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文学诞生期“文学革命”的两歧性概述

现代文学诞生期文学革命的两歧性概述

一、文学与革命

将文学革命一词拆开重新确立关系，主要因为二者在当时包含的历史内容远比今天想象的复杂。文学革命究竟是文学的革命，还是文学需要革命，或是本属于两个历史内容，一直与现代文学诞生过程中革命话语的意义网络密切相关。显然，在历经晚清梁启超三界革命的洗礼下，文学意义上的革命，已在分属于政治与文学的路向上，呈现出一种必然的趋势。新文化运动时期的文学革命，在承继和对比历史经验的前提下，比前辈具有更为具体明确的主张。

文学革命时代，文学与革命之间的位置，当然还取决于对待革命的态度。以胡适为例，在完成于日后的《逼上梁山》一文中，胡适曾自言1916年与梅觐庄等好友争辩的结果是这年2月到3月间，思想上起了一个根本的新觉悟，一部中国文学史只是一部文字形式（工具）新陈代谢的历史，只是‘活文学’随时起来替代了‘死文学’的历史。文学的生命全靠能用一个时代的活的工具，来表现一个时代的情感与思想。事实上，对于革命，胡适一直将其作为进化途径的另一侧面并抵触其激烈、紧张的倾向。在写于1916年1月31日一篇致h.s.维廉斯教授的信中，胡适曾以英文的形式表达自己对革命的议论，吾并非指责革命，因为，吾相信，这也是人类进化之一必经阶段。可是，吾不赞成早熟之革命，因为，它通常是徒劳的，因而是一事无成的。

二、革命与审美

在文学革命中，对文学的关注还包含着自身的两歧性，这使文学在具体认识和实践上一度徘徊于革命与审美之间。对于晚清以来的文学，梁启超三界革命所代表的政治现代性，和王国维通过介绍西方哲学、美学而返回文学自身的审美现代性，一直构成五四文学革命的重要理论资源。但较之前辈而言，文学革命时代对所谓革命与审美的界限区别得并不十分明显，它们常常包容在一个理论家或是一个作家的主张与创作之中。

为文学革命张目的陈独秀，在这一时期对文学的思考同样包含着两条迥然不同的道路。只不过，由于陈独秀主要是以一位老革命党的面目出现，因而，其文学审美独立的一面并未得到深入地展开。在1916年8月21日，胡适以文学革命八事为主要内容，寄给陈独秀信后，陈独秀便在回信中指出：尊示第八项‘须言之有物’一语，仆不甚解。或者足下非古典主义，而不非理想主义乎？鄙意欲救国文浮夸空泛之弊，只第六项‘不作无病之呻吟’一语足矣。若专求‘言之有物’，其流弊将毋同于‘文以载道’之说？以文学为手段为器械，必附他物以生存。窃以为文学之作品，与应用文字作用不同。其美感与伎俩，所谓文学美术自身独立存在之价值，是否可以轻轻抹杀，岂无研究之余地？况乎自然派文学，义在如实描写社会，不许别有寄托，自堕理障。

同样在文学革命时期，陈独秀还在《答曾毅书》中，具体说明其对文学独立存在的本义性理解：何谓文学之本义耶？窃以为文以代语而已。达意状物，为其本义。文学之文，特其描写美妙动人者耳。其本义原非为载道有物而设，更无所谓限制作用，及正当的条件也。

三、形式与思想

文学革命的演变轨迹，生动地体现了一种过程性。但作为一个历史的原点，文学革命却是文言和白话冲突的结果，这在很大程度上是文学革命可以与白话文运动成为同义语的重要原因。文学革命的基本目标和主张成果就是用白话文学替代文言的文学。

白话文运动在晚清时代就已经发生。当时，维新派人物黄遵宪、梁启超等都提出过倡导白话的言论。1898年8月，裘廷梁更是以《论白话为维新之本》一文为题，配合百日维新运动发表，对当时的白话文运动起到了巨大的推动作用。在晚清白话文运动兴起的过程中，白话报刊的风起云涌也起到了不容忽视的作用。据有关研究者介绍，出版于清末最后约10年时间里的白话报和杂志约有140种之多。白话报刊的风行无疑为通俗语言的传播予以了强有力

的推动，当时的维新派和革命派经常利用白话讲演和发布传单来号召群众。不过，必须指出的是，这一时期的白话文运动在自身上也存有不可避免的历史局限：虽然在具体应用的过程中产生了白话代替文言的趋势，但在纯粹文学范围特别是诗歌领域内，古典主义却仍然占据绝对的优势。

综上所述，文学革命时代形式与思想的两歧性，是以主观上的不自觉和自觉、过程中的对比方式实现的。胡适从坚守语言和文体形式本位，到必然融入思想革命的层面之中，造成了他在文学革命发展中的心态意识始终是一个耐人寻味的话题。以彻底动摇古典文学赖以生存的基础，呈现了言文一致的语言创作新文学的可能性，无疑是胡适的尝试之功。没有白话及其形式的有力支撑，文学革命过程中的思想革命必然无法向更为纵深的层次发展。因此，形式与思想的对立统一，既是一个过程的两个方面，同时，也是两方面内容具有自身独立性的必然结果。

四、个人与群体

在完成于1935的《中国新文学大系》建设理论卷之导言中，胡适曾指出中国新文学运动理论的两个中心：一个是我们要建立一种‘活的文字’，一个是我们要建立一种‘人的文学’。前一个理论是文字工具的革新，后一种是文学内容的革新。中国新文学运动的一切理论都可以包括在这两个中心思想的里面。按照胡适的说法，注意到文学内容的改革特别是民国七年一月《新青年》复活之后，文学革命的鼓动者们曾经在是年6月推出一本易卜生专号，其中包括胡适写的一篇文章名为《易卜生主义》，在文章里，胡适曾借易卜生的话来介绍当时新青年社的一班人共同信仰的‘健全的个人主义’。

鲁迅曾指出：凡是关心现代中国文学的人，谁都知道《新青年》是提倡‘文学改良’，后来更进一步而号召‘文学革命’的发难者。《新青年》（第一卷原名《青年杂志》）的创刊和胡适大致此时在美国的笔墨官司，大致可以视为文学革命的前奏。至1917年胡适《文学改良刍议》和陈独秀《文学革命论》的发表，较为完整和明确意义上的五四文学革命终于形成浪潮。1918年，文学革命的另一员主将周作人发表《人的文学》，次年又写下《思想革命》，这一切都为文学革命注入了特定的内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