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由主义：贵族的,还是平民的(甘阳)
浅谈政治自由主义
浅谈政治自由主义论文导读：自由主义是西方的主要思想流派之一。
关键问题是如何在这些价值中寻求一个交集，使每个人都可以接受，并且在此基础上通往自由之路，这便是重叠共识。
关键词：自由主义，民主平等，重叠共识正文：自由主义是西方的主要思想流派之一。
自资产阶级革命时起的几百年间，它始终是资本主义国家的主流政治思想。
自由主义(Liberalism)一词是1879年开始出现于英语词汇中的。
在19世纪初首先在西班牙被作为自由党的名称使用，该党要求自由，维护正义，提倡立宪政府。
它在议会中的代表持温和、折中的政治态度，界于右的保守主义和左的激进主义之间。
此后，自由主义开始在欧洲、北美广泛流行开来，成为一种资产阶级思想派别的代名词，并逐渐发展为西方主要的政治思潮。
作为一种政治思想，自由主义强调维护以理性为基础的个人自由，强调维护个性发展。
论文大全。
自由主义主张，国家的政治生活经济生活和社会生活都应以维护个人自由为目的，反对把任何形式的强制强施于个人，无论其形式是国家的、教会的还是社会习俗的、舆论的。
但这并不意味着政治自由主义就是寻求民主与平等，它所追求的是一种权宜之计，即以一种宽容的途径从根本上使每个人都能得到自由。
论文大全。
一、自由与民主民主概念源于古希腊，而古希腊乃是城邦林立，城邦小国寡民，人口较为集中，因此，当时的民主制度是由全体公民（不包括幼童、妇女与奴隶）直接参与政治决策，亦即是一种直接民主，从这个观点视之，则间接民主或代议民主只能算是宪政共和而非民主。
事实上，在任何政治集会中，权威的委任是无法避免的，关键问题不在于是否委任，而在于权威的委任是否在委任者的控制之中。
哈耶克在谈论民主与自由时认为民主并不等于自由，民主本身不是目的，而是一种比较可欲的政府形式，民主的政府形式之所以可欲，因其为人类历史所出现过之比较能保障自由的政治制度。
哈耶克认为自由主义与民主虽然兼容，但并不相同，前者关心的是政府权力的界限，后者关心的是谁掌握政权，如果我们以其反对概念来看，二者的分别将更加明显：自由主义的反对概念是极权主义，而民主的反对概念是专制主义。
自由主义名词解释
自由主义名词解释
自由主义是一种政治思想，它强调人本主义和自由的重要性。
自
由主义者认为，政府的职责是保护公民的自然权利，其中包括权利和
平等地参与政治，以及基于财产、自由行动和言论的自主。
在实践中，这意味着政府应保护公民不受滥用的影响，例如宪法中的法律保护，
并且不应以超越其合法职能的形式提出。
自由主义被看作是一种自由化的政治理论，它指导几个主要的原则：防止政府干预市场；尊重和保护公民的基本权利；扩大公民在理
论和实践上的权力；培养公民参与国家决策的意识；以及通过参与来
促进政府的问责制。
根据国际法，自由主义也强调在主权国家和多边
关系中分享自由，促进公平贸易和平等对待。
自由主义传统源于十八世纪的政治思想家，如英国的汤玛士·洛克。
洛克深受社会合同理论的熏陶，他提出了人类的自然权利，成为
当代的自由主义的基础。
自由主义的重要思想领袖还包括十九世纪的
斯宾塞和维格尔，他们认为有必要为公民提供更多的权利和自由，他
们的思想也成为后来自由主义思想的基础。
自由主义在过去数十年中一直在快速发展，也根植于当今的国际
政治。
尽管自由主义理论有着大量不同的内涵，但它们都可以总结为
三个基本原则：限制政府的行使权力；支持公民权利和自由；和促进
对国际关系的平衡。
在这三个原则下，自由主义者推动一系列的政治、经济、文化以及社会变革，这些变革改变了全球的政治结构，以期获
得更多的自由和平等。
自由主义：贵族的还是平民的？_政治理论论文_0.doc
自由主义：贵族的还是平民的？_政治理论论文◆四我们知道，托克维尔决不是“民主万能论者”，相反，他着重的是民主时代来临的不可避免性及其结果的多重复杂性。
他预见到他对民主的分析既可以被用来辩护民主又可以被用来反对民主，因此说他自己毋宁怀有一种双重目的，即希望那些拥护民主的人不要把民主想得那么美好，而那些反对民主的人不要把民主想得那么可怕，如果“前者少一些狂热，后者少一些抵制，那么社会或许可以更和平地走向它必然要抵达的命运终点。
”本文不可能详加讨论托克维尔的民主理论，但希望在这里指出其最基本之点，即他所谓“民主”的对立面是指“贵族制”（aristocracy），而非泛泛与专制相对而言。
事实上托克维尔的所有论述都建立在一个非常基本的分析构架上，即民主制与贵族制的对反。
因为在他看来正是这种作为与贵族制相对立意义上的“民主”才是现代最根本的问题性所在。
因此他把“民主”主要看成是一种“现代”特有的状况，认为古希腊城邦和罗马共和都不是民主制，而只是“贵族共和国”。
因为就所谓“古代最民主的”雅典而言，“公民”本身就是一种特权的标志：“三十五万以上的总人口中只有二万人是公民，其他都是奴隶”；而在罗马，所谓“大户”（patricians）和“平民”（plebeiansnbsp;）的斗争在托克维尔看来只是同一大家庭内部之争，因为“他们全都属于贵族阶层”。
他因此强调，古代所谓的“人民”本身就是指贵族，其含义与现代所谓“人民”乃截然不同。
现代性的最大挑战在托克维尔看来恰恰就在于，现在每一个人都要求被作为平等的个体来对待，这是古希腊罗马人在理论上就不能接受，而中古基督教则只能在理论上承认但无法落实在“现世”而只能寄予“彼岸”。
欧洲旧式贵族自由主义不再能适应民主时代的原因也就在于它乃以“不平等的自由”为基础，即自由只是少数人的特权，而非每个人的权利。
而“民主时代”即现代的根本诉求恰恰在于它只承认“平等的自由”（equalfreedom），即自由必须是每一个人的自由，而且这种每个人的平等权利日益成为人们在一切领域一切方面的诉求。
自由主义名词解释
自由主义名词解释
自由主义是一种西方思想流派，它坚持以“自由”为基础，通过
改革和改造，促进人们的全面发展，以实现自由、平等、公平、协会
和分裂国家的社会主义目标。
自由主义的哲学基础是对人类理性自由的认识，认为所有人都有
权利以理性的方式表达自己的思想和活动。
其本质是支持任何独立的、具有人道理念的、公正的个人或社会组织的崇尚自由、保护公民及其
他社会主义原则的自由政治社会。
自由主义的基本内容包括民主、自由、人权、公平、法治等基本
理念。
自由主义相对于其他政治思想而言，最大的特点是强调个人权
