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界近现代史讲义——英国：清教徒革命

19、英国：清教徒革命
在大败西班牙无敌舰队，从而解除西班牙的威胁之后，英国人曾一度较少介入欧洲大陆的事务。

他们在三十年战争中没有起过任何重要的作用，大约是波兰以西没有出席威斯特伐利亚会议的唯一欧洲民族。

1640年代威斯特伐利亚和谈期间，他们事实上正忙着打内战。

这场英格兰内战是宗教战争的一种变种，但比蹂躏法国、德意志和荷兰的宗教战争来的吻合。

它不像欧洲大陆那样是新教徒与天主教徒之间的战斗，而是新教徒两派之间的斗争：一派较为激进，是称为清教徒的加尔文新教徒；一派是较为温和的新教徒，既是坚持英国国教的圣公会教徒。

如同欧洲大陆上的战争一样，宗教分歧与政治争端和立宪问题纠缠在一起，难解难分。

就像胡格诺教徒在某种程度上代表反对法国君主制度的封建反叛精神那样，就像德意志新教徒奋起战斗，反对帝国中央集权，争取诸侯邦国权力那样，就像荷兰加尔文教徒揭竿而起，反对西班牙国王，争取省份自治权那样，英格兰的清教徒也挺身维护议会权力，反对日益高涨的王权要求。

相对而言，这场英格兰内战颇为温和，因而可说，英格兰本土避免了宗教战争的种种恐怖。

但从整体来说，不列颠群岛却非如此。

1603年后，英格兰王国和苏格兰王国一方面由同一个国王统治，另一方面又是各自为政，而爱尔兰王国像往常一样，仍是英格兰王室的属国。

英格兰和信封长老会的苏格兰之间，经常发生摩擦，而英格兰和信奉天主教的爱尔兰之间的纠纷可就严重极了。

爱尔兰成为宗教战争的战场，其残酷程度与欧洲大陆上没有两样。

17世纪的英格兰
前往北美的英国移民
对英国人来说，17世纪是一个获得巨大成就的时代，在此期间，他们首次出现于国际舞台，成为现代欧洲的主要民族之一。

1600年，英格兰和低地苏格兰地区，只有四百万或五百万人说英语。

此后一百五十年，这一数字并没有飞快增加。

可是，人口开始四处迁移。

宗教不满，加上经济压力，导致大量的移民出走。

1630年到1640年之间，有两万名清教徒移居北美新英格兰地区，在这十年中，大约同样多的清教徒去往巴巴多斯和西印度群岛其它岛屿落户。

第三批移民，人数也大抵相同，但主要是由苏格兰长老会教徒组成，在政府的怂恿下，涌进北爱尔兰定居，不是赶走当地的凯尔特人，就是剥夺了他们的财产。

英国政府允许本国天主教徒到北美马里兰居住。

这个世纪中叶，好多圣公会教徒到北美弗吉尼亚落户，是1607年建立在詹姆斯敦的小小居民点扩大了。

除了称为“移民垦殖北爱尔兰”这一迁移运动之外，上述移民人群，政府很少关心，都是以商团形式私人组织的。

这个世纪中叶以后，英国政府认真地着手缔造一个帝国了。

从荷兰人手中，占领了纽约，后来又从西班牙人手中，夺取了牙买加，还建立了宾西法尼亚和南北卡罗莱纳两个殖民地。

十三个北美殖民地，除了佐治亚外，都是在1700年前建立的；当时英属北美洲大约有五十万人。

为了与母国的人口相适应，这个合众国仿佛得在三代人的时间内建成一个远隔重洋的拥有一千五百万居民的殖民属国。

英国人像当时的荷兰人、法国人和西班牙人一样，也在创建自己的民族文化。

整个西欧的各种民族语言，一方面逐渐取代了国际通用的拉丁语，另一方面也逐渐取代了地方方言，便成为人们表达思想感情的合适工具。

莎士比亚和米尔顿以令人叹服不已的文字魅力，活脱脱地展现了他们种种彪炳的观念，这是以后的英语作家或任何其他语种的作家都无法比拟的。

英国的古典文学，形式虽然粗犷，内容却很深厚，洞察力强而敏锐，措辞雄伟庄重、绚丽多彩、铿锵洪亮，几乎与法国古典文学作品的长处适成对照：行文有条不紊，用词简练、优雅而准确。

此后，英国人从未全然拜倒于法国的标准，也没有像其他民族那样，为路易十四时代的灿烂文化弄得眼花缭乱或目瞪口呆。

这一世纪，虽然没有什么像样的画家可与欧洲大陆上的相媲美，但在音乐上，却是坎皮恩和塞普尔享誉的时代，而在建筑上，克里斯托弗·雷
恩设计的巨大建筑物在这个世纪末相继落成。

