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析勒菲弗尔的“翻译操纵论”

摘要：翻译研究的文化转向引发了对翻译理论新的思考。其中勒菲佛尔的“翻译操控论”对文学翻译的影响较为突出。本文试阐述翻译操纵论的诞生背景和其三大操控因素对翻译实践的影响。

关键词：翻译文化转向、翻译操纵、改写

一．翻译研究的文化转向

从20世纪70年代起，国际译学界众多翻译理论家，如詹姆斯.霍姆斯、苏珊.巴斯奈特、安德烈.勒菲弗尔等从各自立场出发，强调了翻译活动的文化性。其中安德烈.勒菲弗尔指出：“翻译并非在两种语言的真空中进行，而是在两种文学传统的语境下进行的。译者作用于特定时间的特定文化之中。他们对自己和自己文化的理解，是影响他们翻译方法的诸多因素之一。”1这是一种全新的翻译研究视野，将翻译研究的重点从原来的语言对比和价值评判层面转移到对两种文化的关注上来，促成了翻译研究的文化转向。

这种转向将翻译置于更加广泛的文化语境和研究视域中，人们更加关注翻译与文化的相互作用、文化制约翻译的方式以及语境、历史和传统等问题。因为任何文学都必须生存在一定的社会和文化环境里，其意义、价值和作用，以及人们的解读和接受，始终会受到一系列关联和参照因素的影响和制约。安德烈.勒菲弗尔在《西方翻译史源流》2一文中就提出了翻译活动中起着影响作用的三个重要的方面：权威、专业知识和信任。

二．翻译中的操纵

过去人们认为译者不应在翻译过程中掺入主观思想,要隐藏个性，译文应以原文为依据,再现原著的精神和风韵，做到“忠实”和“对等”。如德莱顿曾把逐字逐句的翻译比作“戴着镣铐跳舞”；杨绛曾用“一仆二主”形容译者、作者和读者的关系，译者即“仆人”不仅要受原著这个“主人”的操纵，还要忠实于读者这个“主人”。不过最近20年随着“操纵学派”的崛起，译界许多学者开始注意权力、意识形态、赞助人等对翻译活动的操纵作用。赫曼斯认为所有的翻译都意味着为了某种目的对原文文本进行某种程度的操纵。勒菲弗尔进一步指出，翻译必定受译者或当权者的意识形态和文学观念的支配，在《翻译、改写以及对文学名声的控制》中提出“翻译即改写”，阐述了“改写”的作用及研究“改写”的原因，这对跨文化翻译研究的定性问题有所启发。而改写即操控，通过引进新概念、新的文学载体和新的表达手段等推动文学和社会的演进。而改写受到诗学观（poetics）、意识形态（ideology）、及赞助人（patronage）三个因素的操控。

1.意识形态

意识形态是反映特定经济形态、特定阶级或社团利益和要求的观念体系。安德烈.勒菲弗尔明确提出翻译在很大程度上受制于意识形态，他在《翻译、改写以及文学名声的控制》中提到，翻译必定受译者或者当权者的意识形态和文学观点的支配，必定不能真切地反映原文的面貌。鉴于此，他把翻译、编辑、文集编撰、文学史和工具书的编写等等一律称为“重写”，而且重写就是操纵，是为权利服务的有效手段。3

意识形态是赞助人、读者与出版机构强加给译者的。意识形态决定了译者的基本翻译策略和对原文语言文化上的解读处理。特别是文学翻译作为一种再创作，会受到思想和解释系统的意识形态的影响。在勒菲弗尔看来，意识形态是通过译者影响到翻译行为的。如晚清时期严复翻译《天演论》采用古雅文体，增加暗喻警示世人。林纾在翻译外国小说时也在序言里增加评论意在保全黄种人的生存。梁启超在译文中运用不同的翻译策略改写并操纵原诗，迎合了译文读者又唤醒国人。译者的选择和调整从某种意义上受到了自我政治倾向和社会责任的影响。另外，译者的操纵者地位体也现在译者的署名、译著使用的语气、文本的增删规避等方面。

2.诗学观

诗学是关于诗歌创作和诗歌及其技巧研究的理论，也是关于文学和艺术的理论。诗学的形成发生于某一特定时期，往往是对当时实践中某些类型的选择，同时又排斥另外一些类型。诗学包括两部分：一是文学技巧、体裁、主题、典型人物和情景、象征的综合；二是关于文学在整体社会体系里有什么或应有什么作用的观念。

3.赞助人

赞助人是文学系统的双重操控因素之一。赞助人是可能有助于文学作品的产生和传播，同时有可能妨碍、毁灭文学作品的力量，如宗教集团、阶级、出版社等。赞助人是翻译过程中最重要的因素，它时刻操纵着翻译活动，对其走向、发展前途、翻译者所处的社会地位起着重要的作用。如有些人单纯追逐经济效益，渐渐造成了译风不正。中国译界应提高翻译质量，端正价值观。在阶级社会,翻译遇到上层建筑,就成了精英文化的一部分。社会的精英阶层在从事翻译活动时,他们的目的就带有强烈的意识形态倾向。阶级社会中的翻译活动,包括伪译、创译、伪作都是出自社会精英。许渊冲提出的翻译“竞赛论”应该也是对“操纵论”的一种注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