个人与国家之界说源--《人与国家》(广西大学人文)

个人与国家之界说

杜亚泉

(1873-1993)，中国现代学者。本文选自田建业、

姚铭尧、任元彪编《杜亚泉文集》，上海，华东师

范大学出版社，1993。

吾国人素乏国家思想。自寰海交通，备受列强强烈之刺激，此思想乃稍稍发生。自民国成立，人民得参预政治之权利，此思想乃愈就发达。比年国内优秀，既呼号奔走，敝精神捐生命于国事之一途。其次则从事社会事业，直接间接以谋国家之福利。即普通人民，对于国家与个人之关系，亦渐觉悟。前年救国储金会，发起未及数月，竟能得多数之响应，集巨大之金额。即此以观，则吾国人爱国观念，已不似从前之淡泊矣。

然而默察国内现状，尚有未许乐观者、国人虽悟个人主义之不足以立国，渐知注重于国家，顾个人与国家间，仍不免有种种之冲突，非公私混杂，则意见纷歧。其假国家名义以营个人私利者无论已，即能以国家为职志，而或义始利终，未能贯彻其宗旨，跋前嚏（不要口）后，动为环象所推移。年来政界之泯棼，社会之俶扰，多缘于此；究厥原因，则国家与个人，未尝区分界域之故也，论者每谓国家为全体，个人为分子，分子当消纳于全体之中，个人当从属于国家之内，决无界域之可以区画；上云诸弊，乃由于个人主义，未尽蠲除，吾人不知爱国则已，既以国家为前提，则宜牺牲个人，以附属于国家，不能使国家与个人，立于对待之境地也。不知个人虽为国家分子，其个人地位，依然存在，未尝消灭，而欲剥除其一切之权利，阻遏其应有之生计，使受支配于国家，势必不可。虽谓全体之安危，即分子之安危，国家之利害，即个人之利害，国家苟臻强盛，个人之福利，自在其中；然国家所谋者，乃多数个人之利害，若其少数，讵能一一顾及?且个人之地位，各有不同，国家之施措，有此认为利而彼认为害者；则此少数之个人，及认为有害之各个人，其对于国事，不肯牺牲一己以利全体，亦固其所。是谓举国家即可包括个人，个人无复有自谋之余地，亦非通论。虽或激于爱国义愤，容有抛弃其个人主义之一时，然勉强而非自然，决难永久持续。吾人为抵抗外侮，力求自卫计，固不能不激励民气，俾知爱护其国家。然但以国家为标题，而不明个人与国家之分际，使之漫无界限，则野心家或利用之以眩惑群众，自利者复假托焉以求遂私图，而一般人民，或将陷于迷途，非莫知适从，即听人驱策，纷纭之极，其反动必将以爱国为诟病，抱其消极态度，以自甘废弃者。是不特非个人之幸，亦岂国家之福?不宁惟是，个人所以能为国家效用者，赖有完全之人格．故得发展能力以裨益于国事也。若但注重国家，而置个人人格于不顾，或务缩小个人之范围，使无自淑其身之余地，则个人之地位，未克巩固，其能效用者几何?岂惟不能，或且以毫无修养毫无历练之人格，卤莽灭裂以从事焉：其流弊亦非浅鲜。由是而言，则欲使个人能尽力于国事，必使个人先尽力于自身。当其致力于自身之时，不必悬国家以为标的也，但使各个人均有充实自治之能力，即不难随其材职之高下，学识之深浅，直接间接以分任国事。而欲任事后个人国家间之不发生冲突，则国家所以责备于个人，与夫个人所以贡献于国家者，当各有其分量，而不容或过焉，是界限之说也。其说维何?略举如次：

