醉驾型危险驾驶罪若干问题探讨

醉驾型危险驾驶罪若干问题探讨[摘要]醉驾一律入刑符合醉驾行为抽象危险犯的属性，符合立法目的，有利于防止权力异化。

对醉驾的法定刑设置偏低导致在适用强制措施以及构建累犯制度上存在诸多障碍，应提高法定刑至有期徒刑以解决司法实务过程中的难题。

[关键词]醉驾型危险驾驶罪；法定刑；强制措施；累犯制度自2011年5月醉驾入刑以来，酒后驾驶的危险行为得到了有效遏制，社会交通秩序得到了显著改善。

但是关于醉驾是否一律入刑一直以来争论不休，同时其法定刑偏低导致在司法实务中产生一些问题。

笔者试就醉驾型危险驾驶罪的立法及司法适用的有关问题发表一些浅显的看法。

一、醉驾的犯罪构成醉驾是指醉酒状态下在道路上驾驶机动车的行为，根据《刑法修正案（八）》的规定，该行为构成危险驾驶罪，其具体犯罪构成如下：（一）犯罪主体要件本罪的犯罪主体是达到刑事责任年龄，具备刑事责任能力的自然人，即年满16周岁具有刑事责任能力的人都应成为此罪的犯罪主体。

（二）犯罪主观要件本罪属于故意犯罪，故意的内容是针对危险驾驶行为本身而言，只要行为人知道自己喝了一定的酒，事实上又达到了醉酒状态并驾驶机动车辆即可构成本罪。

（三）犯罪客观要件本罪的客观方面表现为在道路上醉酒驾驶机动车，需同时具备四个条件：（1）行为条件：醉酒驾驶机动车的表现形式为不作为，行为人在能够履行自己应尽义务的情况下不履行义务，即驾驶人应该履行《道路交通安全法》及其实施条例等交通法律法规所规定的谨慎驾驶义务而没有履行。

（2）空间条件：醉酒驾驶机动车要在道路上进行，这里的“道路”与交通肇事罪中的“道路”范围相一致。

按照《道路交通安全法》第一百一十九条的规定，“道路”是指公路、城市道路和虽在单位管辖范围但允许社会机动车通行的地方，包括广场、公共停车场等用于公众通行的场所。

（3）对象条件：驾驶的是机动车。

按照《道路交通安全法》第一百一十九条的规定，机动车是指以动力装置驱动或者牵引，上道路行驶的供人员乘用或者用于运送物品以及进行工程专项作业的轮式车辆，包括大型汽车、小型汽车、专用汽车、特种车、有轨电车、无轨电车等机动车辆。

（4）情节条件：本罪不以情节论，只要驾驶者血液中酒精含量达到100毫升血液中含80毫克酒精即可构成本罪，而不要求致人死亡或者物质受损的严重后果。

（四）犯罪的客体要件《刑法修正案（八）》将危险驾驶罪规定在“危害公共安全”一章，显然，本罪侵犯的客体为公共安全以及道路交通秩序。

二、关于醉驾入刑问题最高人民法院副院长张军认为：达到醉酒标准并非一律构成刑事犯罪，还要结合刑法总则第十三条的规定，对危害社会情节显著轻微、危害不大的，排除在犯罪之外。

公安部发表声明表示对醉驾一律予以刑事立案。

而从立法者的本意来看，醉驾一旦达到酒精含量标准就构成犯罪。

笔者也赞成醉驾应一律入刑，不应当受到情节限制的观点。

（一）醉驾一律入刑符合醉驾行为的本质属性醉驾型危险驾驶罪属抽象危险犯，这里的危险指的是行为自身的危险性，而不是犯罪构成中的结果要素，它无需法官根据客观事实区分证明危险性的发生与否，而是由刑法直接规定醉驾行为具有危害性应受刑事惩罚。