利和自由，重视个人责任，反对集体主义，认为个人自由是不容置疑
的权利。
例如，自由主义强调宗教自由，支持不受歧视地自由表达思想、
信仰和感情。
它支持民主，认为人们应该拥有政治参与的权利，而不
是受政府的威慑。
它还认为政府有责任保障公民的基本权利，比如，
民主选举、言论自由、宗教自由以及思想自由等。
在经济上，自由主义支持市场自由主义，认为自然市场有能力促
进经济发展和分配资源，政府仅能起到规范和指导作用。
同时，自由
主义也支持政府在经济上提供一定程度的补助，以帮助弱者获得基本
权利，同时，也赋予政府在社会经济问题上的行使监督职能的权力。
总的来说，自由主义是一种人文精神，它以“自由”为核心，强
调发挥个人的潜力，实现自由、平等、公正、共融和分裂国家的社会
主义目标，是现代西方政治、经济和社会发展的重要基石。
政治思想流派知识点
政治思想流派知识点政治思想流派是指不同的政治理论和观念体系，旨在解决政治问题和指导社会发展。
它们代表了人类思想的不同方向和政治实践的多样性。
本文将介绍一些重要的政治思想流派知识点，从古至今，涵盖西方和东方的主要流派。
一、古希腊政治思想流派1. 柏拉图主义（Platonism）柏拉图主义由古希腊哲学家柏拉图创立，强调理性和智慧的重要性。
柏拉图主义认为，真理和正义的本质存在于理念世界中，统治者应当是理性和公正的贤者。
2. 亚里士多德主义（Aristotelianism）亚里士多德主义由古希腊哲学家亚里士多德提出，他关注事物的本质和存在形式。
亚里士多德主义认为政治是必要的社会组织，强调个体的幸福和德行的重要性。
二、现代政治思想流派1. 自由主义（Liberalism）自由主义强调个人权利和自由，认为政府的作用应该是保护人民的自由。
自由主义的代表人物有约翰·洛克和亚当·斯密。
2. 社会主义（Socialism）社会主义追求财富和权力的公平分配，主张社会的集体拥有和控制生产要素。
主要流派有乌托邦社会主义、科学社会主义和民主社会主义。
3. 保守主义（Conservatism）保守主义注重传统价值和稳定性，强调社会的有序发展和权威的重要性。
保守主义的代表人物包括培根、伯克和哈耶克。
4. 马克思主义（Marxism）马克思主义认为社会矛盾是历史发展的动力，主张通过阶级斗争实现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
马克思主义对经济、政治和社会问题给予了深入的分析。
5. 后现代主义（Postmodernism）后现代主义挑战了传统的真理和权力观念，主张多元性和不可预测性。
后现代主义关注语言和符号的作用，提出了“解构主义”和“文化相对主义”。
三、东方政治思想流派1. 孔孟思想（Confucianism）孔孟思想是中国古代的传统思想，强调仁义礼智信的重要性。
孔孟思想主张君主应具备德行和智慧，统治者应以身作则来治理社会。
Captain! My Captain （船长，我的船长）
Captain! My Captain （船长，我的船长）作者：成旭梅来源：《师道（人文）》2021年第06期“校长”，我们都这样喊他;每当他回来，我们这样喊他，他总是笑得满脸慈祥，于是我们大家一起笑，笑着，眼泪就来了：我们并不以他为校长——而他的确曾是我们的校长，长达12年的校长。
想起南山校长，就会想起蒋勋在《北宋的知识分子，活得最像人》里的话：“最喜欢北宋。
像欧阳修、王安石这些人，都可以进退不失据，是因为他们都有一种对人格的完美要求，他们做官不是為别人而做，而是为了他们自己的理想，他们非常清楚做官与不做官之间的分寸。
”宋朝的美学最喜欢讲的词叫“平淡天真”，就是不要做作，也不要刻意，率性为之。
今天的南中人，很难忘记南山校长刚来时候的样子。
“我两次想进南州中学，一次是初中升高中的时候，想来这里读书;还有一次是大学毕业的时候，想分配到南州中学工作。
结果，两个愿望都没有实现。
今天，我来了，到这里来当校长，……我将百倍努力并珍惜这个来之不易的机会……”这是南山校长初到南州中学在第一次教工大会上的话，一个普普通通的会，一个普普通通的人，南州中学的老师习惯了这样朴朴素素、真真实实的氛围，百年宿校，已然在时间里走成了一座山;而南山校长来这里，仿佛就是一种宿命，就像是史铁生在《我与地坛》里说的那个话：“我常觉得这中间有着宿命的味道：仿佛这古园就是为了等我，而历尽沧桑在那儿等待了四百多年。
”我是在南山校长来到南中的第二年向全国招聘人才时来的。
11年中，校长给过我三句话。
第一句：人一辈子只睡一张床，要那么多房子干什么。
2001年的时候，南州已经成为全国小商品经济模式的先锋。
一个人，要在这样一个急剧分化的时代里安心做一个教书先生而不去想其他，恐怕不是一个容易的事儿——生活成本和具体而微的困境生动地放在那儿，你没法逃避。
刘震云发表于上世纪九十年代的小说《一地鸡毛》写得很实在：“小林家一斤豆腐变馊了。
小林每天清早六点起床，到公家副食店门口排队买豆腐。
“自由主义”在不同语境中的不同涵义
“自由主义”在不同语境中的不同涵义作者：张晓群发表日期：2006-02-21在民主自由平等的背后——现代政治哲学解读系列之14在上一篇文章中我们说了三种情况：张三的行为与李四无关、损害李四、冒犯李四，这时应如何确定社会规范，然后依不同的规范来具体确定伯林式的规范性自由。
但在社会生活总体中，以上三种情况仅仅是一部分，张三与李四还会发生各种关系，比如经济合作，比如政治合作与冲突，在这种种关系上仍然先需要确定社会规范，然后依规范来明确伯林式自由的具体范围。
在确定社会规范方面有各种观点，有无政府主义、社会主义、儒家、新儒家、左派、新左派、保守主义、新保守主义、社会民主主义、女权主义、民族主义，等等。
它们对社会规范提出了种种不同的观点，并希望而且力促全社会实行自己所主张的社会规范。
自由主义也是这其中的一种主张，她主张一系列特定的规范，然后认为一个人只要在这些规范之内行为处事，就是属于伯林式自由，否则就不是。
可是在自由主义这一旗号之下，有各种主张，甚至一些互相冲突和互相矛盾的主张都使用自由主义这一名称。
自由主义这个词就和自由这个词一样，有着很多歧义。
这就好比一个人到了一个新地方，她向主人要一杯“茶”，结果好客的主人却拿来一杯咖啡，原来这个地方“茶”意味着咖啡；她向主人解释自己要的不是咖啡而是“茶”，结果主人却换了一杯燕麦粥来，原来这个地方“茶”意味着咖啡还意味着燕麦粥就是不意味着茶。
