儒家管理哲学自然辨证法大作业

论儒家的管理哲学

目录

0 引言 (1)

1 儒家管理哲学的人性论基础：人性可塑 (1)

2儒家管理哲学的根本精神：以人为本 (2)

3儒家管理哲学的基本方略：修己安人 (3)

4 儒家管理哲学的核心特征：以和为贵 (4)

5儒家管理哲学对现代管理的启示 (4)

5.1 “安人”的启示 (4)

5.2 “教化”的启示 (5)

5.3 “修己”的启示 (5)

6总结 (5)

参考文献： (6)

论儒家的管理哲学

摘要：中国古代有许多成功的管理经验和独具特色的管理思想，而儒家思想在中国历史上流传时间最长，影响最广，它是历代统治者治理天下的重要指导思想。儒家的管理哲学是儒家文化的主体内容，它构筑了儒家文化的历史地位和价值作用。管理哲学所蕴涵的丰富精华，经过损益更新，依然具有适合现代社会发展的内在生命力，本文对于儒家的管理哲学进行探讨，并对儒家管理哲学对现代管理的启示进行了阐述。

关键词：儒家；管理哲学；现代管理；启示

0 引言

儒家思想是中国传统思想文化中最重要的组成部分之一。它产生于春秋战国时期，一开始就是为当时的各国诸侯治理本国并进而治理天下提供理论和方略的。到了汉代，它被抬上了独尊的宝座，以后又经过历代思想家的改造和发展，长期成为统治者管理天下的基本指导思想[1]。可以说，儒家思想是中国传统文化中颇具影响力的精髓文化之一。同时，近些年来，随着一些国家和地区运用儒家管理思想在经济上取得成功，东西方的许多学者，开始从新的角度，对儒家文化进行重新审视，这进一步证明儒家管理思想即使在现代社会发展中，仍有其强大的生命力。儒家管理哲学是儒学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它构筑了儒学的主体内容。儒家管理哲学的体系庞大，内容十分丰富，本文就儒家管理哲学的根本精神、核心特征、基本方略及其人性假设理论的基础分别进行探讨，并阐述了儒家管理哲学对现代管理的启发。

1 儒家管理哲学的人性论基础：人性可塑

任何一种管理哲学，都是建立在特定的理论基础之上的。而理论基础又支配着管理活动，因此，对于管理的理论基础的不同认识，决定着人们对于管理的本质属性的不同认识和不同行为。儒家管理哲学的人性论基础是建构在“人性可塑论”上的[2]。儒家对于人性的认识，主要有三种代表性的观点:一是以孔子为代表的性相近论；二是以孟子为代表的性善论；三是以荀子为代表的性恶论。孔子认为人性具有相近的特点，孟子进一步指出人性是善的，而荀子则强调人性的趋向是恶。尽管儒家对于人性有着不同的认识，但却具有这样的共同特征:认为人性是人与动物区别开来的存在特征之一；人性在人的社会化过程中，是可以加以塑造而非固定不变的；人性塑造的价值指向在于成就人的善性；人的善性表现为道德属性；道德属性是人的存在的本质属性，它具体构筑了人的存在的行为方式，决定了人的存在的价值取向；人的存在的道德属性，是待成的而非已成的，人皆具有成就完善自身道德善性的可能；人性由待成到已成，是由人的社会行为所决定的。但人性是达致善，还是达致恶，管理在其中具有着重要的决定作用。只有通

过存心养性、格物致知的修身管理和德礼政刑的社会管理，人们才能在现实的社会行为之中，成就自身存在的道德属性。因此，管理就是通过修身自律管理和安人他律管理，成就善性仁德，达致修己安人，实现内圣外王的社会实践过程。这即是儒家管理哲学的“人性可塑论”[3]。

综上，我们可以看出来，不管是孔子的“性相近论”、孟子的“性善论”还是荀子的“性恶论”，儒家认为，人是可以塑造的，人对于人性是可以有所作为的，人可以通过自己后天的努力，或使被后天环境蒙蔽的“善性”彰显出来，或使先天的“恶性”发生改变。这就是说，人性的最终形成是由人的社会行为所决定的，在这里，管理发挥了重要的作用。只有通过存心养性、格物致知的修身管理和德礼政刑的社会管理，人们才能在现实的社会环境中，成就自己的道德属性。

2 儒家管理哲学的根本精神：以人为本

美国著名管理学家德鲁克曾说:“管理是一种有着多重目的的机制，而在这多重机制中，人的因素是最重要的。”儒家管理哲学作为一种人本主义管理哲学，它的根本精神就是重视人、关心人、尊重人、肯定人的价值与尊严，以人为本。

在传统儒学中，“仁”是其核心范畴、内在精髓[4]。儒学创始人孔子的一生中，讲学讲得最多的一个字就是“仁”。有人曾做过统计，《论语》中，“仁”字大约出现过109次，其含义宽泛而多变，但最重要的就是“爱人”。孔子曾说:“仁者，人也”(《礼记·中庸》)，“仁者爱人”(《论语·颜渊》)。在孔子看来，“仁”就是人之为人的本质规定，“仁”的核心内涵就是尊重人、爱护人、以人为本。因此，“以人为本”是儒家管理哲学的根本精神。

孔子对人的重视体现在很多方面，孔子曾说:“未能事人，焉能事鬼”(《论语·先进》)。意思是说，不懂得寺奉人，怎能事寺鬼。据《论语》记载，有一次，孔子退朝回家，家人告诉他，马厩刚刚着火，孔子忙问:“伤人乎？”，绝口不问牲口是否受到损失。在政治上，孔子也体现了他的重民的思想特点(此处的“民”即是“人”)，他主张富民、惠民、足民、利民，反对一味攻伐，反对横征暴敛，提倡使“老者安之”，“少者怀之”，对“鳏寡孤独”等不幸者更要给予关怀。孔子之后，孟子继承了孔子的这种亲民、爱民的思想特点，并把它发展成为激进的民本思想[5]。孟子认为，人民的地位是至高无上的，民是国之根本，政权的更迭，君主的易位，都取决于民众的态度，因为“得民心者得天下”。因此，国君应该“进贤”，应该“乐以天下，忧以天下”(《孟子·梁惠王下》)，应该“民悦之则取之，民不悦则不取”(《孟子·尽心下》)，只有这样才可“保民而王”。孟子的这种以民为本、贵民轻君的思想达到了当时认识的高峰，对后世也产生了极大的影响。朱熹的“国以民为本，社稷亦为民而立”(《朱熹·四书集注》)及宋代名相范仲淹倡说的“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与孟子的“乐以天下，忧以天下”，“与民同乐”的思想是一脉相承的。

总之，从管理学的角度来看，儒家的人本思想就是把“人”或“民”看成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