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代中国发展机遇的分析

当代中国发展机遇的分析

房良钧

在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新的历史时期,从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到十五大,对于当代中国发展机遇的分析,受到了高度和始终一贯的重视。在我们党的机遇分析的自觉活动中,充分体现出强烈的历史机遇意识和高超的领导艺术。分析机遇,抓住机遇的实践,为党领导伟大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积累了新的重要的经验。

机遇,是人或人们实践中遇到的一种社会现象。马克思主义认为,整个世界是普遍联系着的。世界上的事物都是相互联系、相互依赖、相互制约、相互作用的,都是互为条件的。和世界上的事物一样,人们的实践活动,总是处于和自然界及社会的广泛联系之中,这样,自然界及社会中的各种联系就成了这一实践的外部条件。由于构成外部条件的诸因素本身是处在不断的变动之中,诸因素相互之间联系的范围、方式、程度等也在不断的变动之中,加之,人的实践与外部条件的联系也在不断的变动之中,所以,实践的外部条件处在一种变动之中。实践的这种外部条件的变化,在一定时候可能到达一种状态,恰好十分适合主体实践的需要,满足主体实践的要求,成为主体实践的一种非常有利的外部条件。这就是我们通常所说的机遇。但同时应该看到,机遇是一种特殊的外部条件。机遇的特殊,不仅在于它的非常有利,还在于这种非常有利条件是在变动中形成的、出现的,因而它具有不确定性和不稳定性,它不是必定会出现的条件,也不是可以永久存在的条件,更不是主体想要就有的条件。所以,机遇是什么?机遇是人们在实践中从外部获得的对于实现预定目标非常有利的、然而又是不确定不稳定的条件。

当代中国发展机遇,也就是对于实现当代中国发展即实现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的“非常有利的、然而又是不确定不稳定的”外部条件。

以邓小平和江泽民同志为核心的中央两代领导集体,对当代中国发展机遇的分析,按时间顺序大体可分为四个阶段:

历史的考察——我们抓住了一些机遇,又丧失了一些机遇

邓小平十分注意总结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以来,在党的领导下进行社会主义建设的经验教训,其中包括了在利用历史机遇方面的经验教训。这一部分,加上他对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时期历史机遇的阐述,一起构成邓小平关于当代中国发展机遇的认识。

党在领导中国革命的长期实践中,逐步形成了审时度势、善择时机的良好传统。毛泽东思想中包含了把握时机、利用机遇的科学内容。在领导建设新中国的新的实践中,这方面的经验得到了继续运用。建国以来,我们抓住了一些机遇,经济和社会发展取得了令世人瞩目的成就。例如建国初期国民经济的迅速恢复和之后的第一个五年计划的成功实施,便是明证。

但我们又丧失了一些机遇,延误了发展。邓小平曾多次指出,主要是由于指导思想上的“左”的错误,使我们耽误了二十年的时间,拉大了与世界发达国家的差距。1961—1978年这二十年正是世界蓬勃发展的时期。世界经济和科技的进步,不是按年来计算,甚至不是按月来计算,而是按天来计算。这二十年中,我们错过了两次大的发展机遇。

一次是50年代后期,由于头脑发热、急于求成,违背客观经济规律,搞“大跃进”,人为地变革生产关系,搞一大二公的“人民公社”,结果事与愿违,导致了生产力的大滑坡,受到了重重的惩罚。而恰恰在这一时期,世界上出现发展的极好机遇,日本、德国抓住了这一契机,一跃而成为世界经济强国,中国则丢失了这一良机。

另一次是六七十年代的“文化大革命”。当时,世界新科技革命方兴未艾,经贸增长、资金充足,世界经济再次出现产业大调整,这是又一次世界范围的不可多得的发展机遇。然而中国正在“左”的错误思想指导下,以阶级斗争为纲,大搞“无产阶级专政下的继续革命”,不仅又一次痛失发展机遇,而且使我国国民经济走到了崩溃的边缘。这次历史机遇的错过与上次不同。上次虽然也是丢失良机,但不管怎么说还是想要发展经济而且是想要快点发展经济,因而还是在发展经济中违背客观经济规律的错误;而这次则根本丢开了经济建设,这就更谈不上去抓经济发展的机遇了。经过历史的考察,显然我国面临的压力是沉重的。邓小平的心情也是沉重的。他为我们屡次丧失发展的机遇而痛惜,为我们一再拉大的差距而焦虑。一定要抓住机遇,再也不能落后了。

80年代——邓小平着力考察的两大机遇,不仅具有开拓意义而且具有战略意义

十一届三中全会确定工作重心转移,开始以经济建设为中心。有两个问题必须回答:其一,现在我们到底有没有进行较长时期和平建设的客观可能和有利条件?其二,我们到底有没有使这一建设进行得快一点,以赶上世界发达国家实现民族振兴的客观可能和有利条件?这也就是说,我们曾错过了不少历史机遇贻误了发展,那么,现在中国要发展,还有没有机遇?邓小平“用宏观战略的眼光”进行分析,作出了肯定的回答。

其一,指出中国有一个较长时期的和平建设的国际环境。

要发展自己,只有在和平的环境里才可能。邓小平深深懂得这一点。因而,邓小平首先考察了大仗特别是世界大战打得起来打不起来。我们多年来一直强调战争的危险,认为战争不可避免。基于对当代世界形势和我国周边环境的分析,基于对世界各种力量消长与变化的判断,邓小平对国际形势的认识,尤其是对战争与和平问题的认识,观点有了重大改变,逐渐形成了可以争取相当长一段时间的和平与世界大战可以避免的结论。

1980年1月16日,邓小平在《目前的形势和任务》讲话中,一方面强调要一天也不耽误地搞建设,一方面指出可以争取更长一点时间的和平。这里,虽然没有“机遇”和“抓住机遇”的字眼,其机遇思想仍是非常清楚的。1988年他在会见埃塞俄比亚总统时讲:“现在国际形势看来会有个比较长时间的和平环境,即不爆发第三次世界大战的环境。我们都是第三世界国家,要紧紧抓住经济建设这个中心,不要丧失时机。”

正是在这一基础上,邓小平敏锐地把握时代发展的脉搏和契机,不失时机地提出和平与发展是当代世界两大主题的科学论断。1984年5月29日会见巴西总统菲格雷多时的谈话,邓小平第一次明确作出这一论断,以后又多次进一步论述了这一重要问题。这一论断,精辟地概括并准确地把握了当今时代特征,突破了关于帝国主义战争不可避免的传统结论,从而为正确地分析世界形势,把握历史发展趋向和在新时期能够抓住历史机遇进行和平建设,提供了坚实的理论依据。

其二,指出现代科学技术正在经历着一场伟大的革命。

邓小平早在1978年全国科学大会开幕式上的讲话中就明确指出,由于科学技术本身巨大飞跃,由于科学技术应用于生产使社会物质生产领域面貌一新,现代科学技术正在经历着一场伟大的革命。

科技革命在世界范围内引起了产业结构调整和经济的快速发展,科学技术已成为“第一生产力”。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是邓小平提出的重要新观点,是他对马克思主义的新发展。这一观点,与他认为新科技革命是我国发展的重大历史机遇的观点有着内在的联系。新科技革命提供了一种可能性,使得中国这样的发展中国家能够利用科技加快发展自己,以

《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270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