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六十年来的辽金史学研究

辽金史研究

辽金时期是中国古代史上较为特殊的一个时期，辽金政权是由北方少数民族契丹和女真为主建立的，因此反映这两个政权历史的辽金史学也颇具民族特色，是中国史学史上不可忽视的一个组成部分。本文试就1949年以来辽金时期史学的发展作简要综述。

一、关于辽金史学的综合研究

1．中国史学史著作对辽金史学的研究

从史学史的角度对辽金史学作综合的研究，重要的成果主要有如下几部：

金毓黻的《中国史学史》(1957年商务印书馆修订本，河北教育出版社2000年重印本)对辽金史学的研究包括在第六章《唐宋以来设馆修史之始末》和第七章《唐宋以来之私修诸史》之中。金毓黻先生肯定了辽金两朝的史学成就，包括《辽实录》、《金实录》和金朝所修的《辽史》等。

刘节的《中国史学史稿》(中州书画社1982年出版)共分十九个专题，其中有“辽金元明史学概观”专题。作者虽然认为辽金的史官制度与宋代大体相同，史学派别也没有什么特点，却也表列了辽金实录的修订情况，并简要介绍了辽金两朝官府所修史书。

宋衍申主编、汪受宽副主编的《中国史学史纲要》(东北师范大学出版社1996年出版)在其《封建史学的鼎盛》一章里讲了宋辽金元史学，其中作了这样的评述：“辽、金、元三朝史学，是中国古代史学发展到鼎盛期所体现的多民族史学吸收融合的一部分。”该书有关辽金史学，不仅剖析了两朝修史制度的因革，而且在记述《辽史》、《金史》编修过程时，简述了辽金官修和私修史书以及野史笔记的情况，指出辽金与元朝史学承继唐宋史学的传统和丰富中国史学内容的民族特色。

瞿林东先生所著《中国史学史纲》(北京出版社1999年出版)有关辽金史学集中于第五章《历史意识与史学意识的深化——

—宋辽金史学》。作者以《辽金史学的民族特色及其对多民族国家历史文化的认同》为标题分六个方面(辽代史学的民族特色、辽代史学在政治活动中的作用、辽代史学与民族融合、金代史学与科举考试、纂修实录和编撰《辽史》、金代末年的史学成就)比较系统地探讨了辽金的史官制度、史学活动、史学与政治的关系，以及史学的成就，突出强调了辽金史学的时代特点，即民族特色和对多民族国家历史文化的认同。

白寿彝主编六卷本《中国史学史》的第四卷《五代辽宋金元时期中国古代史学的继续发展》(上海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由吴怀祺先生所著，该书的第十章《辽代史学》概述了辽代史学的基本

近六十年来的辽金史学研究

吴凤霞

[内容提要]辽金史学是中国古代史学发展史上一个不可忽视的重要组成部分。关于辽金史学的研究，近六十年来已经取得了很大的进步，无论是综合研究还是某一具体方面，如修史制度、史书与历史文献、史官和史家、历史思想和史学思想等，都有可观的成就。这些对学者们进一步深入研究和认识辽金史学和辽金历史都具有重要意义。

[关键词]辽金时期史学修史制度史官

[中图分类号]K246[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9-5241(2010)02-0055-04

[作者简介]吴凤霞渤海大学历史系辽宁锦州1210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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情况，具体探讨了辽代史学产生、繁荣与嬗变的历程，契丹、汉族先民关系认同的历史意识，以及历史的借鉴作用在辽代治国安邦中的运用等问题。该书的第十一章《金代史学》重点讲述了金人对历史的重视及金代史学思想中的实录与直书论。

2．专著、文章对辽金史学的综合研究

以论著的形式对辽代史学总的发展状况和特点进行较深入研究的成果不多，主要有以下数篇：杨树森先生所撰《辽代史学述略》(《辽金史论集》第3辑，书目文献出版社1987年版)根据《辽史》散见的资料和其他文献的相关记载，勾勒出辽代史学的大体轮廓，包括辽代的修史制度和辽代所修当代史的门类、辽代史学代表人物和主要的史学著作，并总结出辽代史学的三个特点：一是辽代的史学继承了我国古代史家直笔修史的优良传统，二是辽代的史学反映了辽宋金元时期的时代特点，三是辽代的史学反映了契丹族尊重女性的传统习俗。

