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东尼吉登斯-现代性与后传统时间

安东尼吉登斯-现代性与后传统时间

在今天的社会科学中，我们面对着一个新的议事日程，在当今社会中也同样如此。众所周知，我们生活在一个终结时代。首先，目前不仅是一个世纪的终结而且是一个千禧年的终结;它只不过是日历上的一个日期，然而它却具有强大的物化力量，使我们处于其控制之中。人们广泛地把世纪末与迷惑和不安的感觉等同起来，其影响之广以至于人们怀疑，诸如现代性的终结或历史的终结等各种终结的谈论是否就是世纪末情绪的反应。毫无疑问，在某种程度上事实确实如此，我们显然处于一个过渡时期——这里的“我们”不但指西方而且指整个世界。

在本文中，我们所讨论的也是一种终结，这种终结表现在后传统社会的出现。乍看起来这种分析也许显得奇怪。现代性总是站在传统的对立面，这似乎已经成为其定义。难道现代社会不早就是“后传统”了吗?事实并非如此，它至少不是我所要说的“后传统社会”。在现代社会历史上的大部分时期里，现代性在消解传统的同时又在不断重建传统。在西方社会中，传统的存留和再造是权力合法化的核心内容，正因为如此，国家才得以把自己强加于相对顺从的“国民”之上。社会生活中的某些核心方面——特别是家庭和性别身份——滞留在传统之中，这些方面几乎未受“激进化启蒙”的影响。(注：U?贝克、E?贝克—格恩舍姆：《爱的常态混沌》，剑桥：保利迪出版社，1995年。)

最为重要的是，如果说“现代”只意味着“西方”，那么，传统在现代性中的持续的影响力仍然未被了解。一百多年前，尼采就已经“使现代性苏醒”了，他指出启蒙运动本身便是神话，对知识和权力提出了令人不安的质疑。然而，尼采的话只不过是离经叛道者的孤独的声音。现今，现代性被迫“苏醒”过来，然而这并非是其内部持异议者努力的结果，而是现代性本身在世界上泛化的结果。人们不再关注西方世界对其它文化的霸权那未经考察的根据，以及现代性的规律和社会形态。

遥远的事件或机构可能会影响甚至决定地方性的活动，世界上几乎不可能有任何人对此事毫不知晓。然而，二战后，特别是近四十年来，资本主义扩张的模式发生了变化，它不但变得更加分散而且变得更加广泛。总的运动趋势是走向更紧密的相互依赖。

这枚硬币的另一面却不那么明确。如今，个人的日常活动具有全球性的影响。例如，我个人购买某件衣服或某种食品的决定可能具有多种全球性含义。它不仅可能影响到生活在地球另一面的某个人的生计，还可能会加剧生态恶化的过程，而生态恶化则对全人类具有潜在的影响。日常决策与全球性后果之间的这种不同寻常的相互关联仍在不断得到增强，其反面便是全球性秩序对个人生活的影响，二者共同组成了新议程中的关键主题。二者之间的联系往往十分紧密。包括国家在内的各种各样中间性的集合体和团体虽不会因此而消失，但它们确实有被重新组织和改造的趋势。

对启蒙运动中的思想家及其许多传人来说，人们拥有关于社会和自然界的信息越多便愈

能控制它们。对许多人来说，这种控制是人类幸福的关键;人类越是能够积极地创造历史便越能把历史朝着我们理想的方向上引导。即使比较悲观的观察家也把知识和控制权联系了起来。马克斯?韦伯(Max Weber)认为，人类在不久的将来注定会生活在“铁笼”中，这种铁笼是技术知识的囚室;如果把这个比喻稍加改变，那么我们都是庞大的技术和官僚机器中的小齿轮。然而这两种意象都未能抓住盛现代性(high modernity)的特点，盛现代性比这两种意象所暗示的更加开放、更具有偶然性——之所以如此恰恰是因为我们积累了关于我们自身和物质环境的知识，而不是相反。在这个世界里，机遇与危险持平。

启蒙运动对实在的把握起源于激进的怀疑，这个自相矛盾的事实现在彻底地暴露了出来。我们越是想拓殖未来，未来便越可能给我们带来意外。正因为如此，作为现代性努力的核心的风险概念要经过两个阶段。(注：A?吉登斯：《现代性的后果》，剑桥：保利迪出版社，1990年。)首先，它似乎只不过是一种基本的微分和积分运算的一部分;当未来被不断侵占时，它是封锁疆界的一种手段。在这种情况下，风险就像是保险公司的经营活动中的统计数据部分;这种风险计算的精密度似乎表明可以成功地控制未来。

在具有这种风险的世界里，很多东西仍然是“特定的”，包括外部的自然和由传统协调的各种社会生活方式。当人类的社会化入侵了自然，或者甚至终结了自然时，传统消解了，新型的不可计算性出现了。以全球变暖为例：许多专家都认为地球正在变暖，而且他们很可能是正确的。然而，也有人对这种假设提出反驳;有人甚至提出，如果全球的气候变化真有什么大趋势的话，那么这个趋势是全球变冷。其实，我们无法肯定地球没有变暖，这也许是最有把握的说法。然而，如此结论导出的并不是精确的风险计算，而是一连串的设想情形——究竟有多少人会相信全球变暖这个前提并采取相应行动，将与其它因素一起影响其可能性。在制度的自否性(注：U?贝克：《风险社会》，伦敦：赛格出版社，1992年。)(institutional reflexity )业已成为其核心成分的社会中，这些“设想情形”的复杂性更加明显。

因此，在全球范围内，现代性已带有实验性质。我们全都不由分说地卷进了一场宏大的实验;这场实验由我们来进行，同时又在极大程度上超越我们控制之外。这不是那种实验室中的实验，因为我们不能把实验结果固定在一定的参数范围内——它更像是一次冒险，我们无论是否乐意都得参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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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代性的全球性实验与现代制度在日常生活中的渗透相互交叉相互影响。与不确定的时空扩展交织在一起的不仅有地方社区(localcommunity)而且有私人生活中的细节和自我。(注：“自否性”原文为reflexive或flexivity，也有人译为“反思性”。自否性属于事物内部的本质特性，而反思性则是主体对客体的能动作用的表现。贝克把reflexivity界定为“自我消解”。在本文中，吉登斯认为现代社会中的“不确定性”源于社会制度的自否性对传统的破坏和重构。——译注)我们都困在各种日常实验之中;笼统地说，这些实验的结果与影响人类整体的因素一样不确定。日常实验反映了传统的角色变化，且应该在考虑到抽象系统干扰的情况下从专门知识的移换和重新配置的语境中看;这一点对全球而言也是正确的。在此，以物质技术和社会专门知识形态而存在的一般意义上的技术发挥着带头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