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的文体特征与主题表现

“记”的文体特征与主题表现

作者：詹丹

来源：《语文建设》2014年第07期

关于《岳阳楼记》，欧阳黛娜的教学实录和孙绍振的解读文章，都强调了“览物之情，得无异乎”和“或异二者之为”等句中“异”字对理解全文的关键作用。他们的分析颇有见地，不过，在谈及这篇文章的文体特点时，却也都留有一些缺憾。欧阳代娜在课上针对学生问及“记”这一文体时，是这样回答的：

记，本是一种比较自由活泼的古代散文体裁，可以记事，亦可以议论。熔记叙、抒情、议论于一炉。本文记叙的篇幅虽然不少，但这只是一种铺垫，为了烘托中心思想而写。它的主体部分在第四部分之中，是用抒情议论的方式表达出来的。[1]

其所谓的第四部分，就是作者提出“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这一命题的部分。孙绍振在他的解读文章中，则把这一部分的主要内容归结为“情理交融”：

实际上先天下之忧，是永恒的忧，后天下之乐，绝对地不乐。这不像是全是哲理的全面性，而是抒情特有的绝对化。不过这种情，也就是志，是哲理，也就是道，结合在一起的，不过这种志道互渗，和通常所说的情景交融不同，而是情理交融。也正是因为这样，所谓文以载道，实际上，这个道，并不纯粹是主流的意识形态，其中渗透着范仲淹对情感理想的追求，是道与志的

高度统一。[2]

抒情议论，是就表达方式而论的；情理交融，是就表达对象而论的。两者观点从不同侧面互为呼应，有着相通的分析思路，而这种相通性，正显示了他们分析文体时共有的一种缺憾，那就是把前文的“记”和后文的抒情议论部分，人为地割裂了。

无论是欧阳代娜还是孙绍振，他们在引述原文第四部分分析时，都忽视了一个基本的文本事实，就是这一部分的主要内容既不是作者的直接抒情，也不是作者的直接议论。如同前面部分的记叙是假托了迁客骚人登上岳阳楼面对不同景物和念及个人遭遇而发生的或悲或喜，接下来，当作者提出“或异二者之为”时，也不是在直接说自己，而是以古代的仁人志士为描写对象。按照作者文中所言，他是在探究另一种人的心理状态，即所谓的“予尝求古仁人之心”。尽管我们不妨说，迁客骚人的悲喜交加，有范仲淹自身的现实影子，“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也有作者隐含的理想诉求，特别是最后一句“微斯人，吾谁与归”，更是把他对理想的追求直接表达了出来，但在行诸文字的主体部分，作者却把自己放在了一个隐含的边缘位置，是以对他人览物之情的记录，显示了“记”的一以贯之的表达方式。即使第四部分的主体部分有抒情和议论，但这种抒情和议论，是作者在“记”的前提下对他人思想情感的一种转述和想象，因为这种转述和想象被更具主导性的层面“记”所统摄，所以这部分真正能够与作者自身的

“记”的层面并列的另一种表达方式（比如议论），其实只有一句话，即“微斯人，吾谁与归”。由此带来了两个常常被人忽视的“异”的意义问题，需要我们进一步分析。

第一，为何在所谓的主体部分，写景和抒情改变成议论和抒情。如果确如我所言，这里仍有“记”在贯穿的话，其内在的变异又是怎样的？

第二，为何作者把自身的立场放在了一个边缘位置，无论是写景抒情还是议论抒情，都是以对他人的心态言语记录而呈现的？

先谈第一个问题。

文章主要部分所写的“以物喜”“以己悲”，都为这些抒情主人公假设了一个在特定时空的行为，即“登斯楼也”。发生在这一特定时空的行为，是跟一己的荣辱得失联系起来的，哪怕面对美景而有宠辱偕忘的感觉，这种感觉也是立足于当下的，是有一种生动的现场感的。这种生动的现场感，通过精致的对偶性语言，得到了充分的表达。然而恰恰是这种生动性的表达，遭到了一些强调文以载道的古文家的讥笑，《后村诗话》就有围绕着《岳阳楼记》的一段传闻：

范文正公为《岳阳楼记》，用对语说时景，世以为奇。尹师鲁读之，曰：“传奇体耳！”

对此，虽然目录学家陈振孙为之辩护曰：

然文体随时，要之理胜为贵。文正岂可与传奇同日语哉！盖一时戏笑之谈耳。[3]