吴怀祺先生所撰《辽代史学与辽代社会》(《史学史研究》1995年第4期)一文将辽代史学的发展划分为三个时期：穆宗以前为辽代史学的发生时期，景宗、圣宗、兴宗时期是辽代史学发展、繁荣时期，道宗及天祚帝时期为辽代史学嬗变的时期。作者指出辽史学的重要特点是：历史的借鉴作用表现得十分明显，契丹汉族一源认同的历史意识成为一个时代思潮的主流。

黄震云的《论辽代史学》(《山西大学学报》1997年第1期)则从修史概况，修史机构和史官，史学思想，史书翻译，专门史等方面探讨了辽代史学的发展。

黄凤歧的《契丹史研究》(内蒙古科学技术出版社1999年版)一书的第六章第二节涉及了辽代史学，作者认为契丹贵族重视本民族历史的修纂，辽朝所编修的《实录》为撰写《辽史》或研究契丹史奠定了基础，并对契丹族史家及其所编史书、史料的特点作了归纳。

关于金代史学的综合论述的文章也有几篇，如：葛兆光的《金代史学与王若虚》(《扬州师范学院学报》1988年第4期)一文，指出金代史学也有一个由微而盛的变化，是承袭北宋史学而发展起来的，靖康之变之后，南(南宋)、北(金)两方都抛弃了北宋史料学考辨疑古的传统而继承了北宋褒贬义理派的史学风气，只有王若虚本经史《通鉴》之学为指归，倡言实录，与流俗不同。何宛英的《金代史学与金代政治》(《北京师范大学学报》1998年第3期)则从三个方面讲了金代史学的发展：翻译史籍，重视历史教育；修《辽史》，总结前代历史经验；修撰本朝史，以示方来。并强调金代史学在政治生活中的作用，如立封建君臣大义，统治者实行“仁政”，促进民族关系的发展等。另外，张国庆的《中国古代北方民族“史学”的民族特色》(《黑龙江社会科学》1996年第1期)探讨了包括契丹史学和女真史学在内的北方民族史学的特色。

二、关于辽金修史制度的研究

早在20世纪30年代，冯家昇所著《辽史源流考与辽史初校》(哈佛燕京学社，1933年版)一书在考察《辽史》形成过程时，就对辽金两朝官府修史的基本情况作了认真梳理，为后人研究辽金修史制度奠定了坚实的基础。此后一些有关辽金史学的文章对辽金时期的修史制度也多有涉及，如前面所提到杨树森先生的《辽代史学述略》、黄震云的《论辽代史学》等文。

对辽金时期修史制度的研究专文主要有：朱子方所撰《辽朝史官考》(《史学史研究》1990年第4期)将辽朝的史官分为两类，一类是记注官，一类是修史官。何宛英的《金代修史制度与史官特点》(《史学史研究》1996年第3期)重点考察了金代的修史机构，认为金代的修史机构有国史院和记注院，与修史有关的机构还有著作局。并分析了金代史官的特点为：强调史官的民族成分，选用第一流的知识人才任史官，史官多以翰林官兼任。台湾学者王明荪所撰《金修国史及金史源流》(《书目季刊》第22卷第1期，1988年6月)一文探讨了金修国史的机构、史官和所取得的成就及对元修《金史》的影响。赵彦昌的《辽代修史研究》(《黑龙江民族丛刊》2007年第4期)从文书档案的角度研究了辽朝修史制度。吴凤霞的《女真贵族的史学自觉与金代实录的编纂》(《史学集刊》2008年第2期)梳理了金代实录的编纂过程，并分析一些女真贵族在其中所起的积极作用。另外，一些文章在考察机构设置时或考察其他官职时也涉及辽金时期的史官，如何天明的《辽代翰林院探讨》(《内蒙古大学学报》1991年第2期)，杨果的《辽代翰林院与翰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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