她和主人对“茶”的用法完全不同。
本文试图勾勒自由主义这个词在19世纪的英国、20世纪的美国以及当今的中国的不同含义，并说明它们和当时社会政治演进的关系。
一、近代欧洲狭义和广义的自由主义不论是中国还是西欧，在其社会发展的初期，都是农业生产方式占主导地位，在政治上则是专制政府统治或大或小的一块疆域。
在村庄和血缘关系之外，以农民为主体的广大国民相互间没有什么生产生活上的联系，他们被迫向成功地征服了自己的国王交纳赋税。
这时虽然在国民间或多或少地发生了一些工商业分工和来往，但都或轻或重地遭到专制国王的压制和盘剥，不论是古罗马、中世纪的欧洲封建式王国、16世纪欧洲的专制主义国家，还是古代中国，莫不如此。
中国新左派思潮的成因与嬗变略论
中国新左派思潮的成因与嬗变略论竟 辉【摘要】作为新启蒙思想界自我分化及其与自由主义持续论争的结果，中国新左派思潮凸显了中国市场化改革过程中深刻的社会变革与权力变迁。
基于批判资本主义的阶级立场和追求社会公平正义的价值诉求，新左派思潮以心系国家命运、情注弱势群体的政治取向，展现了其意识形态话语的现实意蕴。
为准确把握新左派思潮内在的意识形态属性，有必要对其复杂的现实成因和丰富的嬗变历程进行前提性追问。
【关键词】新左派思潮；社会转型；意识形态属性；成因与嬗变中图分类号：Ｂ２６１ 文献标识码：Ａ 文章编号：１０００－７６６０（２０１８）０５－００５５－０８作者简介：竟 辉，河南商丘人，法学博士，（天津３００３５０）天津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讲师。
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点项目“学术思想理论动态与意识形态建设方略研究”（１５ＡＫＳ０１４）中国新左派思潮是相对于中国自由主义这个右派而言的，前者在很大程度上是对后者的一种理论纠偏和实践匡正。
但与中国自由主义的百年追忆不同，人们对中国新左派思潮的认知和了解肇始于２０世纪９０年代中后期，至今算起不过二十余年。
对学界而言，关于中国新左派思潮的研究也是处于刚起步的阶段。
唯物史观认为，“考察每个问题都要看某种现象在历史上怎样产生、在发展中经过了哪些主要阶段，并根据它的这种发展去考察这一事物现在是怎样的”①。
就此而言，有必要从现实成因和嬗变历程的视角，对中国新左派思潮进行前提性追问，以期更好地把握它在多样化社会思潮中所处的历史方位和未来走向。
一、当代中国新左派思潮的现实成因当代中国新左派思潮衍生于２０世纪９０年代的市场化改革进程，并在与自由主义的论争中一度崛起。
究其现实成因，国内社会的急剧变革和国际社会新左派运动的蓬勃兴起，构成了中国新左派思潮得以生成的客观因素。
另外，左翼知识分子的主观努力也为推动中国新左派思潮的接续发展提供了主观条件。
（一）社会的急剧变革直接推动了中国新左派思潮的产生中国新左派思潮的产生有其特定的社会背景。
自由主义
自由主义自由主义就是主张个人自由发展、自由表现的看法或人生观。
在19世纪，多数的民主国家都延伸了选举权，而这些新获得选举权的公民往往倾向支持政府干预的政策，由识字率的提高和知识传播的发达产生了在社会上各种形式的行动主义。
19世纪产生的社会自由主义（Social liberalism）成了第一个从古典自由主义里分裂出来的重要流派，社会自由主义主张立法禁止童工和规定劳工的最低工资，而这些都是主张自由放任经济的自由主义者所视为妨碍自由的政策，更认为这些政策会影响经济的发展。
到了19世纪末，这些从自由主义产生的分裂已经逐渐扩大，他们认为为了要达成自由的目标，个人必须得到为达成目标的条件，包括教育和免于受剥削的保护。
在1911年由霍布豪斯（Leonard Trelawny Hobhouse）所着的自由主义一书里，他总结了新自由主义（New liberalism）的概念，也就是主张政府介入经济，并应确保每个人在贸易时的平等权利。
由于霍布豪斯的自由主义与古典自由主义的差异实在太大，哈耶克甚至指出那应该被称为“社会主义”比较正确（霍布豪斯的确曾自称他的理论为“自由社会主义”）。
古典自由主义相信自由的哲学应该在每个领域都同等扩大（而不是在某些领域受到局限），他们非常反对新自由主义的政策，如枪枝管理法、平等权利法（Affirmative action，鼓励录用女性和少数族群的政策）、高税收、社会福利和支持公立学校，这些都是古典自由主义者所认为侵犯了个人自由的政策。
以赛亚·伯林是英国哲学家、观念史学家和政治理论家，也是20世纪最杰出的自由思想家之一，以赛亚·伯林主要是因为对政治和道德理论的贡献而闻名的。
首先，他在消极的和积极的自由之间作出了著名的区分，并主张对于可能的误用，消极概念是更为安全的一个。
第二，他将价值多元主义观念作为伦理学中的中间立场，确立于一元论和相对论之间，并对于道德生活提出了一种独特的描述。
自由主义与西方的贵族气质——目由主义关于自由、平等及民主的看法
自由主义与西方的贵族气质——目由主义关于自由、平等及民主的看法摘要：自由主义是西方近代历史上最具影响的一种思潮，自由主义最核心的理念及价值追求集中体现在自由主义关于自由、平等及民主的看法上。
相对封建专制主义，自由主义关于自由、平等及民主的追求反映了贵族“负责任”的品格，在社会的危急关头求新求变，避免了社会走向崩溃；而相对与其他形形色色的各种主义如激进主义等，自由主义提倡的消极自由观、机会平等观及代议制民主政治则深刻地反映出了西方的“节制”这个贵族气质。
关键词：自由主义；贵族气质；自由；平等；民主一、自由主义的内涵“自由主义”一词源于19世纪初西班牙一个政党的名称，而其思想渊源则可以一直追溯到古希腊、犹太教和基督教的思想与信仰中。
作为一种政治信念、意识形态和社会运动以及生活方式的自由主义，众多西方自由主义思想家都曾在不同的时空背景下讨论过其若干核心原则。
在我国，建国前，胡适先生曾经简明总结过“自由主义的第一个意义是自由，第二个意义是民主，第三个意义是容忍——容忍反对党，第四个意义是和平的渐进改革。
”近年，顾肃教授概括说：“自由主义把自由价值置于其他价值之上，强调尊重人，不可轻信权力和权威，坚持宽容和民主政治，接受真理、理性和社会变迁，但也要学会妥协和保持批判精神。
”并以为“这些可谓自由主义之精华所在。
”[1]3还有专门研究自由主义的李强教授也曾对自由主义的核心价值作过一些概括。
