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8年我国宏观经济形势的基本走势及亚洲金融风暴之后的影响与对策

中国宏观经济学会王建今年夏季以来，在亚洲发生了一场前所未有的金融风暴，风暴所至，各国经济一片混乱和凋敝。

我国经济虽未受到这场金融风暴的影响，但社会各经济层面，在市场低迷及内部金融风险压力不断增大的背景情况下，仍忧心忡忡，不敢掉以轻心。

我国在未来年份的经济走势究竟如何？这场横扫亚洲的金融危机到底会对我国造成何种影响，以及应采取怎样的对策，是各方面都高度关心的问题。

我在此谈一些个人认识，供大家批评。

一在整个八十年代，我国经济是处在由消费需求所主导的轻型化产业主导增长时期，从八十年代末到九十年代初，由于居民消费需求结构的变化，我国经济增长阶段发生重大变化，进入到由储蓄和投资需求所主导的重化工业阶段。

从1993年以来，我国的国民总储蓄率始终高踞在40％以上的水平，经济增长率九十年代以来平均也在11％以上。

根据日本和“亚洲四小”的经验，在进入到由储蓄和投资所主导的重化工业阶段后，经济增长有可能在20年左右的长时期内经济增长率维持在10％左右。

我国的情况也是如此，在八十年代我国所经历的1984～1985年和1987～1988年两个增长高峰中，由于能源、交通、原材料和外汇等增长瓶颈的限制，经济增长率在10％以上的水平只能维持两年左右就必须被迫进行宏观紧缩，而九十年代以来我国的平均增长率高达11％，目前能源和原材料工业却在限产压库，在铁路的南北大通道上几乎没有任何限制口，国家外汇储备到目前为止已逾1400亿美元，这种显著异于八十年代增长特征的变化，就是我国经济发展阶段的变化带来的。

九十年代以来国民储蓄率的急剧提升，使我国经济运行中的资金剩余不断增加。

1991年我国国家银行体系开始出现“存差”，到1996年我国银行体系当年形成的存差高达7740亿元，这就给以资本市场为核心的要素市场发育提供了条件，也相应使我国以市场为取向的改革进入到要素市场发育阶段。

但是，由于政府对这一改革阶段的到来缺乏必要的认识和政策准备，1992年以来要素市场的强劲发育势头首先是以“炒股热”、“炒汇热”、“集资热”，和“房地产热”、“开发区热”等自发而无序的形式出现的，由此在工农业生产和外贸及国家重点建设方面造成了一系列混乱，扰乱了国民经济的正常运行，迫使国家必须以整顿要素市场为目标，改善和加强宏观调控，国民经济由此在1993年6月以后进入了一个紧缩期。

导致这次紧缩的原因虽然也有增长速度过高和物价方面的问题，但是与八十年代的两次“过热”相比，1992、1993年的短线制约并不明显，例如这两年每年的钢材库存量都增加了2000万吨以上，国家外汇储备即使在最低点仍高达183亿美元，比八十年代两次过热期间高出5～12倍。

1993年通胀率也明显低于1988年的水平。

显然，导致1993年以来宏观紧缩的主要原因已与八十年代有了明显区别，即不是由于增长瓶颈的限制，而是由于要素市场的混乱，这也是我国在1993年实施宏观紧缩以来，仍可以使经济增长速度持续保持在9％以上的重要原因。

经历了长达4年的宏观紧缩，我国已经顺利完成了经济“软着陆”的任务。

同比的通货膨胀率10月份以来已出现负值，1997年全年可能只有1％。

由于在保持较高增长速度的同时持续严格控制需求，到目前为止已出现了供给总量大于需求的格局，并形成了丰厚的物质储备。

近年来，能源和主要原材料的增长率始终在低位徘徊，到今年底国家外汇储备将超过1500亿美元。

与此同时，长时期的需求紧缩也使企业效益递减，倒闭企业和失业、下岗工人的数量不断增多，在局部地区甚至已形成社会隐患。

因此，适当放宽需求已应成为下一阶段宏观调控政策的主题。

由于我国实际上在目前已不存在任何制约经济增长的物质方面的瓶颈，而唯一限制增长的瓶颈只有宏观需求政策，所以，一旦在1998年对宏观需求政策进行某种程度的调整，就必定会看到经济增长率的明显反弹，因此我估计明年的经济增长率有可能达到11％，而且这一轮经济增长热潮必定会持续3～5年。

现在有许多人怀疑，政府放松需求后，经济增长速度是否真的会出现明显回升。

他们的理由有两个：一个是认为1990年以来在上一次经济紧缩的低谷区，政府也曾想用放松需求的政策引导经济回升，但真正的景气恢复直到1991年下半年才出现，其间间隔了一年左右的时间。

另一个是认为，虽然目前不乏有钱的投资者，但市场普遍感觉没有新的经济增长点，这成为启动下一轮经济的严重障碍。

关于前一个问题，应当看到，1990年启动经济的背景是，1988年经济增长的潜能已接近枯竭，即使是采取刺激经济复苏的措施，由于原有的增长瓶颈不可能马上消除，经济增长也不可能反弹。

