领导者案例分析-仇和

关于仇和的案例分析

1 "仇和现象”产生的社会背景

无论“仇和现象”涉及的内容如何，是仇和本身，还是对仇和进行评价的舆论现象，甚至是包括理论界的同类主张及其对策现象，或者是部分有之，或者是全部有之，但都是处在相同的社会背景下，并体现着其不同方面的特征。总体上看，其主要包含三个方面：

1.1 特殊的经济发展阶段

由于我国还处在经济比较不发达阶段，决定着我们的主要任务就是尽快赶超西方经济发达国家或比较发达国家，不管提还是不提科学发展观，实践中都会自觉或不自觉地执行经济赶超任务，因此就不可能投入太多的精力去关注经济发展模式的创新，因为那将冒着极大的失败风险，并目将付出极大的或较大的探索成本。为此，不管是传统的计划经济时期，还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时期，我们采取的主要方式就是模仿，既模仿其理论，又模仿其体制，先前是模仿苏东国家，后来是模仿西方发达国家。也许是西方经济发展模式比较成熟目有诸多模式可供借鉴之处，以致改革开放之后我们少走了很多弯路，结果对西方的理论特别是经济理论产生了一定崇拜和盲从，自然也带入了一些“私有化”思潮，或者是“全盘”，或者是“部分”，在行动上也就表现为彻底地或半彻底地“卖国企、卖学校、卖医院”(简称“三卖”)举动，无论它们打着何种旗号，也无论人们相信与否。

1.2 特殊的文化创新土壤

在中国土地上，种经孕育了灿烂的黄河文明和长江文化，可是封建帝制的长期确立，权威的崇拜、科举取仕制的发明和独尊儒术制的形成，虽然对其帝制的巩固起到了重要作用，不过对其发展特别是文化的发展却造成了一定阻碍作用。否则，时至今日，我们也不会对知识产权保护进行大力提倡，更何况封建帝制的取消己有一段时间。正是由于这种包容有余而创新不足的文化传承土壤，才使得生于斯而长于斯的人们，面对西方较为先进的经济理论和模式，自然或不自然地采取了“拿来主义”态度，即使过去传统计划经济时期有过批判，也仅仅是从意识形态角度加以批判，至于合理性地吸收和创造性发展，则显得比较苍白，就是有一些具有创新性思想的人做出了某种努力，在这种大潮面前也是于事无补。

1.3 特殊的国际政治环境

改革开放的推行，是在特定的国际政治环境下开始的，一方面是两极对抗趋于缓和，西方发达或比较发达国家整体上暂时处于上风，一些社会主义国家都在开始或准备开始进行改革;另一方面是和平与发展己成为时代主题，国际间的交流与互动在加速。在这种情况下，一些西方发达或比较发达国家必然会把自己的政治模式、经济模式和文化模式向那些正要改革的国家进行渗透，而后者由于没有更好的理论和模式可供借鉴，既有的理论和模式也己经出了问题，不是彻底走不通，就是承担的创新成本太大，因此也比较乐于接受前者那些理论和模式，包括经济理论和模式。于是，在这个过程中，就不可避免会出现俄罗斯的“体克疗法”现象和中国的“仇和现象”以及衍生出的“郎咸平现象”。

2 仇和——中国最富争议的变革型领导

仇和，在担任江苏省沭阳县县委书记与宿迁市市委书记的8年期间，他以非常手段推进了一场又一场的“激进”改革，并取得了卓著成效。然而对他本人，有人说他是酷吏，有人称他如青天;有人怒斥他“简直是胡闹”，有人鼓励他“大胆地试”。由此，他本人和他主导推动的改革便一度成为各方舆论关注和争议的焦点，“最富争议的巾委书记”—这个评价对他而言可谓“当之无愧”。

