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节 马克思主义法学的产生与发展

第一节马克思主义法学的产生与发展纵观西方各个历史时期占主导地位的学术流派，不论是神学的、哲学的或者政治学的，还是从这些领域中分离出来作为一门独立的学科（法学）的各个法学流派，尽管都或多或少地包括了对法律现象的真理性认识，有的甚至达到了相当完善的程度。

但是，由于受唯心主义世界观、形而上学方法论和剥削阶级利益观的局限，它们都没有能够揭示出，甚至有意识地掩盖、歪曲和贬低法的本质及其发展规律，因而从总体上来说是不科学的。

马克思主义法学是马克思主义理论体系的有机组成部分。

马克思主义法学诞生以来，尽管它遇到了形形色色的反马克思主义法学思潮的严峻挑战，但它仍然显示出巨大的理论逻辑力量。

实践证明，马克思主义法学的伟大真理性是任何力量都无法抹杀的。

一、马克思主义法学产生的历史背景马克思和恩格斯生活的时代，是资本主义商品经济充分发展的时代，也是资产阶级政治革命风起云涌的时代。

近代西方的社会、经济、政治、法律、文化诸方面因素和条件，为马克思主义法学的形成和发展提供了广阔而坚实的基础。

1、马克思主义法学产生的社会和经济条件。

在近代西方社会的演进过程中，中世纪后期的市民社会运动促进了商业的繁荣和市场的发展，引起了城市之间、地区之间在生产上的新的分工，工场手工业打破了地域的局限性，逐渐瓦解了封建制度，催生了新的社会交往形式。

由此，欧洲社会历史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

18世纪的工业革命创造了更为快捷的交通工具和现代化的世界市场，控制了商业，把所有的资本变为工业资本，从而确立了发达的货币制度，加快了资本的集中。

随着工场手工业以及新兴商人阶层的出现，所有制及其法权关系也发生了变化，这一革命性的变化深刻地改变了原有的社会关系和社会结构，消灭了各民族的特殊性，形成了社会各阶层之间大致相同的关系，创造了大资产阶级和作为其对立面的现代无产阶级。

2、马克思主义法学产生的政治和法律条件。

随着财产、劳动方式、商业以及同业公会等市民社会构成要素日益获得独立存在和发展的意义，市民社会开始同政治国家相分离，而近代的资产阶级革命加速了政治国家与市民社会分离的进程。

这一分离以及由此而产生的近代市民社会革命，标志着人类法律系统的历史性变革。

在公法关系领域，否定了中世纪的政治等级制，近代宪法和法律确认了公民在政治和法律上的平等权利。

在私法关系领域，确认了私有权无限制与排他性的原则。

《拿破仑法典》以准确的法律术语和详尽的法律条文，确认了资本主义社会的财产关系，表达了“私有财产的绝对权利”、“契约自由”、“无过失不负赔偿责任”等自由资本主义时期民事法律关系的基本原则和具体内容，有力地促进了近代资本主义商品经济的发展。

诚如恩格斯所指出的，它是一部“典型的资产阶级社会的法典”。

①3、马克思主义法学产生的思想渊源。

马克思主义法学是人类社会法律思想精华集大成的产物，因而有着深厚的思想基础。

近代西欧是古典自然法学一统天下的社会，“社会契约论”是那个时代的基本理论形态，秉承理性主义的近代古典自然法学理论，对马克思主义法学理论的形成具有不可忽视的影响，特别是在马克思从事法学研究的最初时期，这种影响更为明显，理想法、自由法的思想成为马克思早期法学观的主要理论特征。

近代德国古典法哲学思想是马克思主义法学产生以前西方法学理论的最高成就，是近代西欧资产阶级法哲学思想在德国的继承和发展，马克思在创立历史唯物主义法学理论的过程中，批判地继承了康德的自由观，强调人的自由和权利，抨击了封建专制法律和资产阶级法律对人的地位、尊严与价值的践踏。