其一，当先巩固个人之地位。所谓地位者，非指权位势力言，乃谓各个人所以自立之具，如道德、学问，以及谋生之职业是也。吾人处国家范围之下，赖国家之保卫得以生存，则对于国家，自不能不与己身同一爱护。但必先有身而后有国，若己身不足以自立，虽日日昌言爱国，亦复何益?《大学》言治国必先修身，《论语》谓修己以安百姓，即属此义。譬之建筑，欲求建筑物之稳固，不可不求材料之坚实。个人者，建筑国家之材料也。故吾人思为国家造成有用之人才，当先就自己造成有用之人格。人格全而个人之地位固，个人之地位固，则国家自能受裨于无形。盖个人与国家，利害虽相联属，然其致力之点，则有本末先后之不同，而不可或混者也。

其二，个人对于国家，各有相当之责任。盖国家所需求于个人者，其事至夥。凡一材一艺，苟为组成国家所应有者，国家皆需要之。故个人无日不与国家有接触之机会，即个人五日不可自致其爱国之忱。虽为农为工为商，果能自励其事，自勤其职，其效果未尝不可影响于国家。是则个人但就其力所能胜，分途进行，国事当无不理，且因之而个人各得其安心立命之方，既得随时随地效力于国而不至怀惭，仍得壹意专心，修其职业为无虞荒废。若夫大疑大计，固不可无担任之人，然非普通个人所当负荷，己饥己溺，非禹不能当此重任，且亦无容当此重任。语曰：“天下兴亡，匹夫有责。”乃谓匹夫有匹夫之责，非谓匹夫当负天下之全责也。

其三，毋强个人以没人国家。近时热心国事者，往往流入此弊。其大别有二：一为强他人没人者；一为将自身没入者。彼其意，盖谓吾人既为国家分子，当此国事危急之秋，个人岂容自私其所有，非牺牲一切，必同陷于沦亡。于是一言救国，即侵夺他人之自由，蔑视他人之权利，亦所不顾。其有不愿，则以武力逼压之，或倡为牺牲少数保全多数于公理无背之说，以遂其强制之执行。是无论必遭反抗，不能遽如所期，且因此之故，而使各个人之地位，阢陧不宁，各个人之生计，凋零殆尽，则国家愈即于危殆。虽国家主义，欧陆固已盛行；德人尼采之超人论，及般哈提之主战论，均唱道此旨。然欧美学者，对之颇多非难，则此主义之是否正当，尚属疑问。且彼国人民，受千百年历史之训练，数十载教育之提倡，国家思想，较为普及，故行此主义，尚能适合；吾国程度，相离太远，贸然行之，未有不生纷乱者。况国家者，乃多数个人集合而成，谋国家之福利，不外谋多数个人之福利；然欲为谋未来之福利，而先令失其现在之福利，此理亦嫌矛盾，日后之能否取偿不可知，而目前之痛苦，已非一般人民所愿受。且离多数个人而言国家，谁复为国家之代表者?质言之，不过牺牲多数个人，以徇主持国事之少数人之意旨而已。此强他人以没人国家之不得谓为正义也。若夫以自身没人，宜若可以无弊矣，然亦未尽适当。前已言之，个人虽为国家分子，个人之地位，依然存在；夫既存在，则不能无身家衣食之谋。以国家之故，而使其身家衣食之谋，悉行蠲弃，既非情理之正；且担负艰巨，不可无抵抗困难之毅力，苟志愿有余而毅力不足，则稍遇挫折，即不免忧伤憔悴，无以自全。比来爱国青年，往往陷于蹈海自杀之行为，皆热诚太过，以己身没入国家之弊也。由前言之，则妨害个人自身之活动；由后言之，则摧残国家有用之人才。何如审力而行，勿逾分量之为愈乎!夫国家多难，固赖有一二豪杰，牺牲一切以救危亡，然此可望诸出类之英才，而不可概之凡众。培根有言：国家至大之功德，至美之事业，多出于独身及无子之人。然有家室子女者，其对于将来之事业，常费至大之考虑，吾亦谓遗大投艰，非国尔忘身，不能成其伟绩；然能完全其个人地位者，对于国家之考虑，亦必较为稳健，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