洋务运动与思想启蒙

对于中国的衰落，中国的教科书多数只是口号式总结成“腐败无能的清政府”、“出卖主权”、“内外勾结”、“丧权辱国”。这里我想从当时士大夫阶层思想认识的角度，对比着日本，探讨一下中国衰落的原因。

我认为，在客观上，近代中国实际上是接触到了西方的文明，即使是在鸦片战争后，也完全有可能踏进国际世界，经历大胆的改革之后，周旋于列国之间，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但是由于要维持历代在东方世界的光荣地位，中国从统治者到思想者，在观念上基本上都否认了日益强盛的西方世界的存在。如前面所述，西方列国在中国近代大部分士大夫的思维中，被归为“夷狄”的范畴，西方制度，被视为“夷俗”。士大夫们头脑中根深蒂固的“吾闻用夏变夷，未闻变于夷”的正统思想，基本上断绝了他们主动学习西方先进国家制度和科学技术的可能。

在对待外侮，中国也经历了否认、承认、图变自强的历程。1860年，以洋务运动为代表的中国近代化进程终于艰难的启动。洋务派是比较具有危机意识的士大夫阶层。其中又以奕?和李鸿章为代表。

李鸿章最早向皇帝乃至全体中国士大夫们指出中国面临“数千年未有之变局”和数千年未有之强敌”，相对于当时以倭仁为首的国粹派的空谈阔论，李鸿章的“大变局”、“强敌”观念，无疑是对西方挑战的严峻现实的认识上的深化，其进步意义不容忽视。李鸿章在1864年写了一封信给恭亲王和文祥，信中说：

“鸿章窃以为天下事穷则变，变则通。中国士大夫沉浸于章句小楷之积习，武夫悍卒又多粗蠢而不加细心，以致用非所学，学非所用。无事则斥外国之利器为奇技淫巧，以为不必学，有事则惊外国之利器为变怪神奇，以为不能学。不知洋人视火器为身心性命之学者已数百年。一旦豁然贯通，参阴阳而配造化，实有指挥如意，从心所欲之快。……前者英法各国，以日本为外府，肆意诛求。日本君臣发愤为雄，选宗室及大臣子弟之聪秀者，往西国制器厂师习各艺，又购制器之器，在本国制习。现在已能驾驶轮船，造放炸炮。去年英人虚声恫?，以兵临之。然英人所恃而为攻战之利者，彼已分擅其长，用是凝然不动，而英人固无如之何也。夫今之日本即明之倭寇也，距西国远而距中国近。我有以自立，则将附丽于我，窥伺西人之短长；我无以自强，则并效尤于彼，分西人之利薮。日本以海外区区小国，尚能及时改辙，知所取法。然则我中国深维穷极而通之故，夫亦可以皇然变计矣。……杜挚有言曰：利不百，不变法。功不十，不易器。苏子瞻曰言之于无事之时，足以为名，而恒苦于不信；言之于有事之时，足以见信，而已苦于无及。鸿章以为中国欲自强则莫如学习外国利器。欲学习外国利器，则莫如觅制器之器，师其法而不必尽用其人。欲觅制器之器，与制器之人，则我专设一科取士，士终身悬以为富贵功名之鹄，则业可成。业可精，而才亦可集。”

这封信是中国十九世纪最具有历史价值的一篇文章。在这封信中，李鸿章提出了三点主张：第一、惟有学习西洋科技方能自存；第二、中国与日本孰弱孰强，要看哪一个国家变得早、变得快；第三、改革要从培养人才入手，他要求改革科举制度。不能不说，在公元

1864年，李鸿章是伟大的政治家，他对世界的认识，是最为清醒的。

洋务派另一位代表人物文祥，在临终前上奏清廷，发出了振聋发聩的呼吁：“料敌审己，实有万万不能不办之势，亦实有万万不可再误之机。一误即不能复更，不办即不堪设”。

北京条约签订后，恭亲王拟定了一个新的大政方针：第一，以夷器和夷法对付夷人，即接受西方文化军事部分，这是中国的自强之道；第二，在自强尚未实现时，中国应当谨守条约，避免战争。

