曹操的形象分析(完整)

曹操的形象分析大全

曹操在我国历史上是一位具有着举足轻重作用的人物，曹操是中国文学上，史学上少见的争议巨大的形象。在近两千年的时间里，曹操的形象又经过了那些颠覆性，戏剧性的演变，曹操的历史形象，一方面是由于《三国志》是正史，其书写也更加强调历史的真实性。《三国志》中的曹操机警聪明，有孝行，是个旷世奇人，具有济世之才。《三国志》中主要张扬其文治武功和卓越才能，给予了相当高的评价，同时开启了尊曹贬刘的先河。两晋南北朝时期是对曹操褒贬兼有的时期，也是其文艺形象启蒙的阶段。这时期，南朝记述魏晋时期人物的笔记小说《世说新语》中的曹操形象呈现出如下特征。乱世奸雄、谲诈典型、妒贤代表、好色之徒、功业千载。唐代是曹操形象进一步丰厚化的时期。唐代统治者尤其唐太宗虽从自身的价值取向出发，对曹操的篡逆行为也进行了严厉批判，但对曹操的“匡正之功”仍评价很高。唐代政治、经济形势的发展和开明的文化政策，使唐代士人对曹操的英雄业绩较为崇拜和景仰，尤其对其文采赞叹不已。他们创作了大量有关曹操事迹的诗歌，对曹操进行渲染，为《三国演义》中的曹操形象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宋元时期是曹操形象由英雄圣主到篡逆奸臣的大转折期。从上层统治者、士大夫阶层到民间大众，“尊刘贬曹”渐渐成为主导思潮。元《三国志平话》及众多宋元戏曲作品都极尽贬抑之能事，从相貌描写、军事胜败等各方面，一味贬损、嘲弄曹操，传达了民间大众心目中对仁君的渴望，对暴君的憎恨情绪。此时期曹操的文艺形象与其本来而貌有较大偏离，曹操的奸雄形象基木定型。明清时期，曹操形象由英雄到奸雄彻底颠覆，从英雄豪杰逐步沦落为薄情寡义，乱臣贼子式的人物。在这一时期的两部三国题材的作品三国志通俗演义和毛本三国演义更可以看出明显的尊刘抑曹的倾向。

孙盛《异同杂语》云：“太祖尝问许子将（按许邵字子将）：‘我何如人？’固问，然后子将答曰‘治世之能臣，乱世之奸雄。’太祖大笑。”汤用彤《读人物志》亦云：“《后汉书》言许子将目曹操曰‘子清平之奸贼，乱世之英雄。’”另外，《世说新语·识鉴》也说“曹公少时见乔玄，玄曰：‘天下方乱，群雄虎争，拨而理之，非君乎？然君实乱世之英雄，治世之奸贼……。”这是将曹操视为“治世英雄，乱世奸雄”较早的材料。其中刘邵的说法为世人所公认，而乔玄之说，在《世说新语》刘孝标注中已予以否认。《三国演义》也直接取用了刘邵的话。总之，不管怎样，曹操“治世之能臣，乱世之奸雄”一说由来已久，据史料，它也为曹操所接受，曹操听后竟“为之大悦”②、“大笑③”。曹操之所以如此，是因为“盖曹操素以创业自任也”。④

由此，我们可以认为，无论古今，“奸雄”二字，无非有两个含义：所谓“雄”，指英雄，其义甚易理解。而所谓“奸”，则应结合曹操的思想、行为及表现来理解。

曹操由历史走上舞台（指脸谱化的戏曲艺术），并作为“白脸奸臣”而家喻户晓，很大程度上是由于受罗贯中《三国演义》的影响，再加上毛纶、毛宗岗父子的评点，曹操的脸谱化迅速固定。尽管《三国演义》及毛评之前已有不少拥刘反曹的观点，但是，那仅仅是出于政治目的，是政治需要，关键所在也仅是应该尊谁为正统的问题，并没有使曹操的形象有所改变。虽然反对他，仍然把他作为一个英雄（或者说是历史上的“奸雄”）来看的，

