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十世纪的中国历史地理学

二十世纪的中国历史地理学华林甫（中国人民大学历史系教授）一、总体进程传统的舆地学孕育了历史地理学。

舆地学主要研究历代疆域、政区、地名、水道的因袭与变异，长期以来是历史学的附庸，是治史的四把钥匙之一，它的成果往往仅被视为为历史研究提供一个空间舞台而已。

二十世纪初，随着西方地理学思想和方法的传入，逐渐冲破了舆地学的藩篱，学者们自觉不自觉地运用新的方法和视角来研究历史时期发生的一切地理现象，并探索这些现象发生、发展和变化的规律。

这样，现代科学意义上的历史地理学就应运而生了。

1934年由顾颉刚、谭其骧创办的禹贡学会就是有志于开创现代历史地理研究的学术团体，自费筹办的《禹贡》半月刊既取得了一批学术成果，更培养了一批历史地理学人才，但不久因日寇侵华而停办。

历史地理学得到充分发展并日益受到学术界的重视，则是解放后的事。

当然，发展的道路并不是平坦的。

在"文革"以前，历史自然地理因其阶级属性不强而有所发展，并在国家建设中发挥了重要作用；与国家经济建设密切相关的经济地理（含历史经济地理）因受苏联影响而呈一枝独秀式地畸形发展，某些分支只能依附于经济地理而苟延残喘；但人文地理长期被视作伪科学，作为历史地理学重要内容的历史人文地理自然也遭了殃。

所以，真正运用马列主义理论和方法，在基础理论研究、新领域开拓、相关学科的交流与融合以及结合四化建设的专题研究等方面的一系列成就，主要还是改革开放以后即二十世纪最后二十几年里所取得的。

关于学科的性质，五十年代以来即展开了学术讨论，并在主要方面达成了共识。

侯仁之最早阐明了历史地理学是现代地理学一个组成部分的基本观点。

他系统地阐述了历史地理学的研究对象、任务、方法和意义，说明历史地理学是现代地理学的向后延伸部分，其主要研究对象是人类历史时期地理景观的变化，主要工作不仅要复原过去的地理景观，而且还要探求其发展演变的规律。

谭其骧、史念海对此均表示赞同。

谭其骧认为它的研究对象与现代地理学完全一致，仅仅是时间上的不同而已；但同时又多次强调运用历史学方法和历史文献资料的重要性，指出中国的历史地理学不仅能为历史研究提供更多的利用成果，同时又能从历史文献中汲取丰富的、无法替代的泉源。

史念海也认为"以前历史地理学还属于历史学的范畴，自然要运用治史的方法进行探索"，"既然（历史地理学）是地理学的组成部分，就该兼用地理学的方法从事研究" 。

此外，黄盛璋提出历史地理学是介于历史与地理两门学科之间的边缘学科、盛叙功认为它属于社会科学范畴、尹国蔚提出它是一门独立的综合性学科等观点，均成一家之言，呈现出百家争鸣的良好局面。

对各分支领域的理论探索，八九十年代也有长足的进展。

黄盛璋对绿洲学、马正林对历史城市地理学、周振鹤对历史政治地理学、韩光辉等对历史地图编制理论、李并成对历史民族地理学、王振忠对历史社会地理、龚胜生对历史医学地理学、王社教对历史农业地理学、雍际春对历史文化地理学、赵海军对历史科技地理等方面的思考与探索，为各分支的进一步发展提供了理论依据。

在学科基本建设上，主要有三个方面的成就。

一是历史地图集的编绘，顾颉刚、章巽合编的《中国历史地图集》（古代部分）出版于1956年，开我国综合性历史地图集之先河。

作为毛泽东主席1954年交办的任务，由中国社会科学院主办、谭其骧主编、历时三十余年而于1988年才出齐的八大册《中国历史地图集》，是一切历史地理专题进行深入研究的基础与出发点，奠定了本学科牢固的基石。

在它的影响下，《中国历史地震地图集》、《中国史稿地图集》、《中国近代史稿地图集》以及近五百年旱涝分布、太平天国、辛亥革命、抗日战争等一批断代、专题历史地图集相继问世；区域性历史地图集的编制也形成风气，已出版的有北京、广东、西安、上海四种。