经济活动
经济上，英国人的事业心很强，资源也丰富，虽然在1600年还远远不是荷兰人的对手。

他们的国土比荷兰人的大，而且物产丰富，因此不像荷兰人那样只局限从事与商业和航海业。

纽卡斯尔周围的煤已经开采，用途日广，但尚未成为英国的主要财源。

最大的行业是饲养绵羊、防止呢绒，这是主要的出口商品。

防止羊毛大多采用包出去的办法，分散在农村进行，由商人按照商业资本主义的经营方式组织生产。

1553年以来，英国人绕道白海与俄国通商；他们日益活跃于波罗的海和东地中海地区。

1660年建立东印度公司后，他们与荷兰人竞相攻击葡萄牙人在印度和远东的悠久垄断权。

但是，上述的海外贸易尽管大有获利，英格兰的主要财富仍然来自土地。

最富有的人不是商人，而是地主。

地主贵族构成最富有的阶级。

内战的历史背景：议会于斯图亚特王朝众国王
17世纪的各代英国国王，像当时欧洲各国国王一样，与中世纪沿袭下来的代表机构屡生冲突。

英国的古老机构议会在反对国王的斗争中节节取胜。

但这并非是英国发展史上的独一无二的特点。

在德意志，神圣罗马帝国的三级会议在反对皇帝斗争中也曾取得胜利，波兰也出现过大体相同的情况，这将在下文加以阐述。

不过，大陆上各个古老的代表机构一旦获胜，就大都意味着政治上的四分五裂，乃至陷入无政府状态。

卓有成效的政府大都是王权日益加强的政府，这成了当时的强烈倾向。

荷兰共和国自奥伦治的威廉1672年执政后，也曾明显的出现过这种倾向。

英国的独特之处室，议会在打败国王后产生了一种可行的政体。

政府仍然强而有力，不过得受议会的约束。

这确定了现代英国的特征，同时使自由主义和代议制相结合的伟大运动进入欧洲历史和世界历史的潮流。

斯图亚特王朝和议会
这场斯图亚特王朝和当时英国议会这一最有力的政治组织之间爆发的激烈冲突为英国带来了新的政治气象。

1603年，伊丽莎白女王去世，玛丽·斯图亚特的儿子，苏格兰国王詹姆士六世继承英格兰王位。

作为亨利七世的子孙，他也成为了英格兰国王，成詹姆士一世。

詹姆士是一个主张君主专制主义的哲学家，他甚至就这一刻题写了一部书《自由君主制度的真正法律》。

在这种制度下，国王俨然是臣民之父，以自己认为合适的方法关心臣民的福利，凌驾于一切政党、一切私人利益集团、一切压力集团之上。

他甚至宣称，国王掌权受命于上帝，只对上帝负责。

他所阐述的学说，人们称为“君权神授论”。

也许，任何一个继承伊丽莎白王位的统治者都会与议会发生麻烦。

伊丽莎白同志的最后几年中，议会已经显露不满，只是因为考虑到他是个年事日高的老妪，又是国家的象征，故一再推迟，没有向她发作而已。

他曾维持国内的安定，击败西班牙人，但正是这些业绩使许多人相信，他们可以无所顾忌地公开他们的抱怨。

詹姆士一世是一个苏格兰人，他很不机敏，不善于应付英格兰人，而且还是一个王家学究，被人们苛刻的称为“基督教世界中最聪明的大傻瓜”。

伊丽莎白对所能控制的现状已心感满足，可是詹姆士一世却意犹不足，他喋喋不休的向议会宣读一份份令人生厌的训喻，鼓吹王权。

而且，他经常要钱。

抗西战争已欠下一笔相当可观的债务。

詹姆士又远非一个节俭的人，再说，在物价飞涨的时代，只靠英国王室通常固定的收入过日子，那是不行的。

这些具有中世纪特点的收入，在新的情况下，变得离奇古怪、名目繁多，如行使监护权。

主持婚礼权，接受无继承人的土地或财产权，获得免税领地的收入以及扣押骑士财物以示惩罚的收费，还有“吨税和磅税”，即议会在国王即位时给予的权力（通常在其统治期间保持不变）；对进出口货物征收特别水，税额按货物数量多少，而不是按价钱高低而定，以免随物价递增。

议会的反抗
议会不论是对詹姆士一世，还是对他1625年继位的儿子查理一世，都不愿给予足够的岁入，因为对他们两人都不信任。

许多议员都是清教徒，对英国国教组织和教义心怀不满。

伊丽莎白曾设法平息宗教纠纷，可是詹姆士却威胁“要把清教徒逐出国土”，而查理竟支持大主教劳德手下的圣公会教士集团，千方百计强制实行信仰划一，遵奉国教。

许多议员也是律师，他们害怕英格兰的习惯法，极力使沿袭下来的法律或乡规民约，有遭到践踏的危险。

他们厌恶大主教法庭，延误亨利七世建立的星室法庭，厌恶伊丽莎白建立的高级法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