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简介张振谦

豪愁国愁和己愁诗仙诗圣与诗囚

———比较李白、杜甫、孟郊诗中的“愁”

张振谦　张海沙

(暨南大学,广东　广州　510632)

摘　要:“愁”是中国古典诗歌中的常见题材,在唐代诗歌中咏愁诗占有很大比例。唐代三诗人李白、杜甫、孟郊诗中的“愁”因产生时代和诗人性格原因所致,其所表现的情感内涵,也大不相同:李白多是“豪愁”,杜甫多是“国愁”,孟郊则多是“己愁”。而且他们写愁的艺术表现方式以及排闷解愁方式也各有差异。

关键词:咏愁诗;李白;杜甫;孟郊;表现方法;排解方式

中图分类号:1206.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6924(2006)01-126-128

勃兰兑斯在《十九世纪文学主潮》中说:“忧愁意识普遍地存在于中国艺术中,决定了中国诗词的特种基调”。在中国古代诗歌史中,咏愁诗可谓比比皆是,诸如:“我心忧伤,愁焉如捣”(《诗经・小雅・小弁》);“月落乌啼霜满天,江枫渔火对愁眠”(张继《枫桥夜泊》);“一心愁谢如枯兰”(李贺《开愁歌》)等等。特别是在诗歌最兴盛的唐代,悲音愁曲更是不绝于耳,一些名家如李白、杜甫、孟郊的诗中咏愁现象更是屡见不鲜。但又因人因时因事的不同而千差万别。笔者不揣浅陋,拟将三位诗人的“愁”略作比较,聊抒鄙见。

一、时代与“愁”

“愁”的不同在于主客观两方面的原因:其一,生活在特定的历史环境中,由于周围人和事的影响和感染,人们内心产生不同程度的失落与惆怅。其愁情必带有一定的时代烙印。其二,由于个人的生活经历、生活态度、性格特征的不同,反映在文学作品中的“愁”也会迥乎不同。18世纪法国启蒙思想家狄德罗认为“人物的性格要根据他们的处境来决定”[1]。作品是反映社会的一面镜子,作家是一个时代的乐手。作为源于生活的诗歌,总是自觉不自觉地受制于它所处的时代和环境。

李白生活在大唐帝国的鼎盛时期,他所处的时代有着一股生机勃勃的盛唐气象。李白同那个时代的大多数人一样,具有一种乐观、自信、向上、傲视天下、气吞宇宙的气概,这种精神和气概决定了他的“愁”既是一种区别于忧国忧民的悲愁、区别于个人忧闷的哀愁,也区别于那种锁在小楼深院中的闲愁,而是一种强音盛调的愁,是一种豪愁,“有一股浩然之气充溢其间,李白的愁是‘万古愁’”[2]。杜甫虽然比李白小十一岁,常被人视为盛唐诗人,但李白和杜甫世界观形成却在不同的两个时期,李白二十多岁时处于蒸蒸日上的开元盛世、天宝前期,而杜甫二十多岁是处于唐由盛转衰时期。李白的大部分诗歌写在“安史之乱”之前,而杜甫现存诗歌的十之八九作于“安史之乱”期间及乱后。“安史之乱”是唐王朝由盛转衰的转折点,此后唐朝元气大伤,日益残败,处于内忧外患包围之中,战争不断。诗人杜甫也未能免于战争的冲击,同时也经过了苦难生活的洗礼,使得他能更清楚地观察生活,体验人生,能更深切地关注国家民族的命运,更深刻地反映社会现实,其作品的“诗史”称号也因此而得。因此,杜甫不仅是盛唐文化熏陶出来的诗人,而且也是唐代社会由盛而衰的见证人。与其说杜甫诗是盛唐的一面镜子,不如说是盛唐到中唐转折时期战乱的回音与反照。“考杜公诗,于国家之利病,军国之成败,往往先事而谋,援古而讽,无不洞中窥要”[3]。杜甫的诗可谓“国事、家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国家的生死,民族的存亡,人民的苦痛,家庭的不幸,个人的遭际,一切的一切,都是他写的内容,都是他悲愁的对象和来源。“忧端齐终南,鸿洞不可掇”(《北征》),“杜甫的忧愁竟像终南山一样的广袤而不可收拾”[4]。也如“日日江草唤愁生”(《愁》,“何人却忆愁穷日,日日愁随一线长”(《至日遣兴奉寄北省日阁老两院故人二首》之一)的绵长。可见,杜甫的愁不是李白那样的“豪愁”,而是一种“国愁”。众所周知,孟郊生活的中唐时代,藩镇割据,朋党之争,民生凋敝。经过“安史之乱”后到处是一片混乱破落的景象,大唐帝国已经失去了盛唐时的强盛和威严,而显得处处秋风萧瑟,满目疮痍。孟郊眼中所见的是连绵不绝的战火和硝烟,耳中所闻的多是劳苦大众无奈而痛苦的呻吟。这种特定的历史环境自觉不自觉的使诗人的作品染上了一股浓郁的悲愁苦涩之味。“食荠肠亦苦,强歌生无欢”(《赠别崔纯亮》),在这样的

