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因文化协同进化思想的崛起

基因文化协同进化思想的崛起

——关于社会生物学所引起的争论

郭小林

哲学的反省精神在近十几年里愈来愈受到人类的重视。虽然人类一直具备着审慎的考察和寻根究底的天性，但大多数人很难理解对于自己本性的揣测。这一令人怵头的现象直到1975年美国哈佛大学威尔逊博士的巨著《社会生物学》［1］的出版才稍微有所转机。要理解作为精神文化最重要因素的科学，一定要考察这些活动过去的历史才行，威尔逊作出了类比，要想了解人类的本性，必须从生命的起源和演化入手。从现代达尔文的意义上讲，有机体不是为了自己活着的，而是为不朽的基因的繁衍活着的。人类的前面并没有特殊的目的，并由此推得，人类必须在自己的生物学本质所固有的伦理前提中作出选择。因此威尔逊断言：一切社会科学将来都可能包括到生物学里去，社会生物学就是以把这些学科纳入现代综合的方式重组一些社会科学的基础为己任的。威尔逊的支持者特里弗斯甚至认为政治学、法律、经济学、心理学、精神病学及人类学或迟或早都会成为社会生物学的分支。

一、什么是社会生物学

社会生物学就是研究一切社会行为的生物学基础。

“社会生物学”这一术语最早由美国的约翰·P·斯科特在1946年提出，当时不为人们所重视。斯科特是动物行为研究委员会的秘书，1950年他主张社会生物学一词应当更为正规地用作一种“学科间的科学”，它主要在生态学、生理学、心理学这些学科与社会学之间。1950-1970年期间，“社会生物学”一语零零散散地被用在一些学术性论文之中，直到1971年在威尔逊的《昆虫社会》一书中才给予了很高的地位。此书最后一章的标题就是：“展望统一的社会生物学”。他想在进化论的范围内解释从白蚁直至人类生命的全部“社会”活动。

威尔逊1975年出版的《社会生物学》是要把个体群生态学、种群遗传学与战后迅速发展的比较动物社会学结合起来创立一门新学科。全书共分27章，由三大部分组成：（1）社会进化：从探讨个体群生态学的数学方法出发，阐释种群淘汰、血缘淘汰等问题。（2）社会结构：概述了动物界的信息传递、势力范围、等级体系等现象。（3）各种社会性动物：广泛研究了从社会性昆虫直到鸟类、哺乳类动物的社会行为。第27章里主要试图运用社会生物学原理去说明一些社会科学中的问题。如说明美学、伦理学、历史学、宗教学中的各种现象。威尔逊以笔锋犀利、富有挑战精神给人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前后引用参考的文献多达2500种，足以说明他治学的严谨和诚实的态度。

二、历史的回顾

早在60年代，英国的汉密尔顿就认识到亲缘在社会行为进化中的理论意义。

他的基本思想是：一个个体通过帮助其近亲，即使自己付出一定代价也能够得到遗传上的利益。由此我们可以把亲缘选择过程作为自然选择的一种扩展，但是到底在多大的范围内对自然界的合作与利他主义是至关紧要的呢？这个问题在70年代初还悬而未决。牛津大学的大卫·兰克在《鸟类繁殖的生态适应》中提出：大多数利他主义行为是在亲缘中进行的。当然，在决定利他主义行为时，亲缘关系和躲避天敌的安全需要，竞争繁殖地点等生态压力在共同发生作用。

1971年，特里佛斯还提出了互惠利他主义进化理论。这种理论认为：如果利他者选择性地施惠于那些能够回报的个体，利他主义就能够由于自然选择而维持下来。80年代初，罗伯特·阿克赛劳特和汉密尔顿又进一步认为，只要在种群有足够多的回报者，便会使一个利他者遇到另一个利他者的概率趋向更合理。例如长尾非洲猴对录音机里放出的抚养过它的个体的呼救声反应十分强烈。

另一方面，关于文化人类学的研究已需要从新理论中吸取营养。实质上所有的文化变异在起源上都是表现型的，而不是基因型的。文化的某些方面可以在一个世代的时间内发生变化，从本质上讲，这对于基因进化的变化来说是快得无法相比的。极端正统的环境主义甚至认为在文化的传递中没有遗传的变化。马斯洛关于人类需要层次理论或多或少地引起了社会生物学家们的思考。另一位社会科学家乔治·C·霍曼斯于1961年接受了斯金纳关于使人类行为具有倾向性的理论假设，即在一段时间内奖励会成为一个人行为的动力，但过于频繁也会失败。威尔逊对此说道：“个体生态学家马斯洛的梦幻世界似乎与行为主义者和还原论者霍曼斯的不相同。然而他们的方法却是可调和的。……按照进化理论，称心合意的东西是由遗传适应单位来衡量的，因而大脑的情绪中心也是照此相应被设计出来的。在这种规则指向的那些目标之中，马斯洛的需求等级只是优先性的顺序。”（［2］，第30页）

