如《老子化胡经》中关于“老子入夷狄为浮屠”之类的传说故事。黑格尔理解老子的思想，所依据的是雷缪萨的解说。他写道：“据雷缪萨说，‘道’在中文是‘道路，从一处到另一处的交通媒介’，因此就有‘理性’、本体、原理的意思。综合这点在比喻的形而上的意义下，所以‘道’就是指一般的道路。‘道’就是道路、方向、事物的进程、一切事物存在的理性与基础。”（同上，126页。）黑格尔接受了雷缪萨对于“道”的解释，又引用《易传·说卦》中的一段话，来加以附会，认为：“‘道’（理性）的成立是由于两个原则的结合，像《易经》所指出的那样。天之道或天的理性是宇宙的两个创造性的原则所构成。……”（同上，126页。）这是黑格尔对于“立天之道日阴与阳”的理解，他用这来诠释《老子》中的“道”。最后黑格尔得出结论：“所以‘道’就是‘原始的理性，产生宇宙，主宰宇宙，就象精神支配身体那样。’”（同上，126页。）黑格尔对于“道”的这种理解，已经和他在哲学体系中用来指作为一切存在的共同本质和根据的那种无限的、客观的、无人身的思想、理性或精神的“绝对理念”完全一样了。德国学者杜辛（Klaus Düsing）认为，在1805至1806年间的《耶拿讲演录》中，黑格尔阐明了最初的哲学史理论。在这一时期的讲演中，黑格尔“第一次”确认了“他的理论”与先前理论的“历史关系”。（《黑格尔与哲学史》，16、17页，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2。）本文引用的《哲学史讲演录》，主要是依据黑格尔的《海德堡讲演录》整理增补而成。而《海德堡讲演录》则是他在1816—1817年和1817—1818年的冬季学期讲授的哲学史，比《耶拿讲演录》晚了十多年。所以，这应当是更为完善的版本。道教视“道”为造化之根、神明之本、天地之元，并把“道”人格化为神，称为“元始天尊”，并有“一气化三清”之说。而黑格尔则说：“只有当人把上帝当作精神，知道了精神的规定，上帝的规定才是对理性的本质的、绝对的规定，也就是对人的义务以及人的内在义务的本质的、绝对的规定。”（《中国的宗教或曰尺度的宗教》，见夏瑞春编、陈爱政译《德国思想家论中国》，江苏人民出版社，108页，1995。）在“把上帝当作精神”这一点上，黑格尔并未完全接受雷缪萨的观点。雷缪萨认为，“道”这个字最好用“逻各斯”（λóyos）来表示，它的意思是很不明确的。黑格尔接受了将“道”解释为理性、尺度的观点，这是与逻各斯相近的。但逻各斯在古犹太神秘主义哲学家斐洛和早期基督教那里，被说成是神的理性与智慧，或者是神创造世界的原型，基督则被说成是逻各斯的化身，是人和神之间的中介。而黑格尔主张“把上帝当作精神”，

这和道教把“道”人格化为神，在方法上是完全一致的；“逻各斯”本身不是神，而“道”和“绝对理念”本身就被看成神或上帝。与黑格尔同时的谢林，对于“道”的理解，则持有不同的观点。谢林认为：“‘道’不是以前人们所翻译的理性；道家学说亦不是理性学说。‘道’是门，道家学说即通往‘有’的大门的学说；是关于‘无’（即纯粹的‘能有’）的学说；通过‘无’，一切有限的‘有’变成现实的‘有’。生活的最高艺术或智慧，就在于把握住这种纯粹的‘能有’，它既是‘无’，但同时又无所不是。”（《中国——神话哲学》，同上，170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