同时，还对黑格尔的法学辩证法思想及其方法论原则进行了唯物主义改造，从而在世界观和方法论方面实现了法学领域的伟大变革。

二、马克思主义法学的形成马克思主义法学的产生，经历了一个曲折的发展过程，康德的法学思想是其最初的出发点。

马克思企望通过自己的研究，在康德法学世界观的指导下，分析法的一切领域，进而构架起一个无所不包的新的法哲学体系。

但在后来研究中，特别是1837年夏天同青年黑格尔派的接触，使马克思越来越认识到康德理想主义法学观的缺陷，从而在精神世界的风暴中由康德主义转向了黑格尔主义。

1841年4月，马克思获得了耶拿大学哲学博士学位。

他本想通过执教于大学讲坛来继续进行自己的理论探索，但由于普鲁士专制政府镇压自由运动，通往教学生涯的道路便在马克思面前封闭了。

时代在进一步改变着人，马克思终于为自己选择了政治战士的使命。

1842年1月至2月，马克思写下了《评普鲁士最近的书报检查令》，他站在革命民主主义的立场上，以黑格尔的国家理性观为原则评判国家和法的合理性。

1842年4月，马克思成为《莱茵报》的撰稿人，他在为《莱茵报》撰写的第一篇文章《关于新闻出版自由和公布省等级会议辩论情况的辩论》中发挥了康德的自由观，认为自由是全部精神存在的类的本质，“哪里法律成为实际的法律，即成为自由的存在，哪里法律就成为人的实际的自由存在。

”①1842年初夏到1843年初，是马克思参加《莱茵报》工作的后期，在这一时期，马克思广泛地参加了社会政治生活，开始对新理性批判主义法学观产生了怀疑，并且试图从一种实证角度来考察法律这一社会现象。

第六届莱茵省议会围绕林木盗窃法问题展开的辩论，引起了马克思的深切关注，他写下了《关于林木盗窃法的辩论》一文，在该文中，马克思的思想呈现出一幅新旧观点相互交织的画面：一方面他仍然把法律看成是正义、理性的化身，因而企求一种同自由理性相适应的理想国家和抽象的“永恒法律秩序”；另一方面，他目睹了眼前的现实，开始明白当私人利益同法的原则发生矛盾时，利益总是占了法的上风。

显然，马克思对法的认识正在沿着科学的轨迹升华。

莱茵省议会关于林木盗窃法的辩论在马克思的内心深处激起了强烈的震荡，为什么国家和法律会沦为私人利益的御用工具？为了解开这一疑团，马克思写下了《摩泽尔记者的辩护》。

他认为，只有从现存的客观关系出发，才能说明“这些关系必然会产生某个事物”，②才能对上述现象进行解释。

但是，这种决定法的客观关系究竟是什么？马克思当时尚不清楚。

1843年夏秋之际，马克思写下了《黑格尔法哲学批判》一文，第一次站在唯物主义立场上批判了黑格尔的唯心主义法学观，他指出市民社会是国家和法律的前提和基础。

但市民社会内部存在的客观关系究竟是什么？①《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176页。

这对于当时还缺乏经济学知识的马克思来说，还有待于深入研究。

1844年初，《德法年鉴》在巴黎创刊，其中刊载了马克思的两篇文章，即《论犹太人问题》和《〈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导言》。

马克思分析了资产阶级法律的历史局限性，指出了黑格尔思辨法哲学的实质，特别是第一次提出无产阶级是能够实现人民革命的根本力量，无产阶级的历史使命是彻底废除私有财产制度，从根本上变革建立在私有财产制度基础上的国家制度。

这表明马克思在从唯心主义法学观到唯物主义法学观、从革命民主主义到共产主义的转变中取得了决定性的胜利。

在马克思完成上述转变的同时，恩格斯通过亲身接触现实政治斗争生活，也实现了向历史唯物主义法学观的转变。

1844年8月底到10月初，马克思和恩格斯共同创作了《神圣家族》，强调不是公平的观念决定法，而是社会经济关系的运动决定法，并且揭露了资产阶级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原则的虚伪性。

