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治学必读文献

一、导语

虽然“政治学”研究历史可以追溯到更为久远的古希腊，但不可否认“现代政治学”发端于20世纪以美国为代表的西方发达国家。从1880年美国哥伦比亚大学政治研究院成立，标志着政治学在大学里成为一门正式的学科、拥有正式的研究机构；到1903年美国政治学会成立及1906年《美国政治学评论（APSR）》专业杂志创立，标志着政治学研究从传统社会学和经济学研究中进一步独立出来。自此之后，过去一百余年来政治学发展经历了不同历史背景、研究主题、研究方法、[①]理论框架和评价标准的演变（见表1），特别是20世纪中期后，在追求社科研究科学化的背景下，通过对不同学科理论和知识吸纳，完善和充实了政治学理论基本框架，使其影响力不但在发达国家获得显著地位，也对世界其他国家学科研究专业化和科学化产生重要影响。如源自西方学界诸多耳熟能详的专业术语、理论流派等研究成果不但广泛用于分析、解释和验证发达国家政治现象，也在发展中国家促进不同语境下政治学理论融合、延展和演化。

表1：美国政治学发展与变迁

注：改编自Munck,G.L.,&Snyder,R.,Passion,Craft,and Method in Comparative Politics.JHU

Press,2008,pp.39-40

方法指导理论探索与实践。从表1可见，政治学的学科复杂性、研究内容丰富性、理论流派庞杂性使得难以基于单一维度或简化的名词对其予以描述，但在其发展变迁史中，无论是研究目标和视野的设置，理论生成和概念的变化，还是评估标准和学者价值取向的差异等，均最终反映在以方法论演变为表征上。特别是当代政治学快速发展的背景下，研究方法变得更加多元，变革节奏更加频繁，但任一学科研究方法变革必然面临各种挑战和风险，政治学研究方法亦然如此。这也导致20世纪中期以来，西方政治学的蓬勃发展、引领之势，丝毫掩盖不了各种对它质疑之声，其中既有来自非西方国家政治学者的诘难，也有来自其自身学者反思。如20世纪70年代行为主义研究方法兴起初期，普林斯顿大学教授瓦林（S.Wolin）在《以政治理论为业》中，便忧心忡忡总结了彼时研究方法选择偏好带给美国政治学的影响：其认为政治学研究科学化取向形成“自满的政治态度、微不足道的研究内容、逐步衰落的教育”[②]等负面效应。

围绕“行为主义”研究方法取向在20世纪中后期的争论，政治学研究方法家族还带来诸如“后行为主义”等新概念兴起，试图折中或调和不同研究方法使用者歧见，但这并没有降低相关争论的激烈程度，“有关政治学方法论争论一直存在，并在未来不会减弱，”[③]也构成本学科的独特特征。特别是进入新千年之后，各种研究方法为获取政治学研究内部的话语权或影响力，导致争论进一步升级。如2000年10月15日在一封发给美国政治学会会员——其信件署名引介苏联领导人戈尔巴乔夫常用的俄文“改革”[④]——被称为“改革先生”的匿名来信中，批评美国政治学研究方法刻意定量化的取向及其所引起的学科研究范围和视野等偏好，匿名信中指出：“当前政治学研究存在过多强调方法新颖性的贡献，忽略对现实问题解决的考量，通过对经济学经验主义研究模仿而丧失政治学应该关注的本源”。不同学者对此信中观点的评价掀起了新一轮政治学研究方法争论高潮，其争论之广，参与者之众，影响之深刻为以往历次争论中所未有，也被冠为新世纪研究方法“改革运动”。本文通过系统化回顾2000以来美国为代表的政治学发展现状、改革运动发生缘由、发展历程，并深入评价不同研究方法最新进展、在学科中使用特征、对研究议题的影响，进而为当代中国政治学发展繁荣提供他者实践的借鉴。

二、新世纪政治学研究方法运用新特征

整体来看，21世纪美国政治学的主体格局并未发生明显的变化。就学科发展而言，由于政治学研究内容繁杂，大多数美国大学不单独设立政治学系或者政治学院，而是将其划分到人文学院之中（School Of Humanities Or Liberal Arts），以利于促进与其他学科的交叉和竞争。同时，根据学科研究主题差异，政治学依然传统的细分为政治哲学，政治学理论，比较政治，国际关系，美国政治，政治学研究方法等不同分支。