在所有这些对自由主义核心价值的归纳与概括中，通常都有一个共识，也就是在政府和个人之间应该有一个平衡点，在一端是政府活动的范围，而另一端则应该留给个人，政府无论以何种名义都不得干涉，这里就包括了生命、自由及财产权等。
所有形式的自由主义都主张以法律保护个人的尊严和自由权，也都主张个人的自由行动能够达成最完美的社会。
二、自由主义关于自由、平等及民主的看法自由主义关于自由、平等及民主的看法，集中反映了自由主义最核心的理论主张与价值追求。
自由民,政治权利
剥夺
“剥夺政治权利”是我国刑法规定的一种附加刑。是人民法院根据刑法的规定，剥夺犯罪人作为国家公民依法享有的参与国家管理和从事政治活动的权利。
原因
对一些犯罪分子附加或单独适用剥夺政治权利，主要原因有三： 一、对危害国家安全和严重破坏社会秩序的犯罪分子，主要是因为此类犯罪都是故意犯罪，主观恶意强、社会危害极大。对这些敌视、蔑视国家制度和社会秩序的犯罪分子，国家当然要依法剥夺他们从事政治活动和参与国家管理的权利，因为如果不剥夺他们的政治权利，他们则有可能利用参与政治活动的权利继续从事犯罪活动。 第二，对被判处死刑、无期徒刑的的犯罪分子判处附加剥夺政治权利，可以防止他们被特赦或假释后利用政治权利再从事犯罪活动。 第三，对一些严重的犯罪分子剥夺政治权利，可以防止他人代其行使某些政治权利，如以犯罪分子的名义发表宣言、著作等。
目录
简介
词语
法定
剥夺原因
判决
简介
政治权利又称参政权或政治参加的权利、民主权利，是人们参与政治活动的一切权利和自由的总称。
词语
政治权利 political rights
法定
根据宪法 、法律的规定公民参与国家政治生活的权利。它是公民的经济要求在政治上的集中反映，是公民权利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公民其他权利的基础。在现代社会，公民的政治权利是由宪法、法律确认的，并受到宪法、法律的保护；同时它又受国家的经济、政治、文化、教育科学技术等因素的制约和影响。公民享有政治权利的广度及其实现程度如何，往往是衡量一个国家民主化程度的标志。在中华人民共和国，通过宪法、法律保障，公民不但可以通过各级人民代表大会行使自己的民主权利，依法享有选举权和被选举权、政治自由、监督权，政治自由享有言论、集会、结社及游行示威等权利，监督权包括批评权、建议权、检举权、申诉权和控告权等。而且还可以通过社会提供的诸如公职平等竞争、择优录取制度、社会协商制度等多种形式，直接参与管理国家事务、管理经济和文化事务，监督一切国家机关和国家机关工作人员。 政治权利的内容主要包括四个方面：选举与被选举权；公民言论、出版、集会、结社、游行、示威自由的权利；担任国家机关职务的权利；担任国有公司、企业、事业单位和人民团体领导的权利。
自由主义·自由至上主义·极端自由主义
自由主义·自由至上主义·极端自由主义自由主义·自由至上主义·极端自由主义自由主义是一种意识形态、哲学，以自由作为主要政治价值的一系列思想流派的集合。
更广泛的讲，自由主义追求保护个人思想自由的社会；以法律限制政府对权力的运用；保障自由贸易的观念；支持私人企业的市场经济；透明的政治体制以保障少数人的权利。
在现代社会，自由主义者支持以共和制或君主立宪制为架构的自由民主制，有着开放而公平的选举制度，使所有公民都有相等的权利担任政务。
自由主义反对许多早期的主流政治架构，例如君权神授、世袭制和国教制度。
自由主义的基本人权主张为生命的权利、自由的权利、财产的权利。
“自由”一词最早起源于拉丁文liber。
蒂托·李维在他的巨著《罗马史》里描述了罗马共和国平民阶级向贵族阶级争取自由的斗争行动。
马尔库斯·奥列里乌斯在他的《沉思录》一书里对此写道：“一种主张在政治上应该有着同等权利和同等言论自由的思想，以及一种尊重大多数自由政治的政府...”这种进展在漫长的中世纪里都暂时停止了，直到意大利文艺复兴争取自由的斗争才再度开始，自由城市国家的支持者和宗教的支持者产生了冲突。
尼可罗·马基雅维利在他的《论李维》一书中阐述了共和制政府的原则。
英国的约翰·洛克和法国的启蒙运动思想家的巨著中叙述了这种争取自由权利的斗争。
在法国大革命中较温和的资产阶级也试图建立一个根基于自由概念上的政府。
经济学家如亚当·斯密在１７７6年他的《国富论》一书中则阐述了自由贸易原则。
自由主义的西班牙语“Liberales”最早出现在１８１２年的西班牙，当时西班牙自由党用这个词来标榜他们促进立宪政府的决心。
１８１６年英国的托利党人则首先用带有蔑视的口吻使用“自由主义”一词来贬低对手。
１８２２年，英国文学家和诗人拜伦和雪莱等创办了名为《自由主义》的杂志，但影响甚微。
直到１９世纪后期，“自由主义”才被应用。
左翼自由主义
“左翼自由主义”思潮在中国2015年04月18日12:27来源：南风窗网作者：石勇编者按：在中国思想界林林总总的各种思潮中，新左派、自由主义、儒家三大思潮“三足鼎立”，自由主义思潮在知识分子中曾有广泛的影响，但在贫富悬殊、国企MBO的热潮中，却渐渐退化为一种为社会不公和权贵资本“抢劫”进行辩护的理论。
近年来“右翼自由主义”在中国的破产，预示了全盘西化在中国根本行不通。
因此，追求公平正义的“左翼自由主义”思潮被视为是一种对“右翼自由主义”的反拨。
认真辨析“左翼自由主义”思潮，去其糟粕，取其精华，对于推进中国当下的社会变革和价值构建，不无裨益。
6年前，看着有中国特色“自由主义”的那副样子，我像余秋雨同志一样“含泪劝告”—“自由主义”早被号称“自由主义者”的那帮人玩臭了，还是换一批人吧。
6年后，在一片沉寂中，另一批人终于上来说话了。
他们拿出了自由主义的另外一个版本：平等自由主义或左翼自由主义。
这个版本在西方思想界的代表人物，就是赫赫有名的美国政治哲学家罗尔斯、德沃金——以及德沃金的学生、加拿大政治哲学家金里卡。
2014年4月，青年学者周濂在和香港作家陈冠中对谈时，说“其实我觉得平等自由主义或者左翼自由主义的旗帜是时候应该亮出来了”。
我相信，这句话无论是从周濂的嘴里说出，还是从别人的嘴里说出，都憋了很长的时间。
8月，在香港中文大学，两岸三地的30多位学者、作家、文化名人聚在一起开了一个“左翼自由主义与中国：理念与实践”研讨会，这是华人思想界第一次以左翼自由主义为主题所召开的研讨会。
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符合社会主义的文艺方针，繁荣了祖国的文化事业，挺好的。
