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晋诗歌

评价西晋诗歌及其在中古诗史上的地位

西晋诗歌不同于三曹七子的"建安风骨"，也不同于嵇康、阮籍的"正始之音"，它产生了一种新的质素，形成了诗歌史上特有的"太康体"--严羽《沧浪诗话》总结如是说。

对于西晋诗歌的评价，可从太康诗风的内涵，结合沈约、刘勰、锺嵘、严羽等人的说法入手，大概有以下几个特征：

(一)诗歌深受诗学观念变化的影响，具有纯粹化和精致化的特点

首先是社会的变化，社会由建安的激烈动荡转向太康的和平安逸，使太康人的生活和诗歌的观念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建安时期的诗歌是一匹作战用的战马，至西晋太康和平的环境里被"豢养"起来。诗歌观念的变化，推动了诗歌内涵的发展，这使西晋初年和太康时期的诗歌，从主题、形式和意义的层面上都朝新的方向转型。譬如，以前曹操开始的用汉乐府古题写新事，有时属于偶一为之；至西晋，则更加普遍，成为一种习惯，并上升到一个新的层次。其中言志的成分减弱，抒情的成分更重。又如，汉乐府从叙事讲唱的形式，至西晋，讲唱的形式逐渐弱化，转变为真正的抒情诗；原来授之口耳的声歌，以及在建安军旅中唱的"歌"，到了西晋，转型为视觉的"诗"，落到了文人的案头，这些都是质的飞跃。诗歌观念发生变化，引起诗歌题目的变化、内容的变化、写法的变化、意象的变化，使诗歌逐渐与原来伴随它的歌唱形式彻底剥离，就五言诗的层面看，也与乐府诗越走越远；西晋初年至太康的二、三十年间，西晋太康诗人做的一项重要的工作，就是将汉魏浑厚的铠甲从诗的表面卸下来，换成了西晋流行的丝织品便服；诗歌脱去业余的粗糙，变成专业的纯粹；一种比建安诗歌更"文人化"、更"纯粹化"、更"精致化"的诗歌产生了。这就是西晋"太康体"的总倾向--在失去了汉魏的古朴之后，收获了晋人的情采和绮丽。

(二)诗歌具有情采绮靡、举体华美、务为妍冶的表现形式

太康诗歌有异于前代诗歌的鲜明特征。

这就是说，太康时期，一是文章不同于班固、贾谊；二是诗歌体貌也异于曹植、王粲。诗歌词采绮靡于正始，风骨比不上建安。 (《诗品·晋平原相陆机》条)评张华"巧用文字，务为

妍冶。"其中，"尚巧似"、"巧用文字"、"巧构形似之言"，是张华、张协、陆机、潘岳等人的特点，也是西晋诗学的时代特点。

(三)诗歌展现了缘情绮靡理论与创作的互动

陆机的《文赋》，则是西晋太康诗歌理论的代表。陆机《文赋》详细地区分了文体，陆机区分了诗、赋的本质，说诗是"缘情"的，赋是"体物"的，因为"缘情"，所以必得"绮靡"；因为"体物"，所以必得"浏亮"。其中透露出的创新意识，是晋人的共同特点。陆机强调诗歌的形式美，但并不忽视内容的重要性，而是将诗歌内容和形式紧密兼顾。陆机《文赋》云：“理扶质以立干，文垂条而结繁”，“亦禁邪而制放”，“要辞达而理举”。这些都强调了内容和形式要紧密结合，不可偏重一端。正如陈伯海所指出的：“‘绮靡’并非是孤立的属性，在陆机的概括中，‘诗缘情而绮靡’是一个完整的界定，前后两因素存在着紧密而不可分割的的依存关系。换言之，‘情’为诗的内质，‘绮靡’只是诗的外形。内质决定着事物的根本性能，故诗必‘缘’于情，但內质又须落实和显现于外形，于是‘缘情’便导向了‘绮靡’。”［5］75但是，从陆机等晋人的实际创作来看，往往忽视内容，偏重于形式美的雕凿。刘勰《文心雕龙・明诗》批评西晋太康诗风曰：“晋世群才，稍入轻绮。张、潘、左、陆，比肩诗衢。采缛于正始，力柔于建安；或析文以为妙，或流靡以自妍。此其大略也。”指出西晋诗歌比曹魏更注重诗歌形式的修饰，而忽视诗歌内容的不良诗风。陆机的“诗缘情而绮靡”之论被误认为南朝浮艳的形式主义诗风的先导，因而一再遭人诟病，如谢榛《四溟诗话》：“绮靡重六朝之弊”；沈德潜《古诗源》：“诗缘情而绮靡，殊非诗人之旨”；纪昀《云林诗钞序》：“自陆平原‘缘情’一语引入歧途”；等等。“文变染乎世情，兴废系乎时序”。西晋时人大都表现出重形式美的倾向，追求诗歌“绮靡”是当时的审美时尚。《晋书・陆云传》：“观夫陆机、陆云……文藻宏丽，独步当时”［12］1487。《晋书・陆机传》：“天才秀逸，辞藻宏丽”［12］1480，“后葛洪著书，称‘机文犹玄圃之积玉，无非夜光焉，五河之吐流，泉源如一焉。其弘丽妍赡，英锐漂逸，亦一代之绝乎’。”［12］1481沈约《宋书・谢灵运传》：“降及元康，潘陆特秀……缛旨星稠，繁文绮合。”［7］1778《世说新语・文学》：“潘文烂若披锦，无处不善。”刘勰《文心雕龙・时序》：“岳、湛曜‘联璧’

之华，机、云标‘二俊’之采，应、傅、‘三张’之徒，孙虞、成公之属，并结藻清英，流韵绮靡。”锺嵘《诗品》评张华诗：“其体华艳，兴托不奇，巧用文字，务为妍冶。”评潘岳：“《翰林》叹其翩翩奕奕，如翔禽之有羽毛，衣被之有绡縠。”评陆机：“才高辞赡，举体华美。”从总体上说，同建安时代审美相比较，西晋的审美更加细腻化而柔弱，前者可用“壮丽”来概括，后者则要用“靡丽”了，正如刘勰所论“采缛于正始，力柔于建安”。“中国文学自从建安开始，在‘诗赋欲丽’的旗子下，日渐朝华丽的方向发展，而到西晋之初及太康时期，此种倾向愈加严重。”［13］260陆机提出的"缘情"说，仍然是到了西晋太康才会有的对诗歌与情关系更深刻的认识。和偏于表达思想的"言志"来说，"缘情"更多的是诗歌"文人化"、"纯粹化"和"精致化"的产物，更多地带有感性的色彩，也是太康的色彩。看一个时代的文学理论，便可窥知这一时代文学创作的风貌和倾向。陆机的"诗缘情而绮靡"的新理论，正是太康诗人包括他自己创作经验、体会的深化和总结，同时又与创作互动，指导和影响了太康诗风。太康诗歌情采绮靡、举体华美的风格特征，是在源出建安，又扬弃建安以后产生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