规模更大、门类更全、内容更精彩的《国家历史大地图集》正在出版之中，预计这将大大推动本学科的全面发展。

二是历史地名工具书的编撰。

三十年代臧励龢等编《中国古今地名大辞典》已远远适应不了需要。

复旦大学历史地理研究所编撰的《辞海》历史地理分册、《中国历史地名辞典》分别于1982年、1988年出版，并一再重印。

谭其骧主编《中国历史大辞典》历史地理卷（1996年出版），是目前最权威的历史地名工具书。

分省的历史地名工具书则有广东、浙江、湖南三种。

即将出版的史为乐主编《新编中国历史地名大辞典》将在这方面取得巨大进步。

三是通论性、总结性与区域综合性著作的不断涌现。

通论性著作目前至少已出版十一种，主编或第一编著者分别是：史念海、邹逸麟、马正林、王育民、施和金、陈昌远、张步天、韩滨娜、李恩军、张全明、陈代光。

1982年出版的谭其骧主编《中国自然地理·历史自然地理》和2001年初出版的邹逸麟主编《中国人文地理·历史人文地理》，由多个专业单位协作攻关，集众人之长，是学术界成果的总结之作，比上述通论性著作更具权威性。

至于区域性综合性研究的，则至少有关于黄淮海、河西走廊、荆楚、东北、苏北的五部专著问世。

随着这门学科的日益兴旺和成熟，产生了一批颇具影响的学术大家，顾颉刚被认为是历史地理学的开山祖，谭其骧、侯仁之、史念海则为历史地理学三大家，他们培养了一代又一代学术继承人，从而围绕他们逐渐形成了上海、北京、西安等研究历史地理的中心。

二、历史自然地理研究的进展作为历史地理学一个分支，它是从五十年代开始发展起来的，谭其骧主编《中国自然地理·历史自然地理》是这一分支领域的前期综合成果，侯仁之主编《环境变迁研究》在学术界也颇有影响，同时又在历史气候、河湖、海岸、土壤、植被、沙漠、动物等方面均有进展和新成果问世。

徐近之自1955年起整理和研究了20多个省份的历史气候资料，文焕然1959年出版了研究秦汉黄河中下游气候的专著，竺可桢1972年发表的《中国近五千年来气候变迁的初步研究》是一篇杰出的经典论文，张家诚、龚高法、张丕远、刘昭民、满志敏等学者对历史气候的研究均取得了重要成就。

关于历史上水体变迁的研究，成果丰硕，仅有关黄河历史的研究专著和论文集便有十余种。

关于长江、珠江、海河、淮河变迁历史均有专著问世，谭其骧、张修桂、施雅风、陈吉余关于洞庭湖、鄱阳湖、青海湖、东部海岸历史变迁的研究成果均堪称范式，谭其骧对海河水系、史念海对运河、邹逸麟对黄河、曾昭璇对珠江三角洲水系、林汀水对辽河水系、王守春对塔里木河、李并成对敦煌绿洲水系、傅林祥对黄浦江等河流演变历史的研究结论也均成一家之言，有关历史上罗布泊、太湖、杭州西湖、巢湖、鉴湖、广德湖、白洋淀、文安洼、梁山泊、居延泽、华北平原湖沼与古河道、长江三峡工程背景与长江水旱灾害、上海与天津成陆过程等专题的研究也取得了一批重要成果。

因五六十年代国家某些政策失当，造成一些地区植被破坏、水土流失加剧甚至沙漠化，谭其骧对黄河下游河道变迁与中游农牧业更替关系、侯仁之对西北毛乌素沙地与乌兰布和沙漠变迁、史念海对黄土高原植被、陈桥驿对绍兴天然植被的考察与研究，都是有针对性的，在学术上起着开创作用，不少学者如朱震达、于希贤、朱士光、赵永复、陈育宁、景爱、王尚义、邓辉等继踵其后，在研究广度、深度上均有所进展，从而取得了一系列重要成果。