10月，人民日报社旗下的《人民论坛》杂志发表了一篇关于中国社会思想动态“新特点新动向”的调查分析文章，说“自由主义阵营中出现了左翼”。
看来，“左翼自由主义”在中国思想文化界的存在，已被各方所正视。
但存在了，在这个社会，又能有怎样的命运呢？是什么？很多人大概不知道“左翼自由主义”到底在主张什么，我们来看一下以下的现象：中国首富王健林的儿子王思聪最有钱，是“中国第一富二代”，衔着金钥匙出生，什么都不用干，享有的东西，是屌丝同志们奋斗N辈子估计都难以得到的。
自由主义：贵族的还是平民的？
我把这种集体信仰称为“中国知识界的集体道德败坏症”，因为这种信仰只能表明中国知识界几乎已经丧失了最基本的道义感和正义感。
这种集体信仰同时还可以称为“中国知识界的集体知性低能症”，因为它表明中国知识界没有能力把握当代学术探讨的基本问题意识和隐含共识前提，这就是，今天一切人文社会知识领域的探讨几乎无不以这样那样的方式切入“每一个人和所有人都是平等自由的道德个体”这一“平等的自由”的理念－－或探讨什么因素阻碍之，或探讨什么制度安排较能接近之，或探讨这一理念本身的困难所在。
但这样的自由理念，在中国知识界几乎渺无踪迹。
相反，中国知识界津津乐道的其实是“不平等的自由”。
尤其滑稽的是，当少数人正在疯狂掠夺多数人的财产并且日益威胁多数人的基本保障时，我们却听到许多人在那里摇头晃脑地谈什么“多数的暴政”，不知是要显耀自己刚刚知道了民主会导致多数暴政，还是想标榜自己虽还不是大款但也属于“少数”，决不属于“多数”，不然如何高人一等呢？我想今日中国知识界不要再虚张声势地扎起一个叫做“官方”的稻草人从而来标榜自己是“民间”了，装什么腔，作什么势呢？难道中国知识界的这种市场经济主义不早就是最流通的官方硬币了吗？难道现在还有比市场经济主义更主流的意识形态吗？为什么不诚实一点，承认自己早已是一半为官方一半为大款驱走的得力马弁？为什么不拿出点勇气来深刻反省一下，现在的中国知识界到底是在利用自己的知识权力服务于少数人的“特权”，还是在伸张所有人的“权利”？以上用“中国知识界”这一说法诚然未必适当，因为事实上现在已有越来越多的人不认同上述集体信仰。
但我指的是主流倾向，并无意针对任何个人。
◆一本文因此试图对九十年代中国保守主义提出一些初步的批判检讨。
由于这种保守主义的基本论述形式并不仅仅在于市场经济主义，而且更在于以自由主义的名义贬斥民主与平等，本文因此暂不直接讨论市场经济主义等问题，而试图着重就自由主义与民主的关系重新提出一些讨论。
甘阳访谈：关于中国的软实力
甘阳访谈：关于中国的软实力本报记者吴铭北京报道《21世纪》：您在本报2003年特刊专访中指出，中国要从“民族国家”走向“文明国家”，使现代中国立足于自己的文明源泉之中；2004年特刊专访又进一步提出新时期的“通三统”，主张融会中国的三种传统，来建构中国人的历史文化身份。
这些思路是否也与晚近人们谈论的“中国的软实力”有关？甘阳：我想首先需要强调，在全球化时代提中国的软实力，不能只注重中国的特殊性，而需要同时着眼于人类社会的共同性。
也就是说，真正有效的软实力总是具有某种普世价值意义的，不仅仅只是某一特定国家的价值取向，而是其它国家的人也能承认的。
所以在谈中国的软实力以前，我们需要首先对现代社会共同具有的一些普遍特性作更深入的认识。
我们要从现代社会共同具有的某些普遍问题出发，去思考和发展中国的软实力。
中国现在已经是一个高度复杂的现代社会，但我们现在对“现代社会”这个大问题研究得很不够，对现代社会的了解非常片面，这反过来导致我们不能正确认识自己原有的许多正面价值资源。
《21世纪》：你说的这些好象应该是社会学的任务？甘阳：对，我以为中国下一步应该大力发展社会学的研究，尤其是社会学的理论研究。
中国最近十多年来经济学压倒一切，但经济学只是现代社会科学的一个部分，如果完全只从经济学角度来理解现代社会，就会以偏概全，甚至在实践上出很大偏差。
我们现在事实上就已经看到这方面的消极后果。
2005年中国社会最突出的现象是对经济学家的普遍不满和批评，虽然许多批评对经济学家不尽公正，但这个现象的出现不是偶然的，而几乎是必然的，它实际表明，单纯依赖经济学分析是不可能把握现代社会的复杂性的。
就像你们现在提问的这个“软实力”问题，经济学家可以提供的回答可能就比较有限，更多地需要社会学家、人类学家、文化学家，历史学家、人文地理学家以及哲学家等等的贡献。
因此，从正面意义看，2005年批评经济学的象征意义在于，中国的“简单经济学时代”已经结束，中国的发展在呼唤“中国社会学时代”的到来，呼唤“中国整体人文社会科学时代”的到来。
自由主义：贵族的还是平民的？政治理论论文.doc
自由主义：贵族的还是平民的？_政治理论论文追问为什么近代中国人会走错了路，例如为什么中国人不要改良要革命，不走渐进走激进，不爱自由爱平等，不追求“消极自由”而狂热向往“积极自由”，等等。
这种非历史的历史研究实际上只能促使中国知识界日益走向“前民主时代的自由主义”，并时时以此为名义贬低民主和平等，从而高抬保守主义甚至极端保守主义。
我认为，今天已特别有必要提出：拒绝以自由主义为名否定民主，拒绝以英国革命否定法国革命，拒绝以柏克否定卢梭，拒绝以所有这些为名否定辛亥革命以来的二十世纪中国革命史和五四以来的中国现代思想史。
相反，所有这些都应该从托克维尔意义上的“民主时代来临”这一广阔历史视野上来重新审视。
我们需要的，不是从批判激进主义而走向拥抱保守主义，而是要同时“超越激进与保守”！◆二让我首先指出，目前已为中国知识界相当熟悉的柏林本人，并没有因为他对“积极自由”理念的深刻检讨就走向否定法国大革命，更没有因为他对“消极自由”的阐发就拥抱柏克的保守主义，恰恰相反，他把柏克列入反动者的行列，以致引起他的朋友们的质疑。
但柏林回答：“我不能不感到自己同情法国大革命，也是在这程度上不能不对尊敬的柏克有某种厌恶之心”。
原因如他所言：“在我看来法国大革命确实唤起了人民去攻击偏见、攻击迷信、攻击蒙昧主义、攻击残忍、攻击压迫、攻击对民主的仇视，从而为各种自由而斗争。
……简言之，象‘反德雷福斯案’这类传统乃直接来源于法国大革命。
在法国，意识形态的分野一向可大体划分为拥护法国大革命与反对法国大革命，而那些反对法国大革命的人都是真正的反动分子……因此，如果我必须要站队，我站在法国大革命一边，尽管所有那些荒缪与恐怖确实都与大革命同在。
