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宋庄画家村

北京宋庄画家村紧盯李谭夫妇一案的最终判决结果村民与画家“两大阵营”各怀心思——镇政府拟搜集房源“廉租”宋庄被逐画家昨天，记者从宋庄镇党委书记胡介报处证实，宋庄镇已经着手搜集几十套闲置房源，一旦有画家因讨房官司败诉而被驱逐，镇政府将出资廉租给被逐画家居住。

从去年10月开始，宋庄陆续有12名画家成为被告，而李谭夫妇成为败诉的第一个案例。

这一案件的最终判决将具有示范效应。

宋庄200多名画家都在观望，他们的普遍看法是，如果李谭夫妇的案子终审败诉，农民“讨房”的第一张多米诺随即被推倒，而最后推倒的可能是宋庄——这张北京文化创意产业的名片。

据了解，从上世纪90年代初，一批批画家开始落户宋庄，画家的落户给宋庄带来了知名度，也带来了经济上的商机与繁荣，宋庄成为通州乃至北京文化创意产业的一个窗口，而通州新城规划中也把宋庄当成文化创意产业基地的一个试点。

宋庄艺术促进会是具有官方背景的与画家沟通的社团组织，该促进会助理律师饶云峰告诉记者，宋庄镇政府以前确实一直支持画家购买农民房。

因为镇政府觉得农民房和宅基地是两码事，国家法律说宅基地不许流转，但从没说地上的房子不许交易。

宋庄艺术促进会在半个月前曾经召集在宋庄买房的200多位艺术家开会，会上保证“讨房”官司不会判退，还保证不会有新的“讨房”官司重新立案。

但随着李玉兰和谭小勋夫妇一审败诉以及画家王庆松被诉案开庭，镇政府当初的意愿没有实现。

“但我们最不愿意看到的局面出现了，镇政府和法院做了很多次沟通，但还是不理想。

”饶云峰说，镇政府为了留住画家，正在搜集闲置房源。

此举在宋庄镇党委书记胡介报处得到证实。

本报记者刘砥砺报道昨天上午，画家夫妇李玉兰和谭小勋正在起草二审的上诉材料，10天前，他们收到了通州法院宋庄法庭的一纸判决——判决他们5年前购买的农民房无效，并责令在90天内搬出目前唯一的居住地。

■接到“讨房”判决90天内搬出唯一住房“当时这所房子已经破败不堪，我们夫妻俩把这里当成了北京唯一的家，进行了好几次的装修和布置。

”记者在李玉兰家看到，李玉兰的家虽然简单，但院子里挖出的小荷花池、房屋内手工刨出的柱子、自备的水暖系统——很多细节上流露出夫妻俩对艺术和生活的热爱。

李玉兰和谭小勋算是来宋庄较晚的艺术工作者。

2002年，他俩看上了宋庄村民马海涛父亲留下的一套闲置院落，双方约定以4.5万元的价格将通州区宋庄镇辛店村有北房5间、西厢房3间及院落进行转让。

据妻子李玉兰回忆，当时他们也觉得买农民院有风险，但马海涛找来了辛店村村主任康文宝作为公证人，于是双方签订了买卖协议。

去年底，正在怀孕待产的李玉兰突然收到了原房主马海涛托人捎来的口信，称要原价收回住房，如果李谭夫妇不接受条件，他将向法院提起诉讼。

在几次沟通无效后，李谭夫妇真的成了被告。

经过两次开庭，7月10日，他们收到了通州法院宋庄法庭的一纸判决——判决他们5年前购买的农民房无效，并责令在90天内搬出目前唯一的居住地。

■当年村委会主任做公证如今矢口否认昨天上午，记者找到曾经为李玉兰和谭小勋夫妇做公证人的辛店村村委会主任康文宝，想向他探讨一下对此事的看法，但康文宝矢口否认自己曾经在这次房产转让中做过公证人，也否认了辛店村村委会曾经支持过为画家买房。