如典型的习凿齿的观点：

自汉末鼎沸五六十年，吴、魏犯顺而强，蜀人杖正而弱，三家不能相一，万姓旷而无主……（晋）配天而为帝，方驾于三代，岂肯俯首于曹氏，侧足于不正？……以晋承汉，功实显然，正名当事，情体亦厌，又何为虚尊不正之魏而亏我道于大通哉！

（《晋书·习凿齿传》）

显然，习凿齿是欲让晋承汉祧，拥刘反曹。其他如朱熹等反对曹操者，其目的也不是反对曹操本人，而是反对以魏为正统。说透了，这是一种社会需要、政治需求。但到了《三国演义》，尤其是毛宗岗的评点，情况则大不相同。

毛宗岗在评点中，对曹操大加挞伐，称曹操是“古今来奸雄中第一奇人”，并把他与诸葛亮“古今来贤相中第一奇人”、关羽“古今来名将中第一奇人”相对照，其目的显而易见。就小说美学来说，毛宗岗无论对关羽、诸葛亮，还是对曹操的评点，在人物的美学方面的成就没有任何人可以替代。但问题在于，就曹操本人来说，他却使曹操的形象大为改观。评点中，毛宗岗不断以各种语言攻击曹操。如在小说中曹操听了刘邵的话，不怒而喜之后，毛评道：“喜得恶，喜得险，喜得无礼，喜得不平常，喜得不怀好意。只此一言，便是奸雄本色。”曹操马踏麦田，割发代首，毛评道：

曹操一生，无所不用其借：借天子以命诸侯，又借诸侯以攻诸侯。至于欲安军心，则他人之头亦可借，欲申军令，则自己之发亦可借。借之谋愈奇，借之术愈幻，是千古第一奸雄。（毛宗岗之语均引自毛宗岗评点本《三国演义》，下同。）

赤壁大战之后，曹操痛哭郭嘉，认为“若奉孝（郭嘉字奉孝）在，决不使吾有此大失也。”毛评道：

曹操前哭典韦而后哭郭嘉，哭虽同，而所以哭则异；哭典韦之哭所以感众将土也，哭郭嘉之哭所以愧众谋士也。前之哭胜似赏，后之哭胜似罚。不谓奸雄眼泪既可作钱帛用，又可作挺杖用。奸雄之奸，真是奸得可爱。

毛宗岗的这些点评，是使曹操成为“奸雄”的重要原因，之后的戏曲舞台竞相把曹操固定为“白脸”而使之脸谱化，渐渐由正面历史人物演变为舞台反面角色，这已离开了历史真实。

曹操是《三国志通俗演义》中塑造的众多不朽的艺术典型形象中最为成功的一个。罗贯中对前代源于史书、杂传、诗歌、平话、三国戏中的有关曹操的各种文献记载、传说故事采取了兼收并蓄的态度。无论是正面的，还是负面的，只要能为表现人物的性格特点来服务，便皆取而用之。兼收并蓄的同时势必造成史实的失真，同时，这些民连流产的轶事经过技工作用于曹操这一人物身上。(同样的意思能改成自己的话吧)不仅形成多元的统一，而且明确地表现为不同于任何一个的艺术典型。这一艺术典型的性格结构是复杂的、多层次的，同时也是统一的。[4] 与罗贯中的《三国志通俗演义》比较来看，毛本《三国演义》有很多与其情节、文字相异之处，这些相异之处必然会影响人物形象的表现。就曹操人物形象来说，在情节文字的变化中，人物丰富复杂的性格结构逐渐向集中表现其道德丑的方向发展了。试举数例说明：

例如前文所述曹操义释关羽一事，罗本《三国志通俗演义》中，曹操数次下令沿途关卡不得阻挡关羽；而毛本《三国演义》中，关羽却因为缺少曹操的一纸文凭而遭遇重重困难。这一情节的细微改动使曹操全关羽之义的大度成了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