而发生变化则是，不同研究主题采用的方法出现趋同态势，特别是伴随计算机技术的发展和对经济学等学科方法借鉴，相关统计方法和数量模型对政治学影响进一步加剧，使得基于历史、文化和档案等传统研究方法处于边缘，政治学刊物发表成果中更多趋向于采用定量分析技术。当然，这种趋同性的内部又存在若干研究方法使用的不平衡，具体如下：第一，发表的学术成果中，定量研究方法在不同时期存在使用的不平衡，同时，定量与其他数理研究方法也存在使用的不平衡。以《美国政治学评论（APSR）》刊文为例，从1906到1988年发表的2529篇论文中，共有619篇（24.5%）采用了定量数据分析方法。虽然表面上这一总体比例并不多，而若将其进一步划分为不同阶段予以考察则可见：以20世纪60年代行为主义革命的兴起为分割点，定量研究文献的发表在此时间之后显著增加，此类文献占年度发文比例从20世纪60年代之前的不足1/4跃升到50%以上，但此时一个显著问题是：这类研究多纯粹借鉴其他学科定量分析方法，并没有贴近政治学研究特征而展现出方法论的独创性；随后以20世纪70年代作为新分界点，此时期定量研究重要创新是从之前大量采用政府部门数据，走向学者使用原创性数据，但总体刊文比例伴随对行为主义的反思而有所下降；到20世纪80年代，相关论文从对心理学，经济学，社会学等学科方法的借鉴逐步走向和原创性方法进行融合，所刊论文定量研究方法的使用又开始进入新的高峰。[⑤]在今天看来，这种不同时期阶段性差异体现出不同年龄段学者对研究方法认识的差异，或者说新生代学者群体中更娴熟也更多采用定量研究方法。

此外，不同定量分析方法的采用也存在差异，如21世纪以来，《美国政治学评论》投稿中虽然使用定量分析方法的论文一直保持着50%以上的比例，相关数理分析方法和小样本分析方法的采用却一直保持较低的比例（见表2），近年来新兴的数理建模等方法采用也处于较低水平。

表2：美国政治学会会刊《美国政治学评论》所投稿件研究方法使用分布（%）。

注：作者根据历年《美国政治学评论》总编报告整理而成。（注：统计数据反映刊物投稿分布，但最

终刊物发表文章分布接近于此各项比例）

第二，在政治学亚学科中，不同主题或领域存在研究方法采用不平衡。如“美国政治”研究中使用定性方法要低于“国际关系”和“比较政治”等分支学科，[⑥]以“美国政治”研究为主的刊物为例，通过统计《政治学美国学刊（AJPS）》，《美国政治学评论》，《政治学研究（JoP）》在1989、1992、1995、1998、2001和2004等年份发表的“比较政治学”领域论文可见：“总量只有不到8%是定性文章，其中《美国政治学评论》中定量文章则高达90%，且26%的论文使用了数理演绎模型”。[⑦]但在亚学科“比较政治”研究中，通过对其三大代表性刊物（世界政治、比较政治研究、比较政治学）在1989、1992、1995、1998、2001及2004等不同年份刊发319篇论文数据汇总则可见：“63.3%的文章是定性研究的，36.7%文章是定量的，仅有4.4%文章使用数理演绎模型”。[⑧]这组对比数据可见“美国政治”研究为主的刊物定量研究方法的使用高于其他亚学科刊物，而定性研究方法使用则低于其他亚学科刊物。

就不同主题的研究方法使用而言，如在政治行为分析中定量研究方法使用高于政治制度或政治哲学分析等主题，以《政治学美国学刊（AJPS）》2011年编辑报告统计结果为例，偏好使用定量和数理模型的研究论文主要集中在民意分析和投票行为研究领域，分别位列其年度投稿量的第一和第二。

第三，不同学者群体对研究方法使用存在不平衡。如对2000到2009年四份美国主要英文政治学期刊（APSR、AJPS、JS、PS）发文数据分析表明：“使用定性方法的女性占24.3%，男性则为18.8%”，[⑨]男性学者采用定量研究方法显著高于女性。由于定量研究需要长期的数据积累、充分的经费支持、结构合理的学术团队和严格的学术训练，女性在上述方面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