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古代经济管理思想

中国古代经济管理思想“富国之学”

以富国为目标的“富国之学”，这是中国经济管理思想史上的一个突出特点。早在西周建国之时（约公元前1100年），尚父姜太公就提出要实现“国富而家娱”。春秋初期（约公元前700年），齐相管仲明确提出“富国安民”的经济目标。儒家的创始人孔丘，把“富国富民”看成是治天下的重要任务。这是中国古代“富国之学”思想的雏形。

“富国之学”的成形是在战国时代（约公元前4-2世纪）。主要代表人物有两个：一个是商鞅，二是苟况。

商鞅的“富国之学”是以“农战论”为核心的。他说“国之所以富，农战也。”这就是说，国家要富强，一是抓农业，二是抓战备。在农与战二者的关系上，他认为农是战的基础；在富与强二者的关系上，主张富不离强，富是为了强；在富国与富民二者的关系上，他认为重点是富国，要富国就要限制富民。可见，商鞅的“富国之学”实际上是一种封建的国民经济军事化思想，严格说来还未完全形成“富国之学”。

苟况的“富国之学”是一种名副其实的封建国家宏观经济管理目标论，是对先秦思想家关于富国富民思想的综合和发展。其基本观点为：a.富国并不单是为了强兵，归根到底是为了发展国民经济，增加国家财富；b.提出“上下俱富”，把富国与富民统一起来，把民富作为国富的基础；c.认为“田野县鄙者，财之本也；垣窖仓库者，财之

末也。”即认为农业生产是财富的本源，而物资的储备只是财富的“流”，从而提出“开源节流”的财政方针；d.在生产与消费的关系上，主张“强本”（即发展农业生产），又强调“节用”（即节约消费）认为只要强本节用，则天下不能贫。西汉时期，“富国之学”有了进一步发展，这突出反映在桑弘羊的富国思想和政策上。桑弘羊辅佐汉武帝理财数十年，推行了一套富国之策。主要有盐铁专卖、均输平准、统一币制、经营公田和边境屯田等。进入近代以后，由于西方资本主义列强的入侵，使中国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因此一些进步思想家们在继承古代的“富国之学”时，都与奋发图强反对外国侵略的时代总任务联系起来，从而赋予“富国之学”以新意。

中国传统的管理思想蕴含着丰富的内容，留给我们许多美好的理念和向往。我们在讨论各家学说对构建我国管理经验的积极影响时，也应清醒地认识到其对社会发展的阻碍因素。我们在积极运用的同时要坚决摒弃墨守成规的惰性思想，而更加要注意到创新与发展。正是这些矛盾所造成的张力，使这一文化现象不仅获得了不断发展的动力，最终也促成其自我解构。

通过对古代管理思想中蕴含的价值辩证的进行分析看待，可以更好地扬弃传统文化，取其精华，弃其糟粕，为当今的文明建设寻求合理的思路，创造出新的适合中国特色的科学管理思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