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农民工市民化问题的调查报告

关于农民工市民化问题的调查报告——基于对鄂巴蜀农民工的调查摘要：农民工市民化对于统筹城乡和谐发展，解决城乡二元体制带来的弊端具有重要意义，然而在农民工市民化过程中存在很多问题，本调查报告基于对鄂巴蜀农民工的调查分析了农民工市民化问题的表现，造成这些问题的原因，并针对这些问题提出了一些建议。

关键词：农民工市民化社会认同体制性遗忘改革开放以来，从东部沿海开始，第二产业中的劳动密集型企业以及第三产业对工人和服务人员的极大需求与农村劳动力过剩，种地收入较低的现实催生了庞大的农民工群体。

“截至2009年全国外出农民工的数量已经达到14533万人。

同时，农民工内部也出现了代际更替，80年之后出生的外出农民工，通常我们也将其称为‘新生代农民工’”[1]。

农民工在为城市建设和国家经济发展做出卓越贡献的同时，却与城市居民在身份、地位和权利上存在着很大差距，这种差距埋下了农民工反社会心理的隐患，不利于社会的和谐发展，因此研究农民工市民化问题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1、农民工市民化的含义市民化问题是在国家经济持续发展和城市化加速的进程中产生的，最初出现的是“农民市民化问题”，“农民市民化是指在我国城市化建设中，借助于工业化的推动，让世世代代生活在农村的大部分农民，离开土地和农业生产活动，进入城市从事非农产业，其身份、地位、价值观念及工作方式、生活方式和交际方式向城市市民转化的经济社会过程”[2]，这种表述没有囊括农村的闲置劳动力（无地可耕的农民），以及在乡镇企业工作的农民，因而不能直接阐释“农民工市民化”的内涵。

本文对农民工市民化问题的分析是基于郑杭生老师的定义，“是指作为一种职业的农民( Farmer 或Cultivator) 和作为一种社会身份的农民(Peasant) 在向市民( citizen) 转变的进程中, 发展出相应的能力, 学习并获得市民的基本资格、适应城市并具备一个城市市民基本素质的过程。

”[3]这样，在分析的过程中不仅需要考虑由农业生产活动转变为非农生产过程中生活方式，思维方式的转变，还要充分联系农民工的户籍问题。

2、研究方法2.1调查对象本次的调查对象是：来自湖北省黄冈市与钟祥市，四川三台县和重庆潼南县共计75名农民工，其中黄冈市14名，钟祥市25名，三台县28名，潼南县8名。

前三地的农民工的情况，均为同学在自己家乡就近统计调查所得，潼南县的农民工全部是出生于80年代后期的新生代农民工。

2. 2资料收集方法本次调查共发放问卷75份，回收75份，有效问卷65份，问卷有效率为86.7%，问卷的调查数据使用Microsoft Office Excel 2007进行了汇总与分析。

为了弥补问卷调查的不足，在潼南县的同学，对5位新生代农民工进行了深入的访谈，以期对他们融入城市的过程有一个更加深入的了解。

2. 3基本情况在有效的65个样本中，男性占70.2%，女性占29.8%。

男性比例明显高于女性。

总样本中从事行业的比例如图表1所示：图表 1从事建筑业的农民工占多数，其次是服务业。

这与样本中的年龄分布情况较稳合，如图表2图表 2新生代农民工的比例较高，因而从事服务业和商业的比例也较高。

3、调查结果分析3. 1农民工市民化问题的表现3. 1. 1社会认同感低与“心理剥夺”和抵触“心理剥夺感”这一概念是由美国社会学家斯托弗于1949年提出。

后来社会学家默顿将它定义为“个体或群体对于自身相对状况所持的态度,是一种主观的心理感受，这种感受来自对自身利益得失的判断和评价，同时也是一种社会比较的结果，即人们以周围的人作为参照群体进行比较，如果比较的结果是自己处于较低的地位，那么这种相对剥夺的感觉便由此而生。

