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慎论唐宋诗之争

杨慎论唐宋诗之争

摘要：诗歌分为唐诗和宋诗，主要是由于风格的差异。后代诗歌的发展，大体上也未能超越此二者之风格范围。由于时代风气、个人喜好和诗学主张的不同，在中国诗学批评史上形成了尊唐派和宗宋派的长期论争。杨慎也对此一论题提出了自己的观点，反映了明代中期的文学风气和杨慎自己的文学主张，并对后世产生了重要的影响。

关键词：杨慎；唐诗；宋诗

杨慎(1488－1559)，字用修，号升庵，四川新都人。明代著名的学者、文学家、书法家。他不仅学术成就卓越，更富有文学才能。他对各种文学体裁都能运用自如，而且雅俗兼擅，诗词皆能，取得了显著的成就。不但如此，杨慎也对文学创作发表了诸多精辟的见解。杨慎对诗歌比兴手法和含蓄风格二者关系的阐述、对“诗史”内涵的诠释以及有关诗史之别的论述、对李杜二人的定位、在唐宋诗之争问题上的独特看法以及对后世所起到的方法论上的启示、《诗话》对律诗起源的探究和《词品》对词的起源的探究……所有这些深知灼见，都显示了杨慎文学思想的独特价值，为他在中国文学批评史上的地位奠定了坚实的基础。人们在讨论这些文学史上的重要问题时，都无法绕开杨慎而谈其流变。本文拟就杨慎对“唐宋诗之争”这一问题展开论述。

诗歌分为唐诗和宋诗，主要是由于风格的差异。而且后代诗歌的发展，大体上也未能超越此二者之风格范围。由于时代风气、个人喜好和诗学主张的不同，在中国诗学批评史上形成了尊唐派和宗宋派的长期论争。

王水照先生认为：“在宋代诗歌史上，最先开启唐宋诗轩轾之争的，当数魏泰、陈岩肖、叶梦得诸人。从诗歌发展史以及创作规律的角度来区分唐宋诗界限的，首推张戒。”其实据现有资料，我们发现，张戒之前的欧阳修却是划诗歌为唐、宋的第一人。欧阳修在《梅圣俞墓志铭》里说：“其初喜为清丽，闲肆平淡”，而不喜唐诗之“僻固而狭隘”，已带有尊宋贬唐的倾向。南宋的张戒发难苏、黄及江西诗派，其《岁寒堂诗话》则以唐诗为学习的楷模。继之永嘉四灵和江湖派以晚唐为宗，与江西派对峙；而江西派则以方回为领袖，回击两派的攻击。前者以晚唐一叶障目，不见全唐诗歌这座泰山；后者自比盛唐，仿佛沐猴而冠。双方各自都有致命的弱点，而两派的论争也形成了南宋唐宋诗之争的高潮。其后严羽本着“断千百年公案”的出发点，自谓“辨白是非、定其宗旨，正当明日张胆而言，使其词说沉着痛快，深切著明，显然易见”，以盛唐为法，“说江西诗病”。

《沧浪诗话》对明代的影响几乎是如“达摩西来，独辟禅宗”。因此，明代绝大多数的诗人皆是宗唐论者。如山阴刘绩《霏雪录》尊唐抑宋的旗帜颇为鲜明，谓唐人诗“一家自有一家声调，高下疾徐，皆合律吕，吟而绎之，令人有闻韶忘味之意”，而宋人诗“譬则村鼓岛笛，杂乱无伦”；唐人咏物诗“于景象事情外，别有一种思致，不可言传，必心领神会始得”，而宋人则以诗宣讲哲理，如同佛经

中的唱颂“偈子”，失去审美价值。因此他极力尊唐贬宋，标举唐诗天然浑成之神韵，反对宋诗拗涩瘦硬的以文为诗，实际上继承了严羽标举“兴趣”的崇唐抑宋的思想。闽中诗派的林鸿认为“宋绝无诗”，所以“论诗惟主唐音”。高覆棅在《唐诗品汇》中更以宗唐为使命，并谓先辈林鸿之观点为“确论”。

杨慎的老师李东阳为茶陵派的领袖，以宰臣主文柄，他的理论当然极具号召力。其《怀麓堂诗话》论诗最重声调体制，以之为标准区别历代之诗，并认为唐诗在声调体制方面为最佳。其诗学思想自然影响到门生李梦阳、何景明。李、何二人变本加厉，首创“诗必盛唐”之说。李梦阳云：“文必秦汉，诗必盛唐，非是者弗道”、“诗有七难：格古、调逸、气舒、句浑、音圆、思冲、情以发之。七者备而后诗昌也，然非色弗神。宋人遗兹矣，故日无诗。”何景明主张“文自西京，诗自中唐而下，一切吐弃”，并进而断言道：“秦无经，汉无骚，唐无赋，宋无诗。”他对宋元诗作风貌及内涵表现均持否定态度。李攀龙选编《古今诗删》，于宋元之诗一字不提，《四库全书总目提要》认为，其原因在于：“盖自李梦阳倡不读唐以后书之说，前后七子率以此论相尚，攀龙是选，犹是志也。”谢榛《四溟诗话》卷一云：“盛唐人突然而起，以韵为主，意到辞工，不假雕饰；或命意得句，以韵发端，浑成无迹，此所以为盛唐也。宋人专重转合，刻意精炼，或难于起句，借用傍韵，牵强成章，此所以为宋也。”在此风气下，明中叶以后人们也大都把目光集中在唐代诗歌。