”柏林在冷战结束后的这番“站队自白”真所谓黄钟大吕，振聋发聩！我认为，就中国知识界而言，1989年后许多人都不约而同地走向批判激进主义和乌托邦主义以及重新检讨法国革命传统和卢梭思想等，本来是非常必要的反省，但今日确实已不能不问，这种反省的水平如何，这种反省的结果又在把中国知识界引向何方？这种反省路向是否已经走到了另一个极端，亦即一方面从检讨法国革命的否面效果出发而走向全面否定法国大革命本身的正当性及其对近代中国的巨大影响，另一方面则把柏克对法国革命的批判当成所谓“英美自由主义”的真谛，甚至把“尊重等级制，尊重士绅精英的统治”这类“极端反自由主义”观念统统都反变成了堂而皇之、天经地义的“自由主义”观念？正是在这一点上，柏林对柏克的批判是极其值得今日中国知识界深思的，因为这一警告事实上提醒我们，自由主义对法国大革命的批判并不等同于柏克式的保守主义批判，更不能与“反动分子”对法国革命的全盘否定同流合污。
秩序的正统性问题
秩序的正统性问题再论法治与民主的关系季卫东首先我要感谢孙笑侠教授为我提供了这样一次与各位进行交流的机会。
很高兴在时隔八个月之后再次来到浙江大学法学院。
四年前，我曾经在一篇论文中提倡过把法治国家与民主政治结合起来的改革思路。
今天重提这个话题，需要追加一点说明。
我并不是想把大家都卷到政治的钱塘江大潮当中去。
说实话，如果我和在座的各位真要陷入政治性的是非之争的话，那将是中国法制建设的损失，于公于私都是不适当、不明智的。
既然如此，为什么还偏偏要在这样的敏感时期选择这样一个敏感的话题来说？我有我的道理，也是出于一个知识分子的责任心。
现在让我对有关的原由先做几点说明。
第一个原由是司法改革、法制建设进展到目前这个阶段，已经触及了政治体制和社会价值体系。
这次回国，我进行了一些基层调查。
包括法院院长在内的一些司法实际工作人员告诉我，如果没有政治体制方面的变动，最高法院在５年改革纲要中已经提出的许多举措都无法落实，审判制度的创新也无法推行。
比如说人事，法院自己基本上是无能为力的，科班出身的审判员太少，可是同级党政机关的头头脑脑仍然有许多机会把自己的亲朋好友安插进来，因为决定的权柄操在地方党委政法书记和组织部门手里。
虽然说要对法院负责人实施任地转换制度，可是妻子的工作单位要不要随之转换？待遇变坏了怎么办？这些现实困难如果不能克服，一切都是空话。
财政方面的问题更大，地方不给钱，法院就没有办法，除非按照财富最大化的信条一门心思在诉讼费里搞创收。
据说有的地方人大对法院进行个案监督，还搞什么定期定指标，甚至组织特别调查委员会，对具体审判来个一锤定音，连复查上诉的余地也都给剥夺了。
所以接受采访的地方法官们普遍反映体制不变，司法改革就会半途而废。
除了政治体制之外，社会价值体系也很重要。
实际上也可以说，法轮功运动是从反面、而“以德治国”的口号是从正面，把重建社会价值体系的课题摆到我们面前了，不容回避。
体制也好，价值也好，都直接涉及秩序的正统性根据问题。
自由主义思潮类别
自由主义思潮类别
1. 古典自由主义：强调个人自由、财产权、有限政府和自由市场经济。
古典自由主义主张政府的作用应最小化，让市场自由运作。
2. 现代自由主义：强调社会正义、平等机会和政府干预。
现代自由主义认为政府有责任通过法律和政策来减少社会不平等，提供基本的公共服务。
3. 社会自由主义：关注社会问题，如贫困、歧视和社会福利。
社会自由主义主张通过政府的干预和社会政策来改善弱势群体的生活状况。
4. 经济自由主义：强调自由市场经济和资本主义制度。
经济自由主义主张减少政府对经济的干预，让市场自由调节资源配置。
5. 政治自由主义：关注个人的政治权利和自由，如言论自由、结社自由和选举权利。
政治自由主义主张政府应保障公民的基本权利和自由。
6. 文化自由主义：强调文化多样性、个人表达和艺术创作的自由。
文化自由主义主张保护言论自由和表达自由，促进多元文化的发展。
需要注意的是，不同的自由主义思潮在具体观点和政策上可能存在差异，但它们都共同强调个人自由、平等和民主价值观。
自由主义思潮在不同国家和时期有着不同的影响和发展。
自由主义的概念与主张
自由主义的概念与主张自由主义的概念与主张自由主义（Liberalism）是一种意识形态、哲学，以自由作为主要政治价值的一系列思想流派的集合。
其特色为追求发展、相信人类善良本性、以及拥护个人自治权，此外亦主张放宽及免除专制政权对个人的控制。
更广泛的，自由主义追求保护个人思想自由的社会、以法律限制政府对权力的运用、保障自由贸易的观念、支持私人企业的市场经济、透明的政治体制以保障每一个公民的权利。
在现代社会，自由主义者支持以共和制或君主立宪制为架构的自由民主制，有着开放而公平的选举制度，使所有公民都有相等的权利担任政务。
自由主义反对许多早期的主流政治架构，例如君权神授说、世袭制度和国教制度。
自由主义的基本人权主张为生命权、自由权、财产权。
在许多国家，“现代”的自由主义者从原本的古典自由主义里脱离出来，主张政府应该借由抽取税赋以提供人们最小数量的物质福利。
自由主义在启蒙时代生根；到了现在，“自由主义”一词已经包含了许多不同的政治思想，从左派至右派，支持者的政治光谱分布相当广泛。
自由主义的分歧在以上述及的架构下，自由主义者间开始产生许多深切甚至激烈的争议和冲突。
在这些争议中，许多流派开始从古典自由主义里分歧出来。
在许多争论中，各方以不同的用词来叙述同一种概念、或者以相同的用词来叙述不同的概念。
一些自由主义者大都同意的原则为：政治自由主义主张个人为社会和法律的基础，社会和制度的存在便是为了推进个人的目标，而不会偏袒拥有较高社会地位者。
大宪章便是一份宣告了个人权利的地位甚至高于君主特权的政治文件。
在政治上自由主义强调统治者与被统治者间的社会契约，在契约下公民制定法律并同意加以遵守。
这是根基于相信个人会采取对他们自身最有利的行动上。
政治自由主义给予所有成人公民选举权，无论性别、种族或经济状况。
政治自由主义强调法治并支持自由民主制。
文化自由主义注重个人在道德观和生活方式上的权利，包括如性自由、信仰自由、认知自由等议题，并保护个人免受政府侵犯其私人生活。
世界近代史自由主义名词解释
世界近代史自由主义名词解释自由主义在世界近代史中是一个极为重要的概念，它犹如一颗璀璨的星辰，照亮了近代社会发展的进程。
自由主义的起源可以追溯到欧洲的启蒙运动时期。
那时，众多思想家开始对封建专制制度和天主教会的权威发起挑战。
像洛克，他就提出了天赋人权的思想，认为人天生就拥有生命权、自由权和财产权等基本权利。
