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金融监管面临的挑战与应对措施

我国金融监管面临的挑战及应对策略

我国金融监管格局金融行业一直以高风险特点著称，金融监管是全球经济的基础。为了规避和分散金融风险、保障金融机构的健康经营、维护金融行业的稳定、促进国民经济的持续协调发展，世界各国都在逐步加强金融监管改革的力度。继英国、日本之后，美国于1999年正式出台并实施了《金融服务现代化法案》，标志着整个国际金融体系开始由分业经营走向混业经营。我国自东南亚金融危机之后，为了确保金融体系的安全与稳定、完善金融风险管理体系，加快了金融监管体系的改革步伐，在不断完善金融监管法制、改进监管手段的基础上，对金融监管的组织框架进行了重大调整，分别于1992、1998和2003年成立了证监会、保监会和银监会，形成了证券、保险和银行分业监管的格局。我国金融监管面临的挑战随着我国金融体系市场化改革的逐步深入及入世后金融市场的全面开放，金融机构多元化、国际化经营趋势的日益增强，使我国分业监管格局下的金融稳定性面临严峻挑战。虽然我国金融业目前实行的是严格的分业监管，但是银行、证券与保险等业务之间已经出现了相互渗透的现象，同时国内也出现了一些混业经营的金融控股公司。随着混业经营的出现及不断的加剧，使得分业监管体制所隐含的矛盾日益突显，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业务交叉使原有的监管模式难以发挥作用，抑制了金融创新；事实上的混业经营（如中信、光大、平安等金融控股公司）缺乏有效监管；数据与信息的共享机制尚未形成；等等。我国金融监管的应对策略从我国金融业的发展阶段来看，虽然我国出现了混业经营的发展趋势，也出现了金融控股公司，但金融机构的主业还没有太大的变化，即使在金融控股公司内部，各子机构无论在资金还是在业务方面都存在着较为清晰的界限，因此，基于我国当前面临的情况，就短期而言，建立一系列有效的正式契约安排，通过加强监管者之间的协调合作将有助于解决目前分业监管中存在的问题。例如：①法制建设与制度安排：将联合行动、联席会议制度化，考虑建立分级联席会议制度等；②成立金融协调委员会，对各监管机构进行统一部署和安排协调，防止重复监管和监管真空的出现，提高监管效率；③信息共享：完善监管协调的人事制度；建立日常信息交流和数据共享机制等随着经济金融全球化、市场一体化进程的加快以及金融业由分业经营向混业经营的加速发展，综合监管和统一监管将成为金融监管未来的发

展方向，并且将为越来越多的国家和地区所采用。因此从长远来讲，对分业监管体制进行彻底的改革建立统一的综合性监管体制，进行功能性监管和以风险为基础的监管将是势在必行。

一、货币政策的最终目标

[color=00000] [color=00000]对货币政策的最终目标，理论界一直有不同的看法，大体可以归纳为三种观点。

第一为单一目标论：认为我国中央银行只应选择稳定通货为货币政策的唯一目标。其理由是：中央银行是独占货币发行权的银行，控制货币、信贷的增长，防止通货膨胀，是中央银行的首要职责。如果赋予中央银行多重目标的使命，就可能在目标之间出现矛盾的时候，忽视稳定通货的目标，难以保证币值的稳定。第二是双重目标论：认为我国货币政策的目标应是稳定币值和促进经济发展。这是因为，发展经济是最根本、最中心的问题，不能把发展经济排除在最终目标之外，但同时稳定币值是发展经济的前提，一国如果用通货膨胀来刺激经济发展，可能在短期产生经济超常增长的效应，但由于物价上涨所导致的种种问题，最终要制约经济的发展。反过来，经济发展是稳定货币的物质基础，只有经济发展了，有效供给增加了，货币才能真正持久地保持稳定。两大政策目标既相互依存，相互促进，又相互制约。第三是多重目标论：认为货币、信贷活动涉及国民经济的各个方面，货币政策及货币流通的状况，可以直接或间接地影响国民经济生产、流通、分配、消费的全部过程。因此，制定货币政策，不能仅仅着眼于稳定货币，发展经济等目标，而应当考虑社会就业、国际收支平衡等多重目标。本人认为：经济的高速发展离不开社会人员的充分就业；而币值稳定是经济收支平衡（包括国际收支平衡）的基本保障之一。币值不稳、必然影响经济的收支平衡；经济收支不平衡、必然影响社会人员的充分就业；社会人员不能充分就业、必然影响经济的发展。所以经济要高速发展，要求币值需稳定。二、我国独特的货币政策中介指标和操作指标货币政策中介指标是指为实现货币政策目标而选定的中间性或传导性金融变量。货币政策操作指标是中央银行通过货币政策工具操作能够有效准确实现的政策变量，如准备金、基础货币等指标。20世纪80年代，我国货币政策在中介目标的选择上，沿用了改革开放前的做法，即以贷款规模与现金发行作为货币政策的中介指标。把贷款规模作为中介指标的理论依据是：货币都是通过贷款渠道供应的，“贷款＝存款＋现金”，只要控制住贷款，就能控制住货币供应。随着市场化金融体制运行机制的确立，货币政策实施的基础和环境都在发生根本性变化，贷款规模作为货币政策中介指标逐渐失去了两个赖以生存的条件：一是资金配置由计划转向市场；二是国家银行的存款在全社会融资总量中的比重趋于下降，而其他银行和金融机构特别是金融市场的直接融资比重迅速提高。因此，中央银行指令性的贷款规模不宜再作为中介指标，而是作为一种指导性的变量，中国人民银行按月进行统计监测，以利于调控货币供应量。1994年《国务院关于金融体制改革的决定》明确提出，我国今后货币政策中介指标主要有四个：货币供应量、信用总量、同业拆借利率和银行超额储备率。目前在实际工作中，货币政策的操作指标主要监控基础货币、银行的超额储备率和银行间同业拆借市场利率、银行间债券市场的回购利率；中介指标主要监测货币供应量和以商业银行贷款总量、货币市场交易量为代表的信用总量。三、我国货币政策手段的使用及其原因近期我国货币政策手段的使用，特别是应否采取加息的手段成为各方关注的焦点。究其原因一方面在于从世界经济实践活动来看，货币政策手段特别是利率手段一般被视为是市场经济体系中运用广泛，见效最明显的宏观调控手段之一，另一方面也在于中国经济经过多年的市场化进程，货币政策手段的运用及其有效性成为检验中国经济市场化程度的高低，同时也是关系到宏观调控能否打破回归旧体制质疑的一个关键性指针。但是，正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