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熹理学与道家道教的关系

朱熹理学与道家、道教的关系

朱熹是宋代理学集大成者。他远绍孔孟以来儒家思想，继承和改造了“北宋五子”——周敦颐、程颢、程颐以及周载、邵雍的学说，建立起了庞大的理学思想体系。这一思想体系博大精深，在中国思想史上罕有其伦。它规模庞大，论证精密，条理清晰，代表了当时民族思维的最高水平。从宋末开始，朱熹思想影响整个封建社会后期长达数百年之久，直至辛亥革命。13世纪，朱熹学说先后传入朝鲜和日本，一度成为两国的统治思想。稍后，朱熹思想在东南亚地区也产生了深刻影响。近代，朱熹学说传入欧美。这样，作为东方文化的重要内容，朱熹学说已经发展成了世界性的学说。

这一学说的形成与道家道教具有密不可分的关系。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首先，朱熹出身在一个衰败了的封建官僚家庭，他的家世是“婺源著姓，以儒名家”(1）。父亲朱松深受二程理学的熏陶。朱熹从小在父亲的教育下学习儒家经典，也涉猎一些其他书籍。他后来回忆说：“熹旧时亦要无所不学，禅道、文章、《楚辞》、《诗》、兵法，事事要学（2）”。14岁时，遵从父亲遗嘱，拜当地名儒胡宪、刘勉之为师，其中“事籍溪先生为最久”（3）。籍溪即胡宪，古书记载他既“会悟程氏之说”（4），“又好佛老”(5).朱熹受到他们的悉心教诲，“虽释、老之学，亦必究其归趣，订其是非”(6)。朱熹的泛览群书，出入佛、老几十年，对他以后的学术思想产生了深远影响。所以他后来虽以集成儒家“道统”自居，专以儒学为本，但仍重视道家道教。朱熹作《周

易本义》一书，就继承了陈抟、少用的象数学。陈抟是北宋道士，邵雍与道教亦有渊源(7)。朱熹曾以“空同道士邹祈”署名著《阴符经考异》和《周易参同契考异》。《阴符经》和《参同契》是道教经典。对此书进行考证研究，“非深于道者不能做”。他用道士署名，是因“究心丹诀，非儒者之本务，故托诸瘦词”(8)。

其次，朱熹与道教徒有过密切的交往。朱熹居福建崇安四十余年，道教名山——武夷山近在咫尺，山中道人便成为朱熹最早的密友。从十四岁起，朱熹便与他们频繁往来。除与本地道教徒交往外，朱熹还广泛结交外地道人。他们之中很多不远千里，前往福建拜访朱熹。朱熹为其作赠序者即有徐瑞叔、李尧举、南浦徐师表、清江周道士等人。

在与道教徒密切交往的基础上，朱熹本人也直接参与道教活动。他曾经在家中专门另筑一室，作为供奉天尊和修炼的场所，每天焚香礼拜。在同安做官时，因慕庄子之书“辞指经奇，有可观者”，便取其中语名寓居之所为“畏垒庵”，并为文记之。他曾多次创作步虚词，表达对道教的仰慕之情。对导引之术，他也有所研究，曾与和刘韫诗中论之。而游览道教名胜，与道教徒论道，更为朱熹所喜爱。武夷山、庐山都是他常去的地方。在这些地方都留下了他的题诗、序跋。朱熹还在道气修炼上下过功夫。近代学者缪天绶在《宋元学案选注》中记载：朱熹曾作《调息箴》。明代学者黄佐指出：“朱子之《调息箴》，乃老聃之玄牝也”。（9）历史上有些道教徒、方士正是把“玄牝”理解为老生之术。就是说，朱熹的《调息箴》一书讲的是道教胎生养神的养生之道。

再次，朱熹理学与道家道教的关系还表现在：朱熹理学对道家道教思想的援用。虽然朱熹坚守儒学立场，在公开场合较少谈及老道，并且在讲到道家的时候都是使用批判的口吻。他口口声声反对老子的空虚之“道”，认为老庄以“无”为宗，就是超脱人伦物理，逃避现实，就是违反封建纲常伦理。但是在指斥的同时，也时有褒词，屡有肯定。如他说：“今观老子书，自有许多说话，人如何不爱！”（10）“老氏见得煞高，佛氏安敢望他”“禅学最害道，老庄于义理灭绝之未尽，佛则人伦已坏！”（11）这些言论表达了朱熹对于道教和道家若干思想的认同，正是在这种认同的基础上，朱熹进行了一番以道补儒的工作，从而促进了他理学体系的形成。可以说倘若没有对道家和道教思想的援用，也就没有朱熹对宋代理学的完成。

朱熹理学对道教思想的援用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理本论与道本论

朱熹作为宋代理学之极大成者，他的思想体系的标志性范畴是“理”。而道家作为先秦时期的一个重要学派，他的标志性范畴是“道”。朱熹认为道和理并非不可跨越，他们可以互相为用，互相过渡。他说：“道即理之谓”（12）。“‘道’字即《易》之‘太极’”（13），“若论道之长存......此个自是亘古亘今，常在不灭之物”（14）。他认为作为宇宙的绝对或终极存在，“理”、“太极”与“道”是一回事。

哲学作为时代思想的精华，它可以超越时空的限制而成为人们共同享用的资源。朱熹把“道”与“理”、“太极”视为同等序列的哲学范畴，这就接受了道家的影响。因为“道”在中国哲学中虽是百家所

共之的概念，但真正把它提升到形而上学本体论的高度的，则是先秦道家。学界通常说中国哲学在魏晋以前偏重于宇宙生成论，其后属于宇宙本体论。其实不然，像老庄的“道”，其中就颇具本体论之特征。正是由于“理”、“太极”、“道”都具有宇宙本体的意义，所以朱熹把他们沟通在一起了。

从构建理学本体论的需要出发，朱熹对“道”的属性作了规定。首先，他认为“道”无所不包，它代表了宇宙的全体。他说：“盖道无不包”（15）；“道之全体，固无不该”（16）；“夫道体之全，浑然一致，而精粗本末内外宾主之分，桀然于其中，有不可以毫厘差者”（17）。其次，朱熹又强调道与物不同。“形而上者谓之道，形而下者谓之器。道本无体......那无声无臭便是道。”(18)第三，朱熹还提出道包体用说。他说：“道之体用，其大天下莫能载，其小天下莫能破。”（19）又说：“体用元不相离，如人行坐，坐则全身坐，便是体；行则此体全行，便是用。”（20）就是说，道与器虽有行上与行下之分，但从体用相互联结、统一来说，至微之道是体，万有物象是用，整个世界不过是作为本根或原则的“理”的发用显现而已。所以，朱熹的结论是“体用一源也，显微无间也”（21），并以此消融他说的理先体后用的矛盾。

倘若觅寻上述内容的踪迹，朱熹对道的规定至少是援用了道家的若干思维成果。就拿他把道规定为宇宙的全体来说，像老庄把道视为有与无的统一，以及说道是“混而为一”的整体性的存在等，就昭示出道是无所不包的宇宙大全。再拿他认为道与万物不同来说，这几乎是从老庄到秦汉道家所极力高标的内容，像老子以“视之不见”、“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