2.1 施政纪要

实行“一卖到底”:从出售国有单位门面房，到所有国企，再到强行推进教改医改，变

卖幼儿园和医院；铁腕反腐：坚决查处买官卖官现象，不但将前任县委书记依法查办，而且查处相关的上百名干部;推行小城镇建设:以铁腕强力进行人规模城市拆迁，老百姓先反对后赞赏;民主尝试:在全国首推干部任前公示制度;全民招商:宿迁推行1/3干部离岗招商、1/ 3干部轮岗创业;副处级干部的任务是500万元/年，完不成任务的干部，所在部门一把手免职;强行借资修路:通过企业垫资，要求公务员、教师借出工资等方式筹资来进行修路等基础设施建设。

2.2 争议焦点

1998年，宿迁市下属的沭阳县，给教师下达“招商引资”任务，结果引起集体罢课，此事被央视《焦点访谈》披露;1999年，又是沭阳县，将犯有小偷小摸等行为的人，在电视上予以亮相、念检讨书，取名“沉重的忏悔”，此事被南方周末曝光;2003年，宿迁市强行推进教改医改，变卖幼儿园和医院，引起激烈争议。

2.3 多方评价

沭阳县赶步村一位村民:黄登仁也“收钱”，收了就没有了，仇和也“收钱”，但他用这些钱给我们办了事。出租车司机眼里的仇和:治安好了，经济发展了，他是个好人，办了不少实事。沭阳一家小裁缝店的一副对联:“求天求地不如仇和，治脏治乱不如治安。”

3 变革型领导的特质分析

在变革时期的中国，为官者心中都有这样一个共识，那就是：在中国，尤其是转型期的中国，要干成点事，不来点急风暴雨式的“铁腕”，不来点“吐个唾沫就是钉”式的强权，那是绝对干不成的。“仇和现象”的出现，正是中国日前的特殊国情和人变革的历史时期所造就的。时势造英雄，变革的历史时期造就了特殊的仇和。在仇和的身上，我们可以看到变革时期所需要的变革型领导的特殊品质。

3.1 勇气与胆略

达布林认为，领导者需要勇气来面对风险和创造变革的挑战，他们也必须承担责任，并不惜以自己的声誉为代价。从这个方面而言，似乎没有任何一个书记能够像仇和那样，即使面临巨大的争议和压力，也能够坚持到底，其典型事例是克扣工资用于基础设施建设和大卖特卖的改革方式。宿迁一位副厅级干部这样说：“仇和敢碰‘硬’，敢于在民生问题上‘大做文章’，是政府对改革力量的一种褒扬。这年头敢于改革的领导太少了。”

3.2 对挫折的高承受力

作为一个推进激进改革的领导者，仇和在每一个改革的过程中都面临着众多争议和阻挠。在推进小城镇建设时，出现了墙体倒塌压死民工事件，这一工程本来就遭到很多人的反对，但仇和顶住压力，继续推进自己的思路，过后仇和自己也承认，那时是他压力最大的时候。对于克扣工资用于基础设施建设，不知道有多少官员谴责他是在大搞政绩工程，不顾官员的死活等等，仇和全都坦然承受。

3.3 无私

在仇和的身上也浓缩着当代中国共产党人不计自己个人利益得失、无私奉献的品质。据说在现代化“起飞”阶段，政府官员的腐败是一种可以容忍的普遍现象，特别是在我国监督制度还不够发达的时代，也确有许多官员抵御不了诱惑，为了自己个人和家庭的利益而沦为贪官。而仇和没有孜孜于个人利益，他有更高的追求。仇和不怕因为干事业成为“众矢之的”，即使三次上了“焦点访谈”的批评榜，他依然坚定、依然执着，依然大胆地向前走，这种不同凡响的品质，是一种变革者特有的气概，令人动容，令人肃然起敬。

3.4 细致

在仇和看似“激进”的改革行为背后，有着他细致、准确的“预警机制”:或步行或骑自行车进行微服私访;对准备开展的可能会引发大面积群体性事件的举措，他会亲自上阵，细致耐心地解释说服;他也会使用一些“小聪明”，比如在疏通京杭大运河时，他组织各界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