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国留学生规则字偏误分析X

语言教学与研究2001年第5期

外国留学生规则字偏误分析Ξ

———基于中介语语料库的研究

高立群

提要　本文根据中介语语料库数据,对外国留学生在读音规则形声字和不规则形声字的错误进行了对比分析。结果显示,国籍(母语)和HSK等级和留学生形声字的掌握有密切的关系;外国留学生对规则字和不规则字的学习掌握没有差别,表明他们对规则和不规则字具有同样的依赖字形信息的加工策略,这一点符合直通模型的假设;欧美和韩国留学生在不成字部件构成的汉字上的错误率高于成字部件构成的汉字,这部分支持了外国留学生在形声字的认知加工中主要依赖字形信息的观点。

关键词　汉字习得;形声字;规则字;不规则字;字形和字音

一　引言

在对字词进行阅读、命名或者语义判断等认知加工时,需要通达该字词在心理词典中的词条表征。在由外界刺激模式激活心理词典相应词条的过程中,有两种信息可以被利用:词形和语音信息。那么,哪一种信息才是对词汇通达起决定作用的呢?

1.1拼音文字方面的研究

在拼音文字方面的研究中,对此问题主要存在三种理论观点。

第一种被称为语音中介理论,它认为在词汇加工过程中,形态信息并不能直接激活心理词典中的词汇信息,而必须经过由形—音这一加工阶段,然后再由语音信息通达心理词典中的词条(Van Orden,et.al.1988)。

其次是直通模型(Direct Access Model),该理论认为在阅读中通达心理词典中的词条主要是通过词的形态特征实现的,因为依据形—义的通路要比形—音—义的通路环节更少,加工也更为直接、快速和有效(McCuster,et.al.1981;Fleming1993)。虽然也有研究(Grainger& Ferrand1994)表明在词汇加工的过程中存在语音的自动激活,但它对形—义通路没有影响,而只是一个词汇加工的伴随现象。

Coltheart等(1993)提出的双通道模型可以说是对前两种理论的结合,它认为在词汇加工中存在两条不同的加工路径:词汇通路和非词汇通路。在词汇通路的加工中,词汇的形态特征会直接激活心理词典中的相应词条,并获得词汇的语义和语音信息。非词汇通路的加工则是

Ξ本研究得到国家社科基金项目资助(项目号:99B YY014)。本研究的语料收集工作得到了崔永华、陈小荷教授的大力帮助,在此一并致谢。

由外界字母串的形态特征经过一个形音转换规则(Grapheme2to2Phoneme Conversion Rule, GPC)获得该字母串的语音,然后这些语音信息再激活心理词典中相应的词条和语义信息。在实际的词汇认知加工中,这两条加工路径是被平行启动、相互竞争的,哪一个加工路径加工快,它就决定词汇加工的结果。

1.2汉语方面的有关研究

现在国际语言学界把文字分成浅层文字(如塞尔维亚—克罗地亚文,西班牙文)和深层文字(希伯莱文、英文)两种。浅层文字容易见形知音,而深层文字见形知音较困难。汉字是一种表意文字,和这些文字相比,字形和字音的关系不,因此一些研究者(周晓林1997)认为在汉字的加工中,形态信息在汉字语义通达中起着决定性的作用,而语音信息是不发挥作用的。

但也有人不同意这种看法。他们认为汉字虽然是表意文字,但也有标音功能。王凤阳(1989)系统探讨了形声字在汉字发展中的重要作用后认为,大量发展形声字是汉字独特的表音道路。还有许多学者利用汉字材料对汉字语音的作用进行了深入的实验研究。张厚粲等(1989)和Cheng等(1988)以及Perfetti等(1992,1995)在启动实验、词汇判断和同义判断等多种认知作业中,均发现了汉字语音的早期自动激活现象。Perfetti和Zhang(1991)和Tan等(1996)的研究更是在时间进程上证实了汉字的语音激活发生在语义通达之前。

另外,有关汉字规则性效应的发现也有力地支持了汉字加工中语音具有重要作用的观点。形声字是由形符和声符构成的,声符和整字读音相同的字我们通常称之为规则字,声符和整字读音不同的字则是不规则字。大量的以汉语母语者为被试的实验研究(Hue,et.al.1992; Peng,D.et.al.1994;Zhou et.al.1999)表明,规则字在命名作业中的加工速度要快于不规则字,这就是规则性效应。另外,有研究(高立群2000a)还发现在形声字的语义范畴作业中,低频规则字的判断时间也比低频不规则字的判断时间要短。