事实上，洋务派也确实取得了了不起的成绩。

首先，在外交思想和实践上，主动迈出了近代化的步伐。中国外交的第一项重大调整是1861年1月在恭亲王提议下成立“总理各国事务衙门”，由恭亲王、文祥和桂良掌管；在总理衙门之下还设有南北各一个通商大臣，负责处理十几个通商口岸和开放口岸的一应事务。这改变了以往由礼部、理藩院和两广总督等机构兼办外交从而使内政与外交界限不分的状态。这是中国向近代国际体系迈进的第一项认真的措施。对外交往的日益顺畅，伴随着中国人对外部世界了解的加深。主管清廷外交的恭亲王，其个人的外交经验也不断积累，视野不断拓宽。丁韪良呈上的《万国法原理》译本得到了总理衙门的高度重视，恭亲王下令将该书作仔细润色后刊印300册，分发给京内外大员。恰在《万国法原理》刊印期间，清廷面临一件外交纠纷，使恭亲王有机会检验西方国际法的有效性：1864年4月，新任普鲁士驻华公使李福斯(von Relflues)在赴任时于大沽口外捕掠了3艘丹麦商船。恭亲王根据新近从《万国法原理》中获取的关于“内洋”与“公共洋面”不同法律地位的国际法知识，照会李福斯，对这一“显夺中国之权”、“轻视中国”的行为提出抗议，并称李福斯必须先解决此事才能被中国接纳。李福斯在恭亲王的压力下被迫让步，释放了3艘丹麦商船并支付1500元洋钱的赔偿金，还向恭亲王奉上处事“甚为明智，甚为公平”等颂辞。李福斯事件的结局增强了恭亲王的信心，使他开始信赖于西方的国际法规则和外交手段。1867年l0月，清政府一改第二次鸦片战争前竭力规避与西方列强谈判的态度，于中英《天津条约》规定的修约谈判期限前3个月就主动筹划修约谈判事宜。由此达成的1869年lO月签订《中英新约》，虽然仍使中国出让了一些权利，但它至少是一项形式上完全平等、内容上也体现了互惠互让原则的条约，而且它还是中英通商以来第一次在和平环境下通过谈判方式取得协议而后订立的条约，与1842年以来中外签订的历次“城下之盟”有着重大的差别。

其次，在发展军事国防上成就斐然。仅以北洋水师为例，其规模和实力便在日本之上。

但是洋务派毕竟是失败了。我认为原因在于：

其一、洋务派的这种图变自强的举措，仍然局限在“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框框里面。洋务派对于西方的兴趣，并不包含着追求更高的社会目标与伦理思想的内在精神要求

和丰富的社会内涵。丁日昌就曾说：“西学除船械一切必须效法西洋外，其余人心、风俗、察吏、安民，仍当循我规模，加以实意”。洋务派妄图通过“体”（根基）、“用”（功能）的范畴把中学和西学加以分隔和联系，虽然从表面上解决了异质文化价值观念的形式上的互容性，但是，正如程颐所说：“体用一原，显微无间”，体和用是不能机械分离的。张岱年认为，“一原即一本，体用一本，即谓体与用非二本，有体即有用，体即用之体，用即体之用……用即由体出。非于体之外别起一用，与体对立而并峙。”因此，当洋务派把西学这一异质文化因素，勉强地安置在用的范畴位置上时，中学之体和西学之用之间，就实质上存在无法调和的矛盾。

洋务运动这种重物质、轻思想的改革，受到了后来梁启超的批评：“知有兵事而不知有民政，知有外交而不知有内治，知有朝廷而不知有国民，知有洋务而不知有国务。以为吾中国之政教风俗无一不优于他国，所不及者惟枪耳，炮耳，船耳，机器耳。吾但学此，而洋务之能事毕矣。”

其二、即便如此，国粹派仍然对洋务运动嗤之以鼻，不断加以怀疑和破坏。首先是反对，倭仁在听说恭亲王要办同文馆后，就上书说：“窃闻立国之道，尚礼义不尚权谋：根本之图，在人心不在技艺。今求之一艺之末而又奉夷人为师，无论夷人诡谲，未必传其精巧，即使教者诚教，所成就者不过术数之士，古今来未闻有恃术数而能起衰振弱者也。天下之大，不患无才。如以天文、算学必须讲习，博采旁求，必有精其术者，何必夷人，何必师事夷人？”当洋务出现差错时，尤其是甲午战败后，则不仅怀疑洋务思想，进而怀疑兵器的功效。正统士大夫的圣学本位的价值观念与他们对西方军事和现代机械的厌恶交织在一起，以致产生了大学者王?运在《论夷务疏》中的谬论：“火轮者，至拙之船也，洋炮者，至蠢之器也。船以轻捷为能，械以巧便为利。今夷船煤火未发，则莫能行，炮须人运，而重不可举，若敢决之士，奄忽临之，骤失所恃，束手待死而已。又况陆地行战，船炮无施；海口遥攻，登岸则困蹙而击之，我众敌寡，以百攻一，何患不克。……故机器船局，效而愈拙。”

无论是洋务派还是国粹派，我们不能说他们是不爱国的。但是悲剧在于，曾经给予他们无上光荣的圣学思想，在近代成了沉重的历史和现实包袱，严重禁锢了他们的视野，以至于一误再误，最终从一个超级大国沦入半殖民地的悲惨境地。

在大致相同的一个时期内，日本也受到了来自西方的侵略。日本长期以来实行锁国政策。但是随着美国的强盛，日本处在了美国在亚洲和太平洋进行扩张的要冲上。1853年，美国舰队抵达日本，强迫日本“开国”。1854年，日本被迫签订《日美友好条约》，条约规定，日本开放下田、函馆准许美舰停泊；允许美国在下田派驻领事。1858年，美国再次强迫日本签订了《日美友好通商条约》，主要内容有：日本开放横滨、长崎、江户、大阪等地通商；美国享有领事裁判权；通商自由；协定关税等。此后，荷、俄、英、法等国也相继强迫日本签订了类似的条约。当时日本年号“安政”，这一系列条约，总称“安政条约”。安政条约的陆续签订，也差不多使日本陷入了半殖民地的境地。

但是为什么日本没有最终陷入中国那样的悲惨境地呢？我认为是有两个原因，一个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