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城市郊区化的动力机制及其对城市发展的影响

我国城市郊区化的动力机制及其对城市发展的影响作者：上海交通大学国际与公共事务学院夏菁蔚来源：网络添加日期：10年01月11日

一、城市郊区化的定义及特点

（一）城市化的定义

“城市化”一词来自英语urbanization，对于城市化的内涵、概念界定，由于学科不同，研究角度不同，学术界对城市化的认识至今没有形成统一的看法。但综观各学科对城市化的不同理解，概括起来可对其定义如下：城市化是由社会生产力的变革所引起的人类生产方式、生活方式和居住方式发生变迁的自然的历史过程，城市化是一个具有丰富内涵的概念，它是乡村人口向城市集中的过程、是产业结构城市化的过程，城市化发展的高级阶段是使生活方式、文明程度城市化，城市化的终极目标是实现城市现代化、乡村一体化。

（二）城市郊区化的定义

城市郊区化是一个复杂的过程，引力和斥力并存，集聚与扩散交融。城市郊区化是在城市规模扩张过程中，出现的一种人口、产业由城市中心区向郊区转移、集聚的过程。从表象上看，郊区化是一种分散化趋势，但若以“集中”为视角，其实质则是一种在分散背景下的小地域（郊区）再集聚现象。从空间结构变化角度来看，城市郊区化实质上是城市土地利用结构的一种变动，是随着城市的扩张，城市用地（如商务用地、工业用地、住宅用地等）逐渐由原来的城市中心区向郊区转移的一种过程。

（三）我国城市郊区化的特点

我国城市郊区化是随着生产力水平的提高、人民生活逐步富裕，出现改善居住条件、离心迁移的要求，而城市交通改善、政府政策导向又拉动了这一过程。但相对于发达国家的郊区化，中国城市郊区化具有自己的特色，主要表现为：

1.郊区化在西方是一个自发的过程，而在我国主要是在政府的强制推动下，有组织的、被动的过程和行为。

2.我国郊区化是在经济发展水平较低基础之上的郊区化。我国郊区化的社会经济基础远不及西方，我国的城市底子薄、基础差，市场经济不完善，城市化水平低。

3.我国城市郊区化从起步到现在只有不到二十年的时间，伴随着中国经济的迅猛发展，郊区化的发展速度是非常快的。

二、我国城市郊区化的动力机制

郊区化的动力机制是指推动郊区化生产和发展所必需的动力和机理，以及约束、维持和改善这种作用机理的各种经济关系、组织制度等构成的一个综合作用力。下面以上海为例，具体分析城市郊区化动力机制的几个方面：

（一）政府因素

一个国家要实现平衡发展只是一种理想，在现实中是不可能的，经济增长通常是从一个或数个“增长中心”即增长极逐渐向其他部门或地区传导。上海城市经济的发展就充分体现了增长极的作用。长期以来上海城市经济的发展伴随着产业和资源的高度聚集，积聚作用明显，辐射扩散作用不足，处于增长极的初级阶段。积聚作用虽然能够促使上海城市经济高速增长，但是“江浙两地的巨量资金呈阶梯状向上海流动，之后是资金只进不出，作为龙头城市，上海这种只聚集不扩散功能阻碍了区域经济一体化的进程，也影响了区域内的资源配置效率。”有鉴于此，上海市正有意识地实现城市功能的转变，增强经济扩散功能。市长韩正提出上海在新一轮发展中要破解的几个难题中，就包括上海如何融入全国、服务全国、建设四个中心等重大问题。说到底，服务全国的背后就蕴含着怎么样增强城市经济辐射功能的命题。

同时，上海市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一个五年规划纲要也提出，按照“1966”城镇体系规划目标，分步实施，整体推进，建设一批与上海国际大都市发展水平相适应的新城、新市镇，促进中心城区人口疏解，吸引农民进入城镇，逐步归并自然村，提高郊区的城镇化和集约化水平，构建和谐村镇。