而目前的情况是，已不存在任何制约增长的物质瓶颈，唯一的瓶颈是宏观需求政策，所以随着需求政策转向，经济增长率就有可能显著上升。

实际上，自10月份以来我们已经可以看到放松需求政策所产生的影响。

目前对需求变动影响程度最大的是投资，1997年1～10月累计增长率只有12·2％，比去年同期约下降了6个百分点。

虽然今年出口需求有较多上升，但是由于投资需求在总需求中所占的比重比出口要大得多，投资需求的下降仍然导致了总需求增长的低迷。

但是10月当月投资银根显著松动，1～10月中长期贷款的增加额是902亿元，而10月当月是136亿元。

由于中长期贷款大幅度增加，10月当月的投资增长率相应上升到17·8％，而投资需求的上升又使当月的工业增长速度明显提升。

今年头9个月工业增加值的平均增长率是11％，10月份则上升到11·8％，11月是11·6％。

所以，只要政府放松投资需求，经济增长速度就会回升。

第二个问题涉及到结构调整问题。

回顾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增长的基本路向，1979～1984年是农业主导增长时期，1984～1988年则是以彩电、冰箱和洗衣机为代表的新一代耐用轻工产品主导增长时期，1989～1991年在宏观紧缩中出现市场低迷，则是我国经济增长从“轻型化”阶段转向重化工业阶段的信号。

经过“八五”期间的建设，我国的基础产业得到极大充实，基本上消除了80年代制约经济增长的瓶颈，这前三个阶段的变化，都是与产业经济学理论所描述的工业化过程的结构变化阶段，以及各工业化先行国家的历史经验极为吻合的。

按照产业发展的普遍规律，在重化工业阶段中越过基础产业发展阶段后，应进入重加工业发展阶段，就是日本人常讲的“以设备投资带动经济增长时期”。

从我国情况看，在主要工业产品中，目前增长率大大高于平均增长水平的，几乎都是重加工业产品。

例如，1997年1～10月工业增长率为13·2％，同期在国家统计局所统计的150种主要工业品产量中，有38种产品的增长率在17％以上，而在这38种产品中只有3种是消费品，有7种是重基础工业品，其他近四分之三都是重加工业产品。

但这些产品的国产化程度一般都很低，大量的中间产品，如机电产品的元、器件、化工产品的中间体，或是生产这些产品的设备，以及制造这些设备的设备等都需要进口。

这样，虽然对重加工业的最终需求增长很快，却难以拉动与其相关的一系列中间产业的发展，也不能充分吸纳90年代以来国内基础产业所新形成的巨大产出，而只能拉动相关的进口产品增长。

1991年我国机电产品进口的比重还只有30％，1996年已上升到40％。

重加工业发展不足的根本原因是投资不足。

从机械电子部门看，日本在五十年代中期到七十年代中期的重加工业发展阶段，对这一部门的投资比重一般年份在四分之一左右，最高年份接近30％，我国近年来对机电部门的投资比重却一直在5％以下。

改革开放以前，我国的重加工业以准备打仗为目标，曾长时期超前发展，但改革开放以后由于国有企业高度集中在这一部门，缺乏内部积累机制，而国家又长时期未对这一部门进行倾斜性投资，导致我国原有的重加工业长期得不到改造，因此虽然存量规模庞大，却极不适应目前以高技术、高知识附加值为特征的重加工业中间产品需求，由此造成目前我国重加工业的产品市场低迷。

而重基础工业由于其前向关联产业的增长停滞，也陷入了市场低迷状态。

显然，目前市场低迷的现象，与1989～1991年期间出现的“市场疲软”，反映的都是同一类情况，即我国经济又进入到一个结构升级阶段，1989～1991年是从轻型产业阶段向重型产业阶段过渡，而目前则是到了要从重基础工业向重加工业过渡。

这标志着我国的工业化已经进入到中后期阶段，而产业结构的“高度化”，即高附加值化，则有赖于大批重加工产业的极大发展。

只有如此，在未来15年左右时间里，才有可能实现我国的工业化和现代化。

反过来说，当我国经济发展迈过重基础工业阶段后，由于它的前向关联产业严重发展不足，不能充分吸收基础工业的产出，基础产业部门就很难出现良好的经济效益，在我国，由于大批基础产业的兴建是依靠贷款来完成的，这种情况的结果就更为严重，将会使许多基础产业企业陷入还贷的困境。

所以，我国下一阶段的产业发展重点是重加工业，这是我国经济的新的经济增长点，也是启动下一阶段经济的投资热点。

目前的问题在于，我们虽然已经认识到了当前最主要的经济任务是结构调整，但重点似乎是放在了压缩原有的长线产业方面，例如提出明年结构调整的重点是压缩棉纺工业，而对如何振兴重加工业仍缺乏必要的认识和具体的政策。

所以，在未来几年中，急需尽快出台类似于日本在产业结构高度化时期出台的“机械工业振兴法”那样的政策，以引导投资结构的转向。

但这并不是说明年就不可能出现由投资需求所带动经济增长率反弹。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始终存在着工业化超前而城市化滞后的现象，在城市化建设方面存在着大量基础设施欠帐，据估计，到2010年，我国在城市基础设施建设方面，还需要大约40～60万亿元的投入，而这方面的投入仍是由各级政府所主导。

所以下一轮经济增长热潮的出现，很可能首先是受到城市基础设施投资的带动，然后逐步过渡到由对机电产业投资的带动。

明年经济增长的加速力，还将来自于微观层面的变化。

我国城市经济体制改革起步以来，始终没有触及到国有及集体企业的产权制度这个核心问题，而党的“十五大”终于肯定了“股份制和股份合作制都是公有制的实现形式”，由此我国的城市经济体制改革，进入到了产权制度改革时期。

我们都不会忘记，当在1979年以后的农村改革时期，由于农村生产关系适应了农村社会生产力发展的要求，曾经呼唤出巨大的农业生产力，以至于在1979～1984年间，出现了长达6年的农业“超常规增长”。

今天，城市产权制度改革正在全国迅速推开，对这场社会大变革的影响和后果，我们怎样估计都不会过分，它必将成为我国今后乃至未来推动工业化增长的强大动力。

[!--empirenews.page--] 另外，推动1998年我国经济增长加速的动力还有一个重要的外部条件，这就是今年以来首先袭击泰国，然后席卷整个亚洲的金融危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