”[4]从本次调查结果的数据来看，有40%的农民工表示进城市的目的大部分没有实现，更有27.7%的农民工表示完全没有实现。

而他们进入城市工作的主要目的则是“城市收入比农村高”，占了70.8%。

可见城乡收入的差距是刺激农民入城务工的主要因素，但就这一点，大部分农民工表示没有实现初衷。

于此同时，对于“您觉得城里人歧视农民工吗？”的问题，有9.2%的农民工表示“完全是”，76.9%的农民工表示“少数人歧视”，二者加起来的比例高达86.1%。

另外还有66.1%的农民工表示“觉得城里人嫌弃他们不讲卫生、不守秩序”。

56.9%的农民工表示“有过自己是农村人的身份而受城里人看不起”的现象。

社会认同感低更加剧了这种“心理剥夺”感，产生抵触心理，如果这种感觉长期得不到缓解，很可能会发展为反社会情绪，例如“对城里人能申请限价房、廉租房、经济适用房等政策性住房，您的感受是？”，有4.6%的农民工表示“因自己不能享受此政策而仇恨城里人”。

3. 1.2自我认同感低与“边缘人”的尴尬自我认同感低的一个重要表现是缺乏对自己的身份认同。

“身份是社会成员在社会中的位置，其核心内容包括特定的权利、义务、责任、忠诚对象、认同和行事规则，还包括该权利、责任和忠诚存在的合法化理由。

如果这些理由发生了变化，社会成员的忠诚和归属就会发生变化，一些权利、责任就会被排除在行为效法之外，人们就开始尝试新的行动规则。

所有这些方面都隐含在对社会身份的认识当中，被社会成员接受、承认、效法和(对他人的行为形成)期待。

”[5]作为我国特殊的城乡二元社会结构的产物，当下进城农民的身份转换滞后于职业和地域转换。

从职业上讲，他们是工人或服务人员；从地域上讲，他们是市民，但是其法定身份仍然是农民。

一方面，他们很希望拥有城市户口，在调查中，有高达30.8%的农民工表示“没有办理任何居住证件”。

在被问及“您愿意拥有城市户口吗？”有69.2%的农民工回答“是”，但当问及“如拥有城市户口，您愿意放弃农村的土地、计划生育超生指标、农村合作医疗等待遇吗？”回答“是”的占47.7%，回答“否”的占49.2%，基本持平，可见农民工对于身份转换过程中，权利、义务、责任的转变表现出犹豫与茫然。

相类似的，在被问及“您将来愿意留城市工作还是回老家工作？”，50.8%的农民工表示“留城”，49.2%的农民工表示回老家，也基本持平，这种徘徊的心态，反映了一方面安土重迁，难以融入城市，另一方面又对城市生活充满羡慕的矛盾心理，加剧了身份认同感的缺失。

“边缘人”尴尬主要表现为在身份认同困惑的同时，已经不习惯于农村的生活方式。

在被问及“如果回老家务农，您是否还习惯农活或愿意干农活？”时，有高达41.5%的农民工表示“否”，但在城市中又难以获得社会认同，因而沦为了“边缘人”。

由于在城市缺乏社会认同感和自我认同感，农民工的社会交往人群很单一，局限于老乡和同事（80%），和社区组织的联系也很少，有27.7%的农民工表示“很少联系”，36.9%的农民工表示“没有联系”。

在问及“您是否愿意与市民交往”时，有41.5%的农民工表示“愿意，但差距太大，没信心”，13.8%的农民工表示“不愿意，怕人家看不起”，更有6.2%的农民工表示“非常不愿意，市民中存在歧视现象”。

3.2 造成以上农民工市民化问题的原因3. 2.1外在的体制性遗忘或制度性歧视“在当代中国，农民工在城市还受到种种歧视，而且关键是一种体制性歧视，也就是说，我国长期以来的城乡二元体制所形成的诸多社会经济政治制度所致。

