司马迁对人格美的认识

司马迁对人格美的认识

司马迁在封建制走向巩固、儒家定于一尊，封建制度的黑暗进一步暴露和儒家思想的局限保守特性进一步显示之时，突出地强调个人的独立。但这种独立却不曾走向与自然的合一与整个现实、整体的对立，而是在与黑暗、不平、伪善和丑恶之类的斗争中，“浮游尘埃之外”，达到与社会前进步伐的谐调，同广大民众情息的相通。

具有敢于向黑暗势力、非正义行为进行顽强勇猛斗争的大无畏的精神。这种精神与维持现状，委曲求全，谨小慎微、拘小节而不顾大体的状态相对立，为道家之所无，儒家传统思想之不及，乃地主阶级革命性的集中体现，民间非中和思想深刻影响的结果。

执着于个人功名与生命不朽的统一追求，司马迁把个人扬名不朽做为人格美的一个特征标示出来，但这个人扬名却非只是个人的，而是融小私于大公之中，与树立远大宏伟的志向相联系，同为社会的献身实践相结合，从而达到生命的永垂不朽而与日月同光。

这种认识表面看来，似为战国时那种重整体之风的倒退，实际上却是一种前进，一种大踏步的前进。因为个人与整体二者相反相成，交相促进，没有个人性情的独立抒发，也不可能出现真正高度谐和的整体，现实如此，反映为观念亦是如此。汉代这种个人扬名不朽与整体利益发展相结合的认识出现，不仅对以礼乐束缚扼杀个人自由的整体观念是个突破，使整体因个人生命的活跃而显得生机勃勃，而且丢掉了那种以圣者自视傲居整体之上的极端倾向，使个人与群众处于一种新的谐和状态。这些，就使它在从先秦之着眼于整体到魏晋的重个性解脱的过程中，成为不可缺少的过渡环节。使它为后世封建士大夫的人格美的认识确立了一种基调，有不少仁人志士就是依照这个基调为民族也为个人谱写出壮怀激烈的乐章的。

它的格调是悲壮的。它一反儒家的平和喜乐、亦无道家悲忿中的消极色彩。它壮怀激烈，慷慨昂扬而具有信心，是以人民中“怨以怒”的情思对庄骚怨忿之情加工改造的结果，在整个封建时期中，只有明末清初的怨懑之情调可与其相比美。第五，它的形体晶莹明透，清彻见底，不苞含，不做作，自然而然，志洁而行廉。

它突破了以往人格审美只限个别圣贤、少数英雄、士大夫和战胜者的狭小范围；不论材之大小，不问出身贵贱，不计功业成败，不以儒者是非为标准，而唯其义之所取。可见，这是与传统重内重合不同的人格美认识；它独立、外向、宏大、明朗、悲壮、开拓、激扬、果敢，才能横溢而不拘旧习；它向外游离，却不与自然相合，而与道异；它不安现状，不妥协求和，突出个人与现实黑暗的对立，而与儒异；它不专在内心修养中实现充实之美，亦不仅凭文饰变内，而是在行动实践的外游中，在征服外在的社会现实中展现自己和发展自己的内心世界。由于它在实践认识中推开了儒家那块阻磨情气泼荡的中和之石，从而呈现为一种激烈运动之美，以致在急剧的跳跃中时而带有粗放。由于它在追逐功利的政治激浪中不同程度的冲破了儒家道德是非的藩篱，因而，时常在言行中显现出儒家传统所缺的大孝大勇大义的宏伟气魄。

司马迁的这种人格美的认识，是一个时代的英雄人物的概括，展示了新旧制度交替中地主阶级所特有的一种积极向上的习性。这种习性既非该阶级一切阶层所平均占有，亦非春秋末两汉中的始走向尖锐，弱点开始暴露之时。一方面，政治向上的余势将人们的激扬进取之心依

旧挟带向前；另方面，潜伏的危机，黑暗的外现，则使人们触及社会实质。致使这时人格之所重，既不同于政治经济向上发展未至顶峰之时，亦不同于政治经济危机严重之日；既不是充满乐观向上，也不是走向淡漠消极，而是化激情于悲忿壮烈之中，面对黑暗，勇于揭露批判，为正义、为民族而不顾个人安危，个人扬名从属于民族与正义，化之于整体之中，汉之盛、唐之盛时如此，清之盛世何尝不有此景？随着非中和人格美认识的明确形成，中国封建时期人格美认识的三大流派就基本上形成了，而由于后来儒道释、中和非中和的相互渗透相互吸收，尽管儒道非中和的人格美的认识继续有所表现和发展，但相当多的士大夫则把它们结合一起，并根据时代和自身特点有所发挥。怨忿情感的突出强调汉代经过封建士大夫的加工发展起来的非中和思想，其主要内容主要有二，一如前述，表现于对人格美的认识，同时也表现于美感、审美艺术中的情感特征上，是一个事物的两个方面。关于后一方面，主要反映于《史记屈原传》中。突出地体现在对情感创作情感中“怨”的突出强调和对它的内容的理解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