该种危险是法律上的拟制，是立法者根据经验法则将某种惯常发生的不法行为直接拟制成某种危险状态，一旦行为发生就被认为具有了危险性，从而实现了法益的提前保护。

[1]对于醉驾行为而言，只要实施了醉酒驾驶的行为，就可以认定该行为具有发生侵害结果的危险。

同时，从医学角度上看，当人体血液酒精含量达到10mg/100ml 以上时，人的判断力和控制力都会下降，即便行为人是清醒的，但是其对道路状况的判断力和敏感力降低，容易产生危险。

因此，醉驾行为的高度危险性特征决定了醉驾应一律入刑。

（二）醉驾一律入刑符合立法的目的《道路交通安全法》第九十一条规定，醉酒驾车除由交警部门约束至酒醒，吊销机动车驾驶证，且五年内不得重新取得机动车驾驶证外，还须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由此可见，醉酒驾车不但要承担行政责任，还要承担刑事责任，其根源在于醉酒驾车是比饮酒驾车更为恶劣的行为，是情节恶劣的饮酒驾车。

这就解释了为什么在《刑法修正案（八）草案》中，曾要求醉酒驾车要达到情节恶劣的程度，而生效的《刑法修正案（八）》却取消了对情节恶劣的要求。

[2]醉驾型危险驾驶罪的立法本意是通过对醉驾行为的行政处罚上升为较轻的刑事处罚来达到警示醉驾者、遏制醉驾行为、最大限度减少醉驾行为带来的潜在危险的目的，如果再设置危害结果、严重情节等条件，将背离该立法的目的。

醉驾行为对他人的人身和财产安全以及公共秩序造成极大的威胁，是否发生危害结果、是否存在严重情节或恶劣情节仅仅影响量刑的幅度，并不影响犯罪的成立。

（三）醉驾一律入刑是尊重立法的表现，有利于防止权力异化根据《立法法》的规定，法律解释权属于立法机关，法律的规定需要进一步明确具体含义或法律制定后出现新的情况需要明确适用法律依据的，由立法机关解释。

何为“情节显著轻微”没有明确量化的标准，应由立法机关解释，如果由司法机关解释将导致自由裁量权过大，容易滋生腐败。

醉驾一律入刑，一方面可以避免违背立法者的初衷，损害刑法的威慑力，另一方面又可以避免权力异化滋生腐败。

三、关于醉驾法定刑问题醉驾入刑确实有效遏制了酒后驾驶的危险行为，但因其法定刑设置较低，导致在处理危险驾驶案件的司法实践中出现了一些难题。

（一）醉驾的认定标准及法定刑偏低目前我国对酒驾的认定标准为2004年国家质检总局发布的《车辆驾驶人员血液、呼气酒精含量阈值与检验标准》，其中规定当每百毫升血液中的酒精含量大于或等于20毫克、小于80毫克时为饮酒驾驶，大于或等于80毫克时为醉酒驾驶。

而发达国家却更加严厉，如瑞典的酒驾认定的酒精含量标准起始点为2毫克，德国是3毫克，日本是5毫克，美国为8毫克。

[3]由此可见，我国对酒驾行为的认定标准明显低于国外。

根据我国《刑法修正案（八）》的规定，犯危险驾驶罪判处拘役并处罚金。

而国际社会对危险驾驶罪的处罚力度更为严厉，例如日本《道路交通法》规定，对于醉酒驾车者处以五年以下有期徒刑或100万日元以下罚款；饮酒驾车者处以3年以下有期徒刑或50万日元以下罚款；对饮酒驾车司机的同乘者和供酒人处以2年以下有期徒刑或30万日元以下罚款。

[4]可见，日本对酒驾行为惩罚十分严厉，甚至对同乘者和供酒者也都追究严厉的责任。

在香港特别行政区，对醉酒驾驶行为若经公诉程序审查构成犯罪，可处3年监禁并处2万港币的罚金；若经简易程序认定成立犯罪的，对初犯处6个月监禁，并处罚金。

（二）醉驾法定刑偏低影响诉讼活动的进行刑事诉讼法第60条规定，只有对有证据证明有犯罪事实，可能判处徒刑以上刑罚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才能适用逮捕措施。