总199期　第1期　2006年1月　

贵州社会科学

　S ocial Sciences in G uizhou

Vol.199.No.1

January.2006

作者简介:张振谦,暨南大学硕士研究生。张海沙,女,暨南大学中文系教授,硕士生导师,主要研究方向为唐宋文学。

时代,知识分子往往只能是浸泡在苦海愁洋之中,一肚子苦水愁液,只能吐诗泄愤。从中易知孟郊的愁乃是一种“苦愁”、

“哀愁”。

由是观之,因李白、杜甫、孟郊三位诗人所处的历史环境不同而导致他们诗中的“愁”也有很大差别:盛唐李白的“豪愁”、

“万古愁”,唐转折时期杜甫的“家愁”、“国愁”和中唐孟郊的“苦愁”、

“哀愁”。

二、个性与“愁”

“诗人独立个性和人格的确立,是诗的美学价值赖以获得的基本前提,诗人的个性和人格闪耀着什么样的光泽,他的诗歌就吐放着什么样的芳香”[5]。如果要比较李、杜、孟诗中“愁”的异同,必须从三位诗人的个性品格之别入手。因为诗风往往因人而异,诗歌作品实际上是诗人心性流露的载体。而不同的人生遭际又塑造了诗人不同的个性风格。

李白主要生活在唐代的开元天宝年间,时代造就了他乐观向上,豪放傲岸,自信自负的性格特征。他带着笑眼看生活,对于不顺心的事,不是垂头丧气,而是寄希望与未来。“弃我去者,昨日之日不可留,乱我心者,今日之日多烦忧”,虽然有时觉得“抽刀断水水更流,举杯消愁愁更愁”,但诗人还是乐观自信,从而发出了“人生在世不称意,明朝散发弄扁舟”(《宣州谢眺楼饯别校书叔云》)的呐喊。李白在“高堂明镜悲白发,朝如青丝暮成雪……,呼儿将出唤美酒,与尔同销万古愁”的同时,又提出了“天生我材必有用,千金散尽还复来”(《将进酒》)的豪言壮语。“停杯投箸不能食,拔剑四顾心茫然。欲渡黄河冰塞川,将登太行雪满山”,他在感慨人生旅途艰难无比后,仍然坚信“长风破浪会有时,直挂云帆济沧海”(《行路难》)”。可见,李白的愁不是挥之不去的怨愁,而是带有乐观、豪迈、浪漫自信等鲜明个性的“仙愁”。

和李白齐名的现实主义诗人杜甫,无论在何时何地,都怀有一颗炽热的爱国心和怜悯同情心。他胸怀天下,有着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人生理想:“致君尧舜上,再使风俗淳”(《奉赠韦左丞丈二十二韵》)。在诗中他把个人之愁升华为一种深沉博大、对受苦受难百姓和国家民族存亡有深远意义的感情。他用现实主义的创作方法反映了“安史之乱”及乱后十数年的现实生活。王嗣　评“二吏”(《潼关吏》除外)、“三别”时说:“此五首非亲见不能作。他人亲见亦不能作。公以事至东都,目击成诗,若有神使,遂下千秋之泪。”(《杜臆》)作为一个封建士大夫,在杜甫的思维中更多的是对国事的关心。“前者谓少陵当流离颠沛之际,一饭未尝忘君”[6]。杜甫的这种性格是在儒家思想影响和下层生活的磨难双重作用下形成的,他既有民本思想又有着忠君报国之志,既关心民众饱暖又担心国家的安危。如果说李白是笑眼看生活,他则是皱着眉头观察记录生活,因此它的作品就充斥着沉郁忧伤,悲愤愁苦的感情色彩,这种愁也是杜甫“沉郁顿挫”风格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沉郁顿挫”表现在感情基调方面就包含着一种深沉的愁思,一种在战乱中萌发的、把自己的不幸和国家的灾难联系在一起的深沉感情。周紫芝在《太仓秭米集》中说“少陵有句皆忧国”。杜甫诗集中忧国伤时之愁的确屡见不鲜:“自非矿世怀,登兹翻百忧……秦山忽破碎,泾渭不可求。俯视但一气,焉能辨皇州?回首叫虞舜,苍梧人正愁”(《同诸公登慈恩寺塔》)”“我能剖心血,饮啄慰孤愁”(《凤凰》);“战哭多新鬼,愁吟独老翁……数州消息断,愁生正书空”(《对雪》)等等。由此观之,杜甫的“愁”包含着强烈