1.3汉语作为第二语言的研究

外国留学生在将汉语作为第二语言学习时,对汉语字词的加工主要依赖的是形态信息呢,还是语音信息呢?笔者在对外国留学生汉字校对作业的研究中(高立群2000b)发现,在汉语校对阅读过程中,无论是初级、中级还是高级汉语水平的外国留学生,同形错别字的检出率要明显地低于同音错别字,这表明形态信息在外国留学生的汉字识别过程中始终起着主导作用。

我们还发现,日韩留学生汉语形声字的错误率和非形声字的错误率并没有差异,由此我们推测日韩留学生对汉语形声字的加工和非形声字一样,为整字加工。另外,还发现欧美留学生在甲乙级非形声字和形声字的错误率上没有差异,但在丙级字方面,形声字错误率要明显高于非形声字。由此我们推测欧美留学生在低频形声字的加工方面不同于非形声字,可能使用了部件策略(高立群2000c)。形声字的部件不仅在读音上有可能和整字相同和相近,而且在字形方面也和整字部分相同。那么欧美留学生在汉字形声字的加工中所使用的部件策略是依赖于部件形的信息还是利用了部件的表音性信息呢?为此,我们对外国留学生读音规则的形声字和读音不规则的形声字的错误率进行了分析,以进一步探讨形态和语音信息在外国留学生形声字认知加工中所起的作用。

二　规则字和不规则字的比较分析

2.1语料的选择

我们从北京语言文化大学开发的中介语语料库中分别选取日本留学生使用过的4265个

汉字、韩国留学生使用过的2551个汉字和欧美留学生使用过的2550个汉字,在此基础上进一步筛选了日、韩、欧美学生共同使用的形声字1891个作为分析之用。

在筛选的1891个汉字中,按HSK等级划分共有甲级字547个,乙级字630个,丙级字379个,丁级字271个,超纲字64个;按结构类型划分共有上下结构401个,左右结构1255个、半包围结构221个,嵌入结构14个;按部件数划分共有2部件字577个,3部件字793个,4部件字371个,5部件字124个,6部件字22个,7部件字4个。

2.21891个规则形声字和不规则形声字的错误分析

2.1.1欧美、日、韩学生1891个形声字的错误分析

我们预测外国留学声对规则字和不规则字的掌握会表现出不同,并且不同母语的学生可能在规则字和不规则字的学习方面也会表现出不同。因此,对1891个规则字和不规则字的错误率分布进行了对比分析,表1列出欧美和日韩留学生在1891个规则字和不规则字的平均错误率。

表1　1891个规则和不规则字的平均错误率(%)分布

　HSK等级欧美留学生日本留学生韩国留学生

不规则字

甲 5.0 3.3 4.2乙7.2 4.2 5.2丙 6.1 5.0 5.0丁 5.1 5.57.2超纲 4.4 5.8 5.9

规则字

甲 5.7 4.0 4.9乙 6.4 4.97.1丙8.4 4.8 4.6丁 3.3 4.8 5.6超纲8.1 5.310.2

对此进行ANOVA分析,结果显示,HSK等级(F(1,1881)=4.35,p=.002)和国籍(母语)因素(F(2,3762)=4.83,p=.008)的主效应均达到了显著水平,规则性因素(F(1,1881)=2. 43,p=.12)的主效应没有达到显著水平;规则性因素和HSK等级的交互作用(F(4,1881)= 1.74,p=.14)规则性和国籍因素的交互作用(F(2,3762)=.74,p=.48)以及规则性、HSK等级和国籍因素三者的交互作用(F(8,3762)=1.59,p=.12)均未达到显著水平;但是HSK等级和国籍因素之间的交互作用(F(8,3762)=2.95,p=.003)达到了显著水平。进一步的简单效应分析显示,韩国留学生对乙级和丁级字的错误率显著地高于甲级字(F(4,1886)=4.08,p =.003);欧美留学生对乙级和丙级字的错误率显著高于甲级字(F(4,1886)=3.54,p=. 007);日本留学生对乙级、丙级和丁级字的错误率显著高于甲级字(F(4,1886)=3.12,p=. 014)。

从分析的结果可以看出,国籍(母语)和HSK等级都影响汉字掌握,但是我们所关注的规则性对各国留学生的汉字错误率没有影响,这是否表明外国留学生对规则字和不规则字的认知和学习机制是相同的呢?对此,我们尚不能断言,因为在上述语料中,规则字和不规则字在字频、HSK等级、笔画数、部件数和结构类型等诸多影响汉字认知的因素方面可能不平衡,这有可能对规则性因素作用的表现产生影响,因此还需要进一步的深入分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