“1966”四级城镇体系的具体规划是：1个中心城：上海市外环线以内的600平方公里左右区域内；9个新城：宝山、嘉定、青浦、松江、闵行、奉贤南桥、金山、临港新城、崇明城桥，规划总人口540万左右，其中松江、嘉定和临港新城3个发展势头强劲的新城，人口规模按照80至100万规划，总人口在270万左右；60个左右新市镇：从人口产业集聚发展、土地集约利用和基础设施合理配置角度，集中建设60个左右相对独立、各具特色、人口在5万人左右的新市镇，对于资源条件好、发展潜力足的新市镇，人口规模按照10到15万规划；600个左右中心村：中心村是农村基本居住单元，也是郊区“三个集中”推进的关键问题，将对分散的自然村适度归并，合理配置公共设施。规划中，“1966”的新城和新市镇，“人口蓄水池”的功能越来越强，通过发展二、三次产业，实现对人口的双向吸纳，一方面安置了农村剩余劳动力，另一方面也为城市人口向郊区疏解提供了可能。不断发展壮大的新城、新市镇，作为区、镇级行政、经济和文化中心，是郊区、农村生产、生活要素的集散地，也是郊区商业地产发展的“新天地”。“1966”计划也是疏导城市人口的战略，实现人口向郊区转移。

（二）城市土地使用制度改革

在传统计划经济体制下，我国长期实行土地无偿使用制度，没有建立有效的土地市场，忽视级差地租和竞争原则，造成土地使用的低效率和不合理，土地区位优势无法充分发挥。改革开放以后，上海市根据国有的有关政策，制定了《上海市中外合资经营企业土地使用管理办法》、《上海市土地使用权有偿转让办法》等有关的规定，确定了土地等级和不同用途的土地使用费征收标准，实现了土地使用“三无”向“三有”转换，初步形成了土地.市场运行机制。市域范围，设立了12个基准地价土地等级，其中内环线以内为1—4级，内外环线之间为5—7级，外环线以外为8—12级，基准地价相差20—50倍。上海城市土地价格出现了中心城核心区最高，并向外呈圈层式递减的规律。最繁华的城市核心区段的地价往往是近郊与远郊同类用地地价的 10倍甚至百倍以上。地价的不同导致土地功能的空间置换。中心区较高的地价使土地产出率较低的工厂与住宅退出中心区，而土地产出率较高、能支付较高地价的商业、贸易、办公业、金融保险业等向中心区集中，从而加速了中心区土地利用的重新调整，而郊区吸引了用地量较大、收益率较低的工业和与之相关的人口。

城市土地有偿使用制度的确立和实施，成为上海城市空间布局调整的重大契机。城市土地利用开始遵循经济规律并向高效益方向转化，中心城区和郊区的土地优势和潜能得到不同体现，地价规律对城市土地的空间配置作用日益显现。

（三）城市住房制度改革和旧城改造

长期以来，我国在城镇实行的是福利分房制度，20世纪80年代末，我国陆续出台了许多新的住房改革政策，打破了以往住房附属于工作单位，住房不能在市场上流通的局面。到1999年底，国家取消了福利分房制度，开始实行住房货币化制度。收入不高的市民为了获得较宽敞的住房，只好作出去郊区买房的选择。这无疑推动了居住郊区化。

改革开放20多年，特别是浦东开发开放以来，上海的城市面貌脱胎换骨，日新月异。1990年到2000年的11年，上海住宅建筑面积累计增加1.2亿平方米，人均居住面积翻了将近一番；道路长度净增4900多公里，翻了三番；道路面积净增6300万平方米，增加4.5倍；公共绿地累计增加3774公顷，增长10倍，人均绿地翻了四番。进入新世纪的上海，不但可以自豪地说，上海人已告别了危棚简屋，率先进入小康，而且，黄浦江畔夜景璀璨，徐家汇商圈面貌焕然，浦东新区令人刮目相看，金茂大厦、东方明珠电视塔分别雄踞亚洲第二高楼和中国第一高度，上海大剧院、上海博物馆、上海图书馆等一批体现当代最新规划设计、最前卫建筑理念、最先进建筑水平的标志性建筑相继拔地而起。上海这个百年老城似乎一夜之间跨进了国际化大都市的门槛，一个充满活力的上海令全世界瞩目。

在2006年1月26日闭幕的上海市十二届人大四次会议上，上海市市长韩正在上海市“十一五”规划纲要草案报告中明确指出：“坚持‘拆、改、留’并举，积极稳妥地推进旧区改造。完成中心城区400万平方米成片二级旧里以下房屋改造任务，约占中心城区成片二级旧里以下房屋现有总量的5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