的爱国爱民及忠君思想,负荷了太多的时代苦难,立足点高,所见者大,能忧者深,可谓“圣愁”。如果和中唐诗人孟郊的诗愁比较一下,就更能说明这一点。

孟郊虽然也是现实主义诗人,但他的性格与杜甫有较大差异,更区别于李白。他“孤僻寡合”(《旧唐书》,或可说是“性介少谐和”(《新唐书》。别林斯基在《论文学》中说:“伟大的诗人读着他自己,读着他的‘我’的时候,也就是读着大家,读着全人类。”这用于李杜恰如其分,而中唐诗人孟郊则强调个人情感的得失,多只关心与他个人有关的事物和个人困厄的生活。其诗歌仅限于叙述个人的穷苦遭遇和一些悲欢离合的事件,而没有把它们融合在更广阔的历史背景上,没有像杜甫的诗歌那样含有更深的社会意义。诗歌的主题也以表现一些他个人认为重要和有兴趣的事物为多,而不是更广泛地反映有关广大人民切身利益的问题。因此苏轼批评孟郊:“诗从肺腑出,出则愁肺腑。”元好问更是一语中的:“东野穷愁死不休,高天厚地一诗囚。”从中不难得出样的结论:唐诗人孟郊的“愁”既不是李白的“仙愁”,也不是杜甫的“圣愁”,而是一种“囚愁”。

三、

“愁”之表现

“文学的真实是艺术的真实,文学作品往往通过变形、虚构和象征等手段,真实地反映生活。抒情性作品重在主观情感的表现。所以,诗的真实,主要不是指客观的真实,而是主观感受的真实。情感逻辑的真实”。“抒情诗中的真与幻是辩证统一的,违背客观事实的幻,恰恰表现了感觉经验的真”[7]。罗宗强在《李杜略论》中写到:“李白在许多诗里写幻境,不是现实生活的升华,而是理想的外化,理想通过幻境表现出来。幻境是理想的形象表现”。如果仔细翻阅李白的咏愁诗,这理论同样适合他笔下的“愁”。他在《远别离》一诗中写到:“日惨惨兮云冥冥,猩猩啼烟兮鬼啸雨”,在这里,诗人为揭露政局的黑暗,而把人间的政治风云幻化为自然界的风云,用自然界的愁惨现象表现当时社会的黑暗。在李白诗中,也常常以幻境的形式反映安史之乱给他带来的愁苦:“素手把芙蓉,虚步蹑太清……俯视洛阳川,茫茫走胡兵。流血涂野草,豺狼尽冠缨。”(《西上莲花山》《古风》十七)。此外,李白为了表现对将来出现篡权叛乱的一种忧愁,在诗中也幻化了一个传说:“或云尧幽囚,舜野死,九疑联绵皆相似,重瞳孔坟竟何是?帝子泣兮绿云间,随风波兮云不还。恸哭兮远望,见苍梧之深山。花梧山崩湘水绝,竹上立泪乃可灭”。这个传说在诗人笔下展现了一个哀愁万里的幻境:舜沿着湘江的波涛一去不复返,他的两个妃子寻找他,思念他,远望苍梧山,相思的泪落在绿竹上,竟使竹子上呈现泪迹斑斑。诗人就是这样把自己对政治的无限忧愁幻化为一种催人泪下的“愁”境。

“一切景语皆情语。”(王国维《人间词话》),以景衬情,这是自古至今文人墨客常用的写作手法,但大多都是以哀景衬愁情,以悲凄景物入诗,而杜甫在许多诗中,则逆流而上,用美景衬愁情,愁越深而景越丽,并且这里的景物都是实景而有别于李白笔下的幻境。清人王夫之把这种表现手法总结为“反衬”。他说:“以乐景写哀,以哀景写乐,一倍增其哀乐”[8],这样的例子在杜诗中俯拾即是,举不胜举。例如:“清夜沉沉动春韵,灯前细雨檐花落。但觉高歌有鬼神,焉知饿死填沟壑?”(《醉时歌》)写的是美丽的春夜,痛饮高歌,本是一种享受,但诗的最后还是弥漫着浓浓的悲愁和抑郁,本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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