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美贸易摩擦及对日本政治影响

日美贸易摩擦及对日本政治的影响

贸易不仅是各国之间最古老、最重要的经济联系,而且它同战争一样是影响着国内政治发展的重要因素。其中日美之间的贸易摩擦对日本的政治改革的影响尤为深远,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日美双边关系的重要组成部分。日美两国自20世纪60年代以来,贸易摩擦不断升级,1965年在日美贸易中美国从顺差转向逆差,成为战后日美贸易的转折点。随后,日本对美国的贸易逆差急剧增大,贸易摩擦频频发生,形成了第一次高峰。到了80年代,国际资本流动迅猛增长,大大加速了资本自由化进程。在这次资本自由化浪潮中,日本的经济实力继续增强,贸易顺差继续逐年增加。同时,由于美国施行扩张的财政政策和紧缩的货币政策,导致贸易逆差居高不下,巨大的反差使日美的贸易摩擦达到顶峰。也使彼此的贸易摩擦由微观经济摩擦上升到宏观经济摩擦。90年代随着经济全球化和信息化的发展,出现了以半导体为代表的高新技术摩擦和以流通,通信为代表的制度摩擦。在战后长达50年的时间里,日美的贸易摩擦是随着双方的经济实力的变化而不断变化的。

经过两次世界大战,西方几个老牌资本主义国家不同程度的遭到了削弱,只有美国经济领先全球,科技和资本实力居世界首位,取代了英国在世界中的位置坐上了世界“老大”的这把交椅,承担者维护世界和平的责任,世界进入了“美国治下的和平”时代。凭着丰厚的资本,发达的科技力量积极的推动自由贸易,出口资本密集型产品如汽车金融服务和电子产品,同时在世界范围内组织谈判消减

关税和打破为关税壁垒,开放自己的国内市场积极地进口各国廉价的劳动密集型产品。日本战后在美国的扶持下借此机会大力发展本国经济,从战后的废墟中逐渐复苏建立了劳动密集型工业,对美贸易迅速发展,成为了日本的第一贸易伙伴。随着经济的不断发展,实力的不断增强,到了20世纪70年代发展重点逐渐向资本和技术密集型产业转变如重化工工业、半导体产业和汽车产业,并在这些产品技术上不断改进以超越美国,和美国国内的产品展开激烈的竞争。美国开始对日本的竞争感到焦虑不安。日本之所以取得如此骄人的竞争优势一方面离不开政府对本国经济的合理管治和生产者本位的经济发展模式。另一方面得益于日本对本国市场的保护,日本打美国自由贸易的便车把本国的商品大量出口到美国的同时却封闭着本国的市场,积累了大量的贸易顺差。美国对日本的贸易赤字却飞速增长,数额之大是世界贸易史上所罕见的。在这一背景下,美国不得不大量增发国债以弥补收支黑洞,日本就利用手中的握有的大量外汇购买美国的国债。结果是日本对外净资产额迅猛增加,而美国对外净资产额急剧下降。无怪乎美国人惊呼美国霸权地位的维持要靠日本的借贷,比尔·艾默特分析道:“由于贸易和财政的双赤字,美国成为世界头号债务国,而日本却因为拥有巨大的贸易顺差,不仅成为美国的债权国,而且成为世界最大的纯债权国。这种状况如果长期持续下去,和平与协调终将难以维持”。

战后很长一段时间,日本政府为避免国外竞争,在战后建立了政府管制型的贸易体制,扶持本国产业。美国普遍把日美贸易的不平

衡和美国竞争优势的丧失归咎于日本的这种战略性贸易政策。还有面对在全球化条件下日本经济的迅速崛起对美国这个唯一的超级

大国带来的冲击已引起美国的不安,贸易摩擦只不过是美国政府企图阻止日本进一步崛起的“遏制”战略的措施之一。因此美国政府采取了一些有力措施来应对这种状况。首先要求日本开放金融市场。日本政府被迫与美国财政部成立了“美元日元委员会”并且强迫日本政府接受了建立海外日元自由交易市场;允许外国资金自由进入日本市场及实现金融与资本市场的自由化以消除外资对日投

资障碍等一系列建议。1985年9月美国、日本、联邦德国、法国、英国五国财长和央行行长发表了著名的《广场协议》。该协议指出:为了避免引发新的贸易保护主义,纠正贸易不平衡,各国应协调经

济政策,其他国家货币应对美元升值。美国应该缩小财政赤字,日本与德国应着力扩大内需。再次,美国通过了《全面贸易竞争力法》,该法案的主要目的主要消除对象国的贸易壁垒,减少美国的贸易赤字。议会的许多议员还强烈的要求对日本执行“超级301”条款,参议院礼戈鲁议员宣称“如果超级301条款不适用于日本,新通商法不如扔到垃圾箱”。而且美国通商部在“超级301”条款框架之外还制定了部长级日美结构协议sii(strategic impediments initiative),为了消除双方的结构性障碍,从1989年开始,日美双方共达成三大协议:1989年的《日美结构问题协议》、1993年的《日美综合经济协议》、1997年的《日美规制缓和协议》。这些协议涉及到了两国经济的方方面面如两国储蓄投资模式问题;提高美国竞争

力及扩大日本市场准入,同时加强两国在全球经济问题上的国际经济合作;还有两国在住宅、电讯业、医疗器械和药品,金融服务,结构问题、竞争政策、透明度,建立规制缓和委员会6个方面进行规制缓和竞争政策协调问题。

面对美国要求日本进行改革的强大的压力,日本国内的有些政治家认识到国内政治和改革的必要及日美关系的重要性。时任自民党干事长的小泽一郎指出“日本与欧洲的关系以美国为桥梁,如果日美之间出现裂痕日本与欧洲的关系也难以维系。本将在国际上孤立,这对日本和世界都是不幸的,日本应该在能让步的地方让步”, 但是日本的政治体制制约了政府的决策能力,所以当务之急就是改革政治体制,结束小党分立的局面。此次改革被称为继明治维新和战后改革的“第三次开国”。其主要内容是众议院选举制度由中选区制改为小选区比例代表制。此后又在此基础上进行了行政体制的改革。由此导致了日本政界的大改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