这是对传统封建观念的巨大冲击，在封建体制下，人的权利往往被君主和贵族所掌控，普通民众的权利得不到保障。
洛克的思想就像是在黑暗的封建夜空里划过的一道亮光，让人们开始思考自身权利的正当性。
从经济层面来看，自由主义倡导自由市场经济。
亚当·斯密是这一思想的重要代表人物。
他主张让市场这只“看不见的手”来调节经济活动。
在传统的重商主义经济模式下，政府对经济进行过多的干预，例如严格控制贸易、限制生产等。
而亚当·斯密认为，当生产者和消费者能够自由地进行生产、交换和消费时，经济会更有效率地运行。
就好比在一个集市上，如果每个摊主都能自由地决定自己卖什么、卖多少价格，而顾客也能自由地选择购买，这个集市就会充满活力。
这种自由市场经济的思想极大地推动了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使得资本主义国家的经济在近代迅速崛起。
在政治方面，自由主义强调民主政治、权力制衡等原则。
孟德斯鸠提出了三权分立的学说，他认为立法、行政和司法三种权力应该分开，相互制衡。
这一思想在许多国家的政治制度构建中得到了体现，例如美国。
美国的政治体制就是按照三权分立的原则来设计的，国会负责立法，总统负责行政，最高法院负责司法。
这样做的好处是能够防止权力的过度集中，避免出现独裁统治。
在近代历史上，那些实行专制统治的国家往往容易走向衰败，而采用民主政治和权力制衡的国家则更能适应社会发展的需求。
然而，自由主义也并非完美无缺。
在资本主义发展过程中，虽然强调自由竞争，但这种自由竞争在一定程度上导致了贫富分化的加剧。
在自由市场经济下，强者愈强，弱者愈弱。
那些拥有大量资本和资源的人能够在竞争中获取更多的利益，而普通劳动者可能会面临失业、贫困等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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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由主义：贵族的还是平民的？作者：甘阳九十年代以来中国思想的一个基本轨迹，大体上是从八十年代末开始的批判激进主义思潮出发，日益走向保守主义甚至极端保守主义。
这种保守主义的基本形态则往往表现为以自由主义之名贬低和否定民主与平等，其结果是把所谓的“自由”更多地理解成了一种少数人享有的“特权”，而不是所有人具有的“权利”。
事实上，今日许多对自由主义的高谈阔论主要谈的是老板的自由和知识人的自由，亦即是富人的自由、强人的自由、能人的自由，与此同时则闭口不谈自由主义权利理论的出发点是所有人的权利，而且为此要特别强调那些无力保护自己的人的权利：弱者的权利、不幸者的权利、穷人的权利、雇工的权利、无知识者的权利。
如果说，一生致力于研究市场经济与自由关系的芝加哥经济学派开山祖奈特(Frank Knight)在其经典论著《竞争的伦理》中，曾严厉警告所有经济学家“最大的谬误莫过于把自由和自由竞争混为一谈”，那么，“这种最大的谬误”现在恰恰成了中国知识界的集体信仰，亦即把自由归纳为市场的自由，认为自由经济能自动地实现最大的自由。
在这种版本的自由主义中，民主是奢侈的，平等更是罪恶的，反倒是弱肉强食成了自由主义的第一原则。
我把这种集体信仰称为“中国知识界的集体道德败坏症”。
因为这种信仰只能表明中国知识界几乎已经丧失了最基本的道义感和正义感。
这种集体信仰同时还可以称为“中国知识界的集体知性低能症”，因为它表明中国知识界没有能力把握当代学术探讨的基本问题意识和隐含共识前提，这就是，今天一切人文社会知识领域的探讨几乎无不以这样那样的方式切入“每一个人和所有人都是平等自由的道德个体”这一“平等的自由”之理念。
但这样的自由理念，在中国知识界几乎渺无踪迹。
相反，中国知识界津津乐道的其实是“不平等的自由”。
尤其滑稽的是，当少数人正在疯狂掠夺多数人的财产并且日益威胁多数人的基本保障时，我们却听到许多人在那里摇头晃脑地谈什么“多数的暴政”。
为什么不拿出点勇气来深刻反省一下，现在的中国知识界到底是在利用自己的知识权力服务于少数人的“特权”，还是在伸张所有人的“权利”?以上用“中国知识界”这一说法诚然未必妥当，因为事实上现在已有越来越多的人不认同上述集体信仰。
但我指的是主流倾向，并不针对任何个人。
由于九十年代中国保守主义的基本论述形式并不仅仅在于市场经济主义，而且更在于以自由主义的名义贬斥民主与平等，因此，本文着重就自由主义与民主的关系重新提出一些讨论。
自由主义与民主及平等的关系或张力是自由主义理论的老问题。
泛泛而论，这一张力不可能以一方压倒另一方的方式来解决，亦即“不平等的自由”与“不自由的平等”都是不可接受的，关键因此在于如何在理论和实践上尽可能保持这种张力的适当平衡。
由于在以往的社会主义国家中，自由的理念特别受到排斥，而平等的理念则至少在理论上受到认可，因此知识界特别有必要高度突出自由的首要性。
这事实上也是我个人以往的主要努力所在。
我在一九八九年发表在《读书》的《自由的理念》以及《自由的敌人》，曾在国内首先引入了柏林(Isaiah Berlin)关于“消极自由”与“积极自由”的区别等观念，在出国后不久发表的《扬弃“民主与科学”，奠定“自由与秩序”》(《二十一世纪》一九九一年二月)，又集中提出了自由主义与民主的张力问题，以图概括苏格兰启蒙运动和法国启蒙运动的不同、英国革命和法国革命的分野等等，并提出“奠定自由与秩序”来总结我当时所谓“英美自由主义”的政治理念。
这一基本思路也贯穿于我在当时发表的其他文章如《东欧制宪进程考察》，《民间社会概念批判》等(现均收入拙著《超越激进与保守》)。
但我以后日益感到这种思路的局限性。
因为沿着这一思路走下去，几乎不可避免地会陷入某种“时代错乱症”(anachronism)，这就是不由自主地膜拜“前民主时代”的英国自由主义即贵族自由主义，从而恰恰忽视了自由主义特别是英国自由主义在法国大革命以后逐渐走向“民主的自由主义”这一关键历史转变过程。
托克维尔当年之所以转向研究“民主在美国”，而非“自由主义在英国”，其根本原因就在于他认为，法国大革命以前的英国自由主义(常以一六八八年革命为象征)乃是前民主时代的自由主义，这种非民主的旧式贵族自由主义已经不足以帮助自由主义者面对民主时代提出的挑战。
托克维尔因此提出民主时代的来临意味着“需要一种新的政治科学”，因为现代自由主义的“问题不在于重建贵族社会，而是要使自由从民主社会中生发出来”。