以文焕然、何业恒为主的一批学者在历史时期野生动物地理的研究方面发表了一连串的论文和专著，论述了几十种国家一级、二级保护动物在地理分布上的变迁，得出了其变迁总趋势是分布区域由小变大、分布范围北界日趋南缩、有的种属甚至濒于灭绝的结论。

总之，环境变迁研究是历史自然地理学的热门课题，今后将长盛不衰，象蓝勇关于明清皇木采办对西南地区环境的负面影响、龚胜生关于两千年来瘴病分布变迁这样的研究，基础扎实而立意新颖，昭示了这一领域良好的发展势头。

三、历史人文地理研究的进展由于众所周知的原因，1949--1979年期间人文地理研究在中国实际上已被列为禁区，因而历史人文地理也难逃厄运。

随着改革开放的春风吹遍神州大地，中国的历史人文地理研究迎来了科学的春天。

谭其骧指出：中国历史人文地理需要并可能研究的方面与门类颇为广泛，比外国要丰富得多，其中相当大一部分是中国所特有的，因此他预言："历史人文地理将是历史地理研究中最有希望、最为繁荣的分支之一，在中国实现现代化进程中，历史人文地理研究必将作出自己的贡献，这是其他学科所无法替代的" 。

最近二十年来，历史人文地理取得了令人欣喜的成就。

因领域众多，宜分八个方面加以总结。

1.历代政区研究这是传统的舆地学的核心内容之一。

1980年出版的王仲荦《北周地理志》反映了这一方向。

七十年代及其以前的成果主要集中在《中国历史地图集》和《辞海》历史地理分册中。

1987年出版的周振鹤《西汉政区地理》，解决了清代以来许多学者没有解决的问题，是历史政区研究的一大突破，用"超迈乾嘉"来形容并非过誉。

以后，相继有研究东汉、明代政区的专著（作者李晓杰、靳润成）问世。

牛平汉等编著了明、清两代政区沿革综表，而以《中国历代行政区划》为名的书至少有两部，分省历史政区沿革的著作则有湖北、安徽、山西、广西、宁夏、内蒙古、北京等多部。

这一活跃领域里，发表的论文涉及郡县制、侨州郡县制、路州县制、府制、行省制的许多方面和行政区划划分原则、州县等第变迁、政区改革等内容，其中有些是热点问题，有些具有突破性进展。

前者如关于秦郡的考证，乾嘉以来无虑数十家。

《汉书·地理志》原有秦三十六郡，但清人已发现内有后置者，王国维《秦郡考》指出南海、桂林、象郡、九原四个后置之郡不在三十六郡之内，遂据《史记》纪传益以陶、河间、闽中、黔中四郡；谭其骧《秦郡新考》则认为应补入陈、广阳、闽中、黔中四郡，并指出秦郡不必拘泥于某一数目，因为秦统一后对郡的建制有所增补。

关于秦代有无九原郡、是否置有鄣郡，学术界也有争论。

后者见于周振鹤《自选集》尤多，其《县制起源三阶段说》将春秋战国县制起源划分为县鄙之县、县邑之县、郡县之县三个阶段，"由县鄙得县之名，由县邑得县之形，由县的长官不世袭而得县之实，这或者可以看成是县制成立的三部曲"。

又如，胡阿祥对东晋南朝侨州郡县、六朝政区增置滥置、南朝内地的少数民族政区等问题都做了穷尽式的研究，从而使以前的同类成果相形见绌。

2.历代疆域研究解放前,关于中国疆域的概念非常模糊,往往将中国与中原王朝等量齐观,因而关于疆域的定义并不十分确切。

参加《中国历史地图集》的编绘者首先遇到了疆域问题上的一连串难题。

主编谭其骧深入细致地剖析了各个时期的不同情况，经过反复琢磨，直到晚年才发表了他的论文《历史上的中国和中国历代疆域》。

他认为，历史上的中国是多民族共同缔造的国家，因而中国与中原王朝是两个不同概念：凡是中华民族大家庭中任何一员在历史上建立的政权，都是中国历史上的政权；她所管辖和活动的范围，都是历史上中国的疆土；中原王朝只是其中的一部分；历史上除了清朝以外，没有一个政权曾经包括过所有中国的领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