危险驾驶罪的最高法定刑为拘役，因此不适用逮捕强制措施，公安机关对于醉驾行为人只能采取拘留以及一些非羁押性措施。

刑事诉讼法第69条规定，公安机关对被拘留的人，认为需要逮捕的，应当在拘留后的三日以内，提请人民检察院审查批准。

在特殊情况下，提请审查批准的时间可以延长一日至四日。

对于流窜作案、多次作案、结伙作案的重大嫌疑分子，可以延长至三十日。

因醉酒驾驶不属于流窜作案、多次作案、结伙作案的情形，所以公安机关对醉驾行为人的拘留时间最长为七日。

大部分地区的大多数案件都很难在七日内审结，因此，对犯罪嫌疑人或被告人的强制措施就要转变为取保候审或监视居住。

如果犯罪嫌疑人或被告人在此期间逃避侦查或者审判，将导致程序回转——审判机关将案件退回检察机关，检察机关将案件退回公安机关，为保证犯罪嫌疑人或被告人到案，公安机关又再次采用拘留措施，从而造成司法资源浪费，诉讼效率低下。

如果经过两次退查，犯罪嫌疑人仍旧无法到案，或者犯罪嫌疑人在侦查阶段取保候审期间逃避侦查，将导致诉讼程序中止，形成“呆案”。

因此，部分地区为保障犯罪嫌疑人或者被告人到案，加快诉讼进程，在七日内将案件审结。

但是由于时间短暂仓促，将难以保证办案质量。

[5]因此，笔者认为应将醉驾型危险驾驶罪的最高法定刑提至有期徒刑以破解强制措施适用的难题，保障诉讼活动顺利进行。

（三）醉驾法定刑偏低不利于累犯制度的构建我国《刑法修正案（八）》与新《道路交通安全法》忽视了再次醉驾问题，对再次醉驾的规制均为空白。

现行醉驾的法定最高刑仅为拘役，不符合一般累犯要求的“应当判处有期徒刑以上刑罚”的规定，因此醉驾再犯行为不适用累犯的规定。

新《道路交通安全法》对行为人在醉酒驾驶机动车被处罚后，再次醉酒驾驶机动车的行为也没有规定如何处罚。

事实上，醉驾行为人在受到处罚后又实施相同行为，其主观恶性比初次犯罪更为恶劣，人身危险性更大，其所受的处罚也理应更为严厉。

[6]因此，笔者认为应将醉驾型危险驾驶罪的最高法定刑提高至有期徒刑，以解决醉驾再犯的问题。

综上所述，醉酒驾车行为危害性极大，我国应持“零容忍”的态度，对醉驾行为一律入刑。

醉驾的法定刑设置偏轻，不利于实务操作，对再次醉驾的行为人难以起到惩治和教育的目的，因此将醉驾型危险驾驶罪的最高法定刑提至有期徒刑，既不违背立法者设立该罪的初衷，又可有效解决强制措施问题和程序困境问题，同时也提高了醉驾型危险驾驶罪的犯罪成本，有利于发挥刑罚的警示和预防功能。

[注释][1]李艳平.以黑河地区交通肇事案件为视角分析危险驾驶罪的理论基础和刑罚必要性.法制与社会，2012，（3）.[2]田宏杰.醉酒驾车刑事案件规范适用.人民检察，2011，（20）.[3]吴贻伙.醉驾入刑后，缓刑适用率高居不下.检察日报，2012—2—14.[4]贾银亮.中日危险犯罪比较研究.中国政法大学硕士学位论文.[5]张秀娟.危险驾驶罪的实践难题及解决方案.检察日报，2012—4—16.[6]王永杰.构建我国的醉驾累犯制度初探.政治与法律，2012，（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