但其在辩护词中，把“理胜”作为超越时空的一个永恒的特点标举出来，似乎也暗示了我们，《岳阳楼记》的文章立意，在很大程度恰恰在于对具体时空的一种超越。虽然从表达方式看，写景抒情的变异是因为主体从迁客骚人变而为古仁人，但在“记”的总体框架中，时空从当下的“斯楼”拓展开来，即通过引入古人的跨时段性以及庙堂和江湖两个隐喻性地点，使具体的时空被提炼到一个更具普遍意义的层面。古人胸怀的理想性以及江湖和庙堂的隐喻性意义，使文笔很难再落实到具体的一己之身和一地之景，于是水到渠成引出了一个无所不包的“天下”的集合性概念。在天下之外再设定其先后：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这就把个人的胸襟也拓展至无限大了。据此，我们可以说，表达方式的变异，跟人的外在空间与心灵世界的无限拓展有必然联系，跟把描写对象从具体层面提升至抽象的一个集合性概念有必然联系。在这过程中，具体的生动性被扬弃，描写的对象不需要再依托一个直接的时空框架，具有超时空特点的语言和心灵世界，在抒情议论中得到了有力的表达。然而，不是自我的直接抒情和议论，而是转述他人之言的“记”的特点，依然把抒情和议论一并涵盖了。在“我”的记叙中再细分出他人的览物之情和议论抒情的差异，这是分析《岳阳楼记》整体结构时不能忽视的两个层面。

这就涉及我要讨论的第二个问题。不论是前文的记叙和抒情，还是后文的抒情和议论，为何作者总是以对他人的感觉和议论的记叙来表达呢？或者说，为何作者是以他自身隐含的总的记叙框架，来把他人的览物之情、个人悲喜以及超迈的思想感情呈现出来？尽管我们不难发现

作者流露的自身立场和志趣，但假托他人的迂回曲折的表达，不是要比自己直接出场的表达，力量更为薄弱吗？作者这样处理的意义又究竟何在？

也许有人认为，因为范仲淹当时并没有在场，他只是受滕子京的书信之托来写这篇文章，其内容主体基本是对他人览物之情的揣摩，也在情理中。[4]但这不是关键的原因。在我看来，正因为把他人作为记叙的对象，才给反思自身的思想感情提供了机会。我们与其说迁客骚人和古仁人都有作者自身的影子，还不如说，这正是作者自身思想情感的一种客观投射。在假想的从迁客骚人向古仁人的变异中，作者自身的心灵世界完成了一次提升，而提出古仁人的对象，更有特殊的意味。尽管先哲有当仁不让的说法，但“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境界毕竟超迈高远，似乎一般人很难企及。作者宁可把这种境界推许为古人的一种胸怀而加以追求，也要比自己直接抒发来得更近人情，这是以低调处理高调的写作策略，也是理想人格与传统君子风范的有机结合。

正因为文中提及的人物都具有假托性，这样，在文中承载人物思想感情的语言获得了甚至比假托的人物本身更重要的位置（尽管语言本身最终也受隐含的作者的思想所制约）。这也部分解释了为何历代文人（包括作品流传的宋代）对作品的语言给予了很大的关注，特别是文中的对语问题，曾引起争论。限于题旨，这里仅讨论与人物思想感情定位最为直接的一组。

孙绍振在谈到该文的语言时，曾举出其中的名句“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与《孟子》的“乐以天下，忧以天下”加以比较分析，随后，他又假设了这一名句的另一种表达以进一步讨论：

先天下而忧，后天下而乐。从语义上看，似乎没有多少差异，可一旦写成“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忧”和“乐”在句子里，以语音而言是重复了，在语义上却不是完全的重复，第一个“忧”和“乐”，是名词，而第二个“忧”和“乐”，则是谓语动词。语音上的全同和语义上的微妙而重要的差异，造成一种短距离同与不同的张力，在两句之间，又构成一种对称效果，由语音和语义的相关性和相异性，强化了情理交融，情志互渗，构成了本文最亮点，最强音。一唱三叹的抒情韵味由于这种结构而强化。[5]

这样分析，单就这一组句子本身看，当然颇有道理，但如果引入“不以物喜，不以己悲”这一对句加以比较的话，那么其两组对句隐含着对人物主体建构的差异性就充分体现出来了。“不以物喜，不以己悲”虽然各有所指，一般教师往往会翻译成“不因为客观环境好就沾沾自喜，趾高气扬；也不因为个人境遇顿挫就悲观失望，怨天尤人”（见欧阳代娜教学实录）。但这两句形成的对偶关系，包括前文两次强调的“登斯楼也”，其实是在“以物喜”“以己悲”表面均衡对比的两个句子中，既有着每一句本身前后的纵向因果关系的推进，也有着两句间的物与己、喜与悲之间的横向滑动。在上下句的互文见义中，凸显了其内在的共同性，就是不论喜悲，其实都被个人的遭遇和外在环境所影响，均衡的结构中，因为传统的互文修辞关系，导致作为原因的物与己和作为结果的悲与喜互相逆转的不稳定性。相反的是，当“先天下之忧”和“后天下之乐”各句后缀以“而忧”和“而乐”时，不但如孙绍振所说的，是词性差异构成的张力或者语音重读带来了语义的强调，而且更重要的是，通过前后句内在的因果关系纵向的加固，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