换言之，自由主义在民主时代必须走向民主的自由主义。
托克维尔因此高度评价并表示完全认同当时“英国激进派”(English Radicals)的改革理念即：“使公民大众处于应有的统治地位并且使他们能够统治。
”我把自由主义从贵族政治形态向民主政治形态的转变称为“托克维尔问题”，因为在自由主义思想史上，正是托克维尔第一个集中提出了摒弃贵族自由主义，走向民主自由主义的转型问题，从而迫使所有自称自由主义者的人都必须回答一个问题：你所自诩的自由主义是什么样的自由主义?是非民主甚至反民主的自由主义，还是民主的自由主义?我个人以为，中国知识界近年来对革命和激进主义的反省看来已经走到了尽头，而且开始在走向自己的反面。
因为这种反省并没有使中国知识界认识到自由主义在现代条件下只能是民主的自由主义，反而得出了一系列似是而非的结论。
例如许多人都认为，二十世纪中国完全走错了道路;原因就在于很不幸地没有走上英国道路，而是错误地模仿了法国模式。
晚近以来的许多近代史研究因此往往以一种非历史的方式追问为什么近代中国人会走错了路，例如为什么中国人不要改良要革命，不走渐进走激进，不爱自由爱平等，不追求“消极自由”而狂热向往“积极自由”，等等。
这种非历史的历史研究实际上只能促使中国知识界日益走向“前民主时代的自由主义”，并时时以此为名义贬低民主和平等，从而高抬保守主义甚至极端保守主义。
我认为，今天已特别有必要提出：拒绝以自由主义为名否定民主，拒绝以英国革命否定法国革命，拒绝以柏克否定卢梭，拒绝以所有这些为名否定辛亥革命以来的二十世纪中国革命史和五四以来的中国现代思想史。
相反，所有这些都应该从托克维尔意义上的“民主时代来临”这一广阔历史视野上来重新审视。
我们需要的，不是从批判激进主义而走向拥抱保守主义，而是要同时“超越激进和保守”。
让我首先指出，目前已为中国知识界相当熟悉的柏林本人，并没有因为他对“积极自由”理念的深刻检讨就走向否定法国大革命，也没有因为他对“消极自由” 的阐发就拥抱柏克的保守主义。
恰恰相反，他在一九九○年出版的《人性的曲折》(“The Crooked Timber of Humanity”)中明确把柏克列入反动者的行列，以致引起柏林的朋友、柏克专家奥布赖恩(Conor Crulse O'Brien)的质疑。
但柏林在一九九一年四月十日回答质疑时却毫不含糊地说：“我不能不感到自己同情法国大革命;也是在这程度上不能不对尊敬的柏克有某种厌恶之心。
”他同时指出，后来的反动派们如梅斯特等一向都引柏克为宗师并非偶然，因为柏克所主张的某些东西乃是“极端反自由主义的”(deeply illiberal)，这就是柏克主张“尊重等级制，尊重士绅精英的统治(rule by a gentlemanly elite)”。
柏林由此问：“难道我们应该把具有这种观点的一个人称为一个自由主义的多元论者吗?”同年六月二十四日柏林在进一步说明他自己立场时更明确表明他站在法国大革命一边，其原因如他所言：在我看来法国大革命确实唤起了人民去攻击偏见、攻击迷信、攻击蒙昧主义、攻击残忍、攻击压迫、攻击对民主的仇视，从而为各种自由而斗争。
……在法国，意识形态的分野一向可大体划分为拥护法国大革命与反对法国大革命，而那些反对法国大革命的人都是真正的反动分子，……因此，如果我必须要站队，我站在法国大革命一边，尽管所有那些荒谬与恐怖确实都与大革命同在。
柏林在冷战结束后的这番“站队自白”真所谓黄钟大吕，震聋发聩!我认为，就中国知识界而言，一九八九年后许多人都不约而同地走向批判激进主义和乌托邦主义以及重新检讨法国革命传统和卢梭思想等，本来是非常必要的反省，但今日确实已不能不问，这种反省路向是否已经走到了另一个极端，亦即一方面从检讨法国革命的负面效果出发而走向全面否定法国大革命本身的正当性及其对近代中国的巨大影响，另一方面则把柏克对法国革命的批判当成所谓“英美自由主义”的真谛，甚至把“尊重等级制，尊重士绅精英的统治”这类“极端反自由主义”观念统统都变成了堂而皇之、天经地义的“自由主义”观念!正是在这一点上，柏林对柏克的批判以及他关于“那些反对法国大革命的人都是真正的反动分子”的严肃警告是极其值得今日中国知识界深思的，因为这一警告事实上提醒我们，自由主义对法国大革命的批判并不等同于柏克式的保守主义批判，更不能与“反动分子”对法国革命的全盘否定同流合污。
这里应当特别指出，柏林在法国大革命上的这一立场乃植根于他本人直接继承的一个常被忽视的独特自由主义传统，这就是法国大革命以后由贡斯当(Benjamin Constant,1767-1830)开其端的法国自由主义思想传统。
柏林曾将贡斯当与穆勒(ler)并列为“自由主义之父”，这并非偶然，因为事实上柏林著名的两种自由理论(消极自由与积极自由)本脱胎于贡斯当一八一九年的著名论述“古代人的自由与现代人的自由之比较”。
这一可称为“大革命后的法国自由主义”路向的最突出特点就在于，其代表人物一方面深刻总结大革命的教训，另一方面则又以捍卫大革命的原则为己任。
因此，如果说柏克仍是从旧秩序(ancient regime)的立场来判定大革命的“不合法性”(illegitimacy)，法国自由主义则恰恰首先肯定大革命的充分“合法性” (legitimacy)，并从这一立场来批判检讨大革命。
由此，毫不奇怪，贡斯当在读到柏克于一七九○年出版的《法国大革命反思》后直截了当地指出，“该书的荒谬之处比该书的字数还多”。
法国自由主义的史学大家基佐(Francois Guizot,1787-1874)则在西方史学史上首创“文明史”这一概念来连接“过去”与“现在”，强调大革命所标示的现代性并不是与过去的全盘断裂，而恰恰是文明进展的“合法继承人”，从而以自由主义史学对“历史”的解释破除了保守主义对“历史过去”的独占解释权。
基佐的父亲是在法国大革命期间被送上断头台处死的，并导致基佐七岁就随母亲流亡国外，但他在反驳保守主义对大革命的柏克式批判时曾有一段名言最能代表法国自由主义强调大革命“合法性”的基本立场。
他说即使把大革命期间发生的所有错误甚至罪行都加起来，他仍然要说，法国大革命是可怕但合法的战斗(terrible but legitimate battle)，它是权利与特权之间的战斗，是法律自由与非法专横之间的战斗;惟有大革命自己才能提出节制革命的任务，也惟有大革命自己才能提出使革命纯洁化的任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