社会生物学是进化理论发展的第三里程碑。达尔文创立进化论的时候，较多地注意到生物物种之间，生物个体之间的激烈的生存竞争，而对生物之间的合作行为和利他行为缺乏深入研究。尽管克鲁泡特金认为：“互助”是生物的本能，是一切生物（包括人类在内）进化的真正原因，但终因他陷入了政治的纠葛而未能得到学术界的承认。60年代，汉密尔顿开始注意达尔文理论的这个缺陷，于1964年提出，利他行为有利于传播个体的基因，因而这种行为的主体被选择下来了。利他行为虽不利于个体的生存和繁殖，但对群体的生存和繁殖是有益的。他认为自然选择的单位不是个体或物种，而是群体。70年代，特里弗斯、威尔逊综合了动物行为学、遗传学、分子生物学等学科的成就，进一步发展了汉密尔顿的学说。他们认为自然选择主要发生在最低的水平上。因此选择的基本单位既不是物种，也不是群体，严格说来甚至也不是个体而是基因。“有机体只是DNA 制造更多DNA的工具。”基因既是遗传的基本单位，也是自然选择的基本单位。

三、威尔逊著作所引起的争论

《社会生物学》的问世引起了学术界广泛的注意和激烈的争论。短短的几年里得到了迅速的发展，这在20世纪科学史上是罕见的事情。现在已出版了6种杂志，每年有几百篇论文发表刊出，还发行了一些教科书和专题论文集。

它的影响已远远超出了生物学和自然科学的范围，触动了社会学、经济学、伦理学、政治学等许多学科。人们对之毁誉参半，有人认为它是“生物学的一场革命”。美国著名社会学家丹尼尔·贝尔把它列为70年代世界社会科学所取得的四项成就之首。但也有人认为它是“性岐视主义的理论”，是“种族主义的理论依据”

为什么这位令人尊敬的昆虫学家威尔逊引起了这么大的争论呢？这是因为他认为人类的行为在很大程度上是由遗传决定的，激怒了一部分社会科学家、宗教界人士和自由主义者。这些人坚持说是文化教养而不是遗传决定了人类的本质。

《社会生物学》刚一出版，1975年11月13日哈佛大学波士顿地区的16名学者、讲师、生物学家和医学系学生联合发表论文，批评威尔逊的观点。1977年这一集团增至45人。波士顿集团批评威尔逊的这种理论是一度被抛弃了的斯宾塞社会达尔文主义的翻版，甚至是为纳粹的种族优劣论扬幡招魂。他们认为：如果威尔逊的观点是正确的话，那么现存人类社会的各种特点，甚至像专制独裁、各族差别、男尊女卑等丑恶现象都具有合理性，因而，波士顿集团说《社会生物学》是一本有害的读物。

威尔逊的赞同者在其态度的激烈程度上不亚于反对者，普林斯顿大学数理生物学家R·M·梅 1976年初在《自然》杂志上发表书评，支持威尔逊以达尔文主义适应尺度为中心的生物社会进化论。同年，国际杂志《动物的行为》编辑部主持召开了《社会生物学》的“书评座谈会”，参加者有G·P·贝伦兹等14人。大部分学者赞扬了威尔逊的浩繁工作。关于遗传和环境的主次问题早在1975年11月9日威尔逊会见《纽约时报》记者时已经指出“人类行动的90%来自环境，10%左右来自遗传。”（［3］，第77页）

威尔逊对于来自宗教方面的武断批评给予了严厉的回答。他认为当今世界上唯一最危险的力量就是独断的宗教，他在《论人类的本性》一书中，用社会生物学的观点解释了独断的宗教的无所不在并且经常是危险的力量。他试图使社会生物学成为给神学的许多传统假想致命一击的炮弹。他写道：宗教教义“对于采取交流仪式——婚姻、死亡等等的人来说，不仅仅是一种令人愉快的丸药。我自己就愿意吞咽这些丸药。它的危险在于太容易陷入民族主义和疯子的想入非非的圈套。当代穆斯林极端主义就是一个很好的范例。（［4］第 183页）

威尔逊被反对者看成是一位种族主义者，这也是一种误解。当然他讲过一些有利于种族主义的话，不止一次地猜想过排外症（即仇视外国人）有某种遗传学基础。但是他不相信有“劣等人种”，也根本不是种族隔离的拥护者。即使是社会生物学的某些结论被用来作为种族主义行为的托词，也不能证明威尔逊有这种带政治性的倾向，当年，社会达尔文主义利用达尔文的成就说过一些不利于人类伦理精神的话也丝毫没有影响达尔文及达尔文主义的历史地位。实事上，社会生物学认为：生命是一个确保某些基因世世代代再现的过程。某些基因的携带者试图控制和消灭其它不同基因的携带者也是十分自然的事。只是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