1845年9月到1846年初，《德意志意识形态》标志着马克思主义法学理论体系的形成。

在这部手稿中，马克思、恩格斯第一次把社会的基本矛盾归之于“生产力”与“交往形式”（即生产关系）之间的矛盾，并由此出发揭示法的产生、发展和灭亡的规律性，对法的本质和特征、法律的继承性、法律关系从野蛮到文明的发展等一系列法哲学领域的重大问题进行了探讨，为后人提供了打开法律这一社会现象奥秘的金钥匙。

1846年12月到1847年6月，马克思写了《哲学的贫困》一书，他批判了蒲鲁东的唯心主义法哲学观，提出了一个历史唯物主义法学十分重要的命题：“无论是政治的立法或是市民的立法，都只是表明和记载经济关系的要求而已。

①1848年2月出版的《共产党宣言》，是科学社会主义的第一个纲领性文献。

马克思、恩格斯明确地阐述了马克思主义法学的基本原理，揭示了人类社会历史运动的客观规律以及与此密切相关的法律的运动规律，分析并揭露了资产阶级法律的本质，“你们的法（即指资产阶级法一一引者注）不过是被奉为法律的你们这个阶级的意志”,而“这种意志的内容是由你们这个阶级的物质生活条件来决定的”。

②《宣言》的问世，标志着马克思主义法学进入了一个新的历史发展阶段。

三、马克思主义法学的发展1848年欧洲革命失败以后，马克思从理论上对革命加以总结。

从1850年开始，马克思陆续写下了一些论著，《1848年至1850年的法兰西阶级斗争》、《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中央委员会告共产主义同盟书》、《揭露科伦共产党人案件》等。

在这一系列理论著作中，马克思进一步阐发了社会经济关系对于法的决定性作用，揭露了资产阶级国家政治和法律制度的虚幻性，提出了建立无产阶级的社会主义法制的历史必然性。

19世纪50、60年代，马克思倾注了大量的时间和精力，进行政治经济学领域的研究工作，创作了《资本论》及其手稿，从而把马克思主义法学推向新的高峰。

在《资本论》及其手稿中，马克思全面系统地分析了构成法的基础的社会经济关系，提出法的关系是一定经济条件的法权表述，是经济关系的意志化，离开对经济关系的考察，就无从认识法的本质。

当然，马克思也看到经济关系并不是决定法的唯一东西，一定的自然条件、①《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58年版，第121-122页。

种族关系、历史传统等因素，也会对法产生不同程度的影响。

19世纪70年代以后，马克思总结了巴黎公社的经验，论述了无产阶级专政国家的新型民主和新型法制，强调无产阶级革命不仅要摧毁旧的经济关系，改造旧的社会基础，而且还要从根本上改变全部上层建筑——政治和法律的体系。

恩格斯批判了蒲鲁东主义的“永恒公平”观，他指出：“这个公平则始终只是现存经济关系的或者反映其保守方面、或者反映其革命方面的观念化的神圣化的表现。

”①在同拉萨尔主义的论战中，马克思发表了《哥达纲领批判》，深刻地分析了从资本主义向共产主义过渡时期法权现象的性质，进一步揭示了社会经济生活条件对于法权现象的决定性作用。

从19世纪70年代中期到马克思逝世前夕，他以极大的精力研究了世界范围的古代公社历史，阅读了摩尔根等人的学术著作，并对某些著作做了摘录、评注、删节、改造和补充，以便进一步阐明前资本主义社会生产方式运动的规律性问题，这些著作被称之为马克思晚年的“人类学笔记”。

在这些笔记中，马克思分析了古代社会法权关系的本质和特征，探讨了公社所有制形态的演变，揭示了国家和法的历史起源的一般规律。

1883年3月14日，马克思在自己的住宅里与世长辞了，但这位人类科学巨匠的思想（包括法学理论）却是永存的！马克思逝世以后，恩格斯勇敢地捍卫了马克思的思想学说，并且根据新的历史条件，先后完成了《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路德维希·费尔巴哈和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等著述，从而推进了马克思主义法学的新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