康文宝是2001年开始任辛店村村委会主任的，面对记者的访问，这位瘦高的老人显得一脸无辜。

“那都是村民个人的行为，我们村从来没给画家和村民做过中间人，要是有也不是我这一任的行为。

宅基地不能转让，这个我知道，我上任之后从来没给这种事盖过章。

”但是，记者随后在李玉兰那里，看到了这张2002年的房屋买卖合同，上面盖着辛店村村委会的印章，而公证人一栏也签着康文宝的名字。

■“房子没被要吧？”成了画家见面问候语被要求退房的不仅仅是李玉兰和谭小勋夫妇。

从去年10月开始，宋庄陆续有12名画家被原来的房主告上法庭，而更多的画家收到了房主要求讨房的“口信”。

不管在宋庄买房的200多名画家，还是准备讨房的村民都在观望，看着李谭夫妇的终审结果。

现在宋庄几个画家集中的村庄气氛有些诡异。

每隔一两天，被告的画家们就会举行碰头会，互相商量下一步的对策。

即便没惹官司的画家见面的口头语也发生了改变——“作品画得怎么样了”变成了“房子没被要吧？”农民们讨房的理由完全相同：因为购房艺术家本人不是通州区宋庄镇辛店村农民，故双方所签订的房屋买卖协议无效。

一般来讲，农民会提出原价退还当年的房款，而法院则倾向于让被告画家申请房产评估，按照评估的价格让农民收回宅基地。

从去年10月开始，法院对宋庄农民讨房没有做出判决，直到7月10日，李玉兰和谭小勋夫妇成了第一个被判败诉的画家。

■卖了房的农民开始“串联”村里出现“讨房经纪人”“画家”杨大味一家也是遭遇讨房官司的人之一，他家1997年在这里买了农民房，属于进入较早的艺术家，回忆起当年的岁月，杨大味语气里充满了感伤。

他说当时村里朴实而和睦。

画家们出钱和农民一起安装路灯，看着灯亮起来大家都很高兴。

村周边是菜地，画家买菜都到地里随便摘，给一点儿钱农民就很满足。

随着画家村名气越来越大，宋庄的小堡、辛店等几个村的一个农民院转让费从过去的四五万变成了20多万。

三四间房的租金，也由3年前的3000元至4000元攀升到了1.5万元左右。

另外，朝阳北路的延长线也要经过宋庄，很多农民希望政府会按宋庄现在的房价给予补偿。

现在，曾经卖了房的农民开始“串联”，甚至出现了一些专业的“讨房经纪人”。

这些“经纪人”找到一些不好意思讨房的村民，表示愿意帮助对方讨房，讨房成功后获得一定的提成。

前期这些人主要负责为讨房者传递“口信”。

对话原告妻子“我们现在沉默是金”昨天下午，记者电话联系到李玉兰和谭小勋一案的原告方，马海涛的妻子，在近20分钟的谈话中，马妻一直回避“当初卖房，现在讨房”的原因。

记者：您先生当初为什么要卖房，现在却要收房？马妻：这你不用管了。

我们就相信法律，原因你问法院去吧。

记者：听说您在城里买房了，收回这房是不是为了拆迁能再赚一笔？马妻：这你也不用问了，我们现在沉默是金。

记者：您觉得您是遵守诚信吗？这么做厚道吗？马妻：什么诚信？我们就是尊重法律，我们过去卖房就是不懂法。

画家观点作为画家村，宋庄并非不可取代，“很可能像圆明园画家村一样消失”“宋庄画家村不是不可替代的，北京五环周边有的是农村的廉价房屋，如果多米诺骨牌推倒，很可能大批画家迁出，宋庄这张文化牌可能就像当年的圆明园画家村一样消失。

”画家岳敏君算是宋庄的成名人物之一，也是在宋庄最早购买农民院的人，在谈到“讨房”事件时，他如是推断。

1994年，方力钧、岳敏君、刘炜、杨少斌等人决定在宋庄买房，此后宋庄成为艺术家的一大聚集地。

“当时考虑落户宋庄，主要考虑这里是安静开阔的乡村，同时交通也较便利，当地的政府也支持我们在这里买房。

”岳敏君回忆。

记者调查发现，几乎所有在宋庄买房的画家都有当地村级政府的公证，而画家们也一致认为是政府当初的鼓励措施才让他们决定在这里安家。

很多正在打官司的画家都表示：“如果这个官司画家最后打输了，我们很难再接受在这里继续生活，最后只能选择迁出。

”一段时间以来，居住在北京通州宋庄的多名艺术家接连被当地村民告上法庭，要求认定原来的房屋买卖合同无效，并请求按照原价收回房屋。

就在几天前，当地法院在第一起有关案件的审判中支持了原告的部分请求，责令画家李玉兰和谭小勋夫妇在90天内搬出所居住的房屋，他们在5年前与原房主所签订的购房合同也被判定为无效。

