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朱子学对江户时代现代意识启发

论朱子学对江户时代现代意识的启发

李守爱

内容提要：江户时代朱子学成为日本的官方学问。经过日本人的消化吸收，朱子学的道德修养与政治、经济、科学等实学相结合，对日本现代意识的形成产生了重要的启发作用。这主要表现为：在历史思想中，忠君思想、国家本位主义与朱子学的尊王贱霸思想汇合，成为幕末王政复古、倒幕思潮的先锋；朱子学的格物穷理精神成为日本人接受西洋自然科学的母胎；朱子学的尊王攘夷思想与日本神道精神相结合，成为王政复古及维新思想的推动力。

关键词：朱子学江户时代现代意识启发

一、日本历史思想中的儒学精神

（一）古代国家主义思想中的儒学精神

大化改新（645年）之后，日本完成了天皇专制律令国家体制。在极度模仿大陆文化、制度之余，加强国民自觉。《古事记》和《日本书纪》的编纂即为此种心理作用下的产物。“记”、“纪”的内容，乃参照儒、佛、道、阴阳、神仙、谶纬诸说，叙述日本远自神代的历史，认为日本人乃天照大神之神裔，天皇是“现人神”，树立了天皇至高无上的地位。其蕴含的“神孙意识”，可说是日本人“国粹主义”思想作祟下的产物。“记”、“纪”乃参考中国史书、典籍编纂而成，其中不乏儒家的道德政治理念。当然，在模仿中国思想、文化的同时，日本史家也不忘标榜其国家主义。

平安时代，继“记”“纪”之后，日人仿中国史书，官修“五国史”。“五国史”观中均含有“春秋”的鉴戒思想。《续日本后纪》序：“宪章稽古，设沮勧而备远面。贻鉴将来。存变通而垂不朽者也。”1《日本后纪》序：“无隐毫厘之疵。咸载锱铢之善。炳戒于是森罗。徽猷所以昭晰。史之为用。盖如斯欤。”《日本文德天皇实录》序：“自古人君王者。莫不因天度而述宪章。”2其中均含有鉴往知来、褒贬善恶之意。

平安后期日本停止派遣遣唐使后，日本文化渐由纯粹的模仿中国，转向半独立性的创造，于是有假名文字的流行。此外，藤原氏权力丧失，武士势力大增，在变动的社会下，佛教的念佛往生的净土之说，乃深得人心。所以，这一时期的史书均多少含有佛家观念。平安末期镰仓初期，由于贵族耽作荣华富贵梦的太平世界，一变而为武人争权的局面，于是基于怀古之情及“无常”之怀，遂有根据史实，以和文书写的“历史物语”作品产生。其中，较富代表性的有《荣华物语》、《大镜》、《今镜》、《水镜》及南北朝所著的《增镜》等。“历史物语”仍以中国史学精神构成其骨架。“镜”与“鉴”意思相同，含有殷鉴不远之意，显现儒家史观的鉴戒精神。

（二）中世史书中的“道理”、“正统”史观

1黒板勝美·国史大系編修会『国史大系』、吉川弘文館、1983年。

2黒板勝美·国史大系編修会『国史大系』、吉川弘文館、1981年。

中世时期，史书的编纂深受佛教思想的影响。例如，《荣华物语》中含有“末法”、“无常观”思想，《大镜》含有“净土观”思想，《水镜》中含有“四劫观”思想（成、住、坏、空）等。3完成于镰仓初期、由慈圆和尚所著史论书《愚管抄》，更是贯穿了佛教史观。

镰仓末期，日本王权不振，天皇徒拥虚位。其时，宋朝儒学思想传入日本，日人始言“名分”、“正统”论。和《愚管抄》同被列为日本三大史论书之一的《神皇正统记》，即为北畠亲房受朱子学“义理”思想影响所完成的论著。后醍醐天皇为中兴计招玄惠讲程朱之学时，亲房亦参与听讲，于是得《资治通鉴》、《通鉴纲目》蕴奥。受其史观精神影响，著《神皇正统记》。《神皇正统记》强调“大义名分”，以神、天皇、国家三位一体思想为架构，强调南朝皇室的正统性。宣扬日本国体为神国，而天皇为神皇。《神皇正统记》的思想，不但影响及于《本朝通鉴》、《读史余论》、《大日本史》、《日本外史》的编修，其“神皇”史观甚至深刻影响了日后的日本军国主义者之思想。

（三）近世儒学者的“大义名分”思想

江户时代以前，佛教思想曾长期主导日本人的思维。室町时代末期，“神儒习合”思想出现，神道思想与儒学思想并立。其思想影响及于德川幕府时代，并主导徳川时代的政治思维。徳川末期，由儒而神，敬神尊皇，忠君爱国思想，蔚为国风。神道思想与儒学精神相辅相成，主导幕末思想，以致日后倒幕、王政复古运动风起云涌。江户时代史家因应此思想演变，修史史观亦受“神儒习合”的影响。例如《本朝通鉴》的皇国史观和《大日本史》的忠君思想与大义名分论即是。

德川幕府初期，朱子学者林罗山奉幕府之命编纂《本朝编年录》。其子鹅峰承未完之业，继续编纂，改名为《本朝通鉴》。其精神引用《古事记》、《倭姬世纪》、《元元集》等神皇论著，明示皇统为万世一系、天壤无穷，明示其修史用意。其体例及史观则贯穿了朱子学的明正闰、褒贬善恶的鉴戒思想。林罗山曾说：“本朝神道是王道，王道是儒道，固无差等。”4从“神儒习合”思想中推衍出所谓的“皇国史观”。林罗山在《神道传授》中，将神器（镜、玉、剑）比喻为《中庸》所谓的三达德（智、仁、勇）。并谓：“备三种神器，王道治也。王道神道理一也。”由此可见，日本的神道思想仍需借儒家思想以圆所说。在朱子学的精神浸润下，林罗山将之引用以为支持幕府体制的理论，但其中仍存在“正统”思想，只是身为幕府职官，不便言明罢了。

德川光圀在江户创立史局“彰考馆”，着手编纂《大日本史》。他倡导大义名分、国家一统的尊皇思想，揭橥尊皇贱霸、攘夷精神，将朱子学的精神发挥得淋漓尽致。其编修过程中博搜史料，重视史实。水户学精神——大义名分、王霸正闰、尊王攘夷、明伦理纲常等均表露于《大日本史》内容中。

《大日本史》重视史实的态度，正切合朱子“孔子但据直书，而善恶自着”的精神。其“三大特笔”为：（1）不承认神功皇后为一朝，而列之于后妃传中，以正“大义名分”；（２）承认大友皇子的即位，特立天皇《大友纪》，以“防后世乱臣贼子出”；（3）奉南朝为正统，以后小松天皇记附载其中，以“明王霸正闰”。《大日本史》严明大义，明天皇正统所在，使日人知将军陪臣，天子位居京都。幕末尊王论者杀身成仁义无反顾，皆深受其精神感召。

从上述日本史观演进来观察，日本史观，除了平安、镰仓之时的释道史观外，其余由一统观演绎出来的正名论、正统论、尊王贱霸、华夷内外等史观，均源自中国。平安初期，由于受到中国儒家思想的刺激，遂有“记”、“纪”神皇思想产生，将天皇提升于国家之上，

3石田一良編『日本における歷史思想の展開——西尾陽太郎著「平安時代後期の歷史思想」』、吉川弘文館、1965年、76頁。

4《罗山文集》附录卷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