和七子同时的杨慎却能一反流俗，用辩证的观点来看待唐宋诗之争。其观点主要有以下三点。

一、唐诗：绝妙古今

对于唐诗，杨慎是极为推崇的。他认为唐诗继承了《诗经》的主情传统，谓唐人绝句达到了“后人力追莫嗣”的伟大成就，称道唐人诗“体物既工，用韵又奇，可谓绝唱矣”，又谓唐诗“绝妙今古，一字千金”。由此可见杨慎心目中唐诗的地位之高。

难能可贵的是，杨慎能坚持一分为二的观点公允地评价唐诗。在推崇唐诗的同时，他对于其中的拙劣之作也不惜余力地进行抨击。他批评唐诗的缺憾说：“唐人诗句，不厌雷同，绝句尤多”，而杨慎所谓的雷同往往是和剽窃联系在一起的。《升庵诗话》卷四《劣唐诗》云：“学诗者动辄言唐诗，便以为好，不思唐人有极恶劣者。”他认为唐诗多佳作，但是并不是唐诗皆佳作。

在唐诗的分期上，杨慎默认了高棵分唐诗为四期的做法，认为盛唐的诗歌代表唐诗的最高成就，并以诗歌接近盛唐来赞颂他人的诗作。但是杨慎认为，唐诗各个时期都有佳作，不能褊狭地认为只有盛唐的诗歌最好，初唐自有佳作，晚唐亦有佳作。如他评价晚唐诗之佳作李端的《古别离》诗云：“其诗真景实情，婉

转惆怅，求之徐庾之间且罕，况晚唐乎?”又谓晚唐唐彦谦诗“用事隐僻，而讽喻悠远”、“首首有酝藉、堪吟咏”。又说许浑的《莲塘》、韦庄的《忆昔》、罗隐的《梅花》、李郢的《上裴晋公》“皆晚唐之绝唱，可与盛唐峥嵘”。

其后的袁宏道在《与丘长孺》中所谓“唐自有诗也，不必选体也；初、盛、中、晚自有诗也，不必初、盛也”，显然继承了杨慎的观点。清初钱谦益在《唐诗英华序》中指出：“世之论唐诗者，必日初、盛、中、晚，老师竖儒，递相传述。揆厥所由，盖创于宋季之严仪卿，而成于国初之高操，承伪踵谬，三百年于此矣!夫所谓初盛中晚者，论其世也，论其人也。……燕公亦初亦盛……孟浩然亦盛亦初……钱起、皇甫应亦中亦盛。一人之身，更历二时，诗以人次耶，抑人以时降耶?”他认为“唐人一代之诗，各有神髓，各有气候”，反对严羽及“前七子”独尊盛唐而排斥中晚唐的做法，再一次呼应了杨慎的观点。后来康熙的《御制全唐诗序》云：“诗至唐而众体悉备，亦诸法毕该，故称诗者必视唐人为标准。如射之就彀率，治器之就规矩焉。……夫性情所寄，千载同符，安有运会之可区别?而论次唐人之诗者，辄执初、盛、中、晚，岐分疆陌，而抑扬轩轾之过甚。此皆后人强为之名，非通论也。”这些言论为后世能更加理性地看待唐诗各个阶段之佳作提供了理论基础。

二、宋诗：信不及唐

杨慎对于大多数的宋诗持批评态度，认为“宋诗信不及唐”。杨慎不满宋诗，主要有三个原因：

其一，杨慎从诗歌主情的角度出发，批评宋诗以时事、义理入诗的弊端。

杨慎主张“诗道性情”，认为抒情性是诗歌的本质特征。正是在这种认识下，他在论述唐宋诗歌的差别时说：“唐人诗主情，去三百篇近；宋人诗主理，去三百篇却远矣。匪惟做诗也，其解诗亦然。”杨慎之所以喜欢唐诗，是因为唐诗继承了《诗经》的抒情传统。而宋人把杜诗的“直陈时事”当作宝贵的遗产，可谓误入歧途。

杨慎不但批评主理的宋诗，还连带抨击了宋诗的后裔——“性气诗”，对其代表人物陈白沙和庄定山大加讨伐：“其七言近体，效简斋、康节之渣滓，至于筋斗、样子、打乖、个里，如禅家呵佛骂祖之语。殆是《传灯录》偈子，非诗也。”钱谦益《列朝诗集小传》丙集《庄郎中昶》引杨慎语意，评庄昶为“下劣诗魔，能断诗家多生慧命，良可惧也”，对杨慎的观点予以支持，可谓杨慎之知音。

其二，杨慎从诗歌的欣赏角度出发，批判宋诗缺乏“绮艳清新”之美。

《升庵诗话》卷九《庾信诗》条曰：“庾信之诗，为梁之冠绝，启唐之先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