至此，宋庄当地村民“逼宫”外来艺术家的第一张多米诺骨牌已经倒下。

宋庄村民之所以要收回房屋，原因再简单不过，那就是宋庄的房价如今涨了很多，相比之下，当年卖房的价格看上去有点不划算。

当然，他们之所以敢于和画家对簿公堂，更主要的原因是他们懂法了，他们知道农村宅基地不允许在本集体经济组织之外流转，他们当年的卖房行为本身就不合法。

当地法院支持村民的诉讼请求，从法理上看也无可厚非。

尽管农村宅基地流转在全国各地都大面积发生，但是，一旦发生纠纷，法院只能以现行法律为依据进行裁决，缺乏法律依据的买卖合同都无法得到司法支持。

如此看来，在国际上已经享有盛名的宋庄艺术区似乎建立在浮沙之上，聚居在那里的数百名画家再次面临着迁徙之困。

宋庄从一个藉藉无名的郊区小镇，发展成北京的一张响当当的文化创意名片，缘于艺术家与当地政府的“情投意合”。

艺术家看中了这里的地理环境和低廉的房价，而地方政府则从艺术家的聚集中看到了区域发展的难得机遇，于是，宋庄人对外来的画家们张开了怀抱。

在10年多的时间里，投奔宋庄的艺术家越来越多，宋庄成为中国当代艺术的一座重镇，大量艺术展览在这里开办，国际热钱也悄悄地流向了这里，众多的国内外游人都把宋庄当作游览北京的必经之地。

宋庄镇政府在文化兴镇这个大命题上，更是体现出前瞻性的眼光，不仅成立了文化艺术促进会，当地官员甚至开始为一个更大规模的文化创意产业基地做出规划。

而在北京市的总体发展蓝图上，宋庄也占有相当重要的位置。

如果没有“逼宫”事件的发生，宋庄毫无疑问会成长为北京的艺术大本营，与798一道，成为带动北京文化创意产业发展的一双翅膀。

面对当地村民苏醒的法律意识和强烈的逐利冲动，宋庄要想不让多米诺骨牌依次倒下去，就必须采取干预措施。

一种办法是由镇政府做当地村民的工作，劝说他们不要起诉艺术家，也不要收回房屋。

另一种办法是由政府居间协调，艺术家给予卖房村民一定数额的补偿。

不过，就算这些办法能够暂时管用，仍然不能解决艺术家的财产权合法性问题，宋庄的长期繁荣仍然得不到保障。

要想切实解开这一难题，只有从法律环境的改变着眼。

众所周知，围绕着农村宅基地流转的问题，从立法到实践都有了一些松动的迹象，如《物权法》在审议过程中，就删去了禁止宅基地使用权转让的有关条款，为宅基地的流转预留了一个“口子”。

广东省有关部门在今年2月曾起草过一个文件，规定农民合法的宅基地可以上市流转，虽然这个文件尚未批准生效，但它已被看作宅基地流转的破题之作。

从长远看来，为了保障农民利益、合理使用土地、促进城乡一体化进程，农民宅基地的上市流转会成为必然趋势。

那么，北京有没有可能在这个题目上先做一些文章呢？在经过必要的法律程序之后，宋庄能否成为宅基地流转的实验区域，为文化创意产业的发展解除后顾之忧？目前看来，这可能还只是一个美好的愿望。

宋庄艺术区的兴起殊为不易，保住这片艺术的热土更需要智慧和魄力。

除了在行政、财政、规划等方面要做更多的工作之外，建设一个有利于文化艺术事业发展的法律环境，似乎是更为急迫的任务。

而这一点，是曾经被我们所忽略的。

小产权房背后的风险在宋庄，农民私有房屋的交易，从1994年第一批艺术家到来就开始了，方力钧、刘炜、张惠平等人是最早一批买房的艺术家。

王立则说，这些人多数是2000年以前购买的。

2000年以后，卖房的农民就越来越少了，一般都是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