从整体上来说，这些制度使农民工不能同市民那样享受到同等的国民待遇，在这样的制度下，农民工献出青春甚至生命的城市留给农民工自己的却只有伤害和无奈的伤悲。

所以，有人称这是一种体制性遗忘与制度性歧视。

”[6]结合此次调查结果，这种体制或制度上的缺陷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

社会保障不健全。

在城市里工作的农民工无法获得与市民同等的待遇，导致参保面窄，保障水平低。

在调查中，对于“城市市民由政府替他们办理医疗、养老、失业保险，您也渴望获得像城里人一样的各类保险吗？”，有81.5%的农民工表示“是”。

虽然国家正在逐步完善新农村合作医疗制度，但对于常年在外打工的流动人群——农民工来说，他们对该项制度缺乏了解，因而在实际中的效果不明显。

例如，对于“您打工期间的医疗费是如何解决的？”有高达87.7%的受访农民工表示“自费”，10.5%的农民工则表示“打工单位支付”，仅有1.5%的农民工选择了“当地政府补贴”。

可见虽然制度在不断完善，但制度的落实情况由于种种原因不够理想，导致实际上社会保障不健全。

教育水平低。

一方面，农民工自身在城市工作过程中缺乏良好的教育和培训。

在调查中，问及“您在城里不能的到体面工作的主要原因是”，有53.8%的农民工表示“文化程度不够”，在被问及“您的打工单位组织您进行业务或其他方面以提升自己的学习吗？”有50.8%的农民工表示不组织。

面对这样的现实，农民工为了有活可干，他们只好自己给自己“充电”，在调查中就有73.8%的农民工表示“自己主动开展业务或其他方面提升自己的学习”。

另一方面，农民工子女的受教育状况令人担忧。

在调查中，有46.2%的农民工表示“进入城市工作的主要目的是为了子女将来的发展”，在被问及“拥有城市户口的好处是？”，也有高达70.8%的农民工选择“孩子可接受良好的教育”，可见农民工对自己子女的教育情况极其关注。

但遗憾的是“大多数进入民工子弟学校。

这类学校很多是违法违规成立，为躲避查处经常搬迁；条件均比较简陋：办学地点偏僻、交通不便;校舍大多为改建或搭建，光线不足、教室拥挤；学校缺乏必要的体育器材和教学设备；安全隐患较大。

极少数享受政策进入公办学校学习,但处境大多不好。

很多农民工子女在公立学校期间处于边缘位置，他们因为家庭的经济条件较差,买不起高档的学习和生活用具；学习上因为基础差跟不上进度、成绩不好等各方面原因，常遭到城市同龄人的排斥、歧视。

”[7]3.2.2内在的农民工群体更迭换代随着时间的推移，父辈渐渐老去，80后以及最近的90后成长为新一代的劳动力。

他们的出现加剧了农民工市民化问题的复杂性，根据我们小组陈小龙同学对5位新生代农民工的走访调查，发现他们外出的主要动因是：1）从小就受教育，较少的操心农活，导致上一辈和这一辈的农业交流较少，新一代的劳动力无法正确且有效的进行农业生产；2）本身受了国家现代化发展重城市轻农村的思想的影响，不愿意从事农业生产等有关的经济生产，有逃离农村的想法；3）对其本身的现状不满意，将自己的希望寄托在下一代，而城市的下一代教育远比农村发达。

而在他们进入城市，经历了一段时间的工作打拼后，发现城市生活远没有那么简单，一方面，高强度的工作使得他们下班后的娱乐方式单一，76.1%的农民工选择“休息”，35.4%的农民工选择上网，7.7%的人选择去歌厅（多选题）；另一方面，随迁子女的教育环境也远非他们想到那么理想。

而此时他们想要回乡，在心理上又极其矛盾。

在陈小龙同学的走访调查中发现，他们平时和父母疏于联系，这个反应出来的问题就是：他们认为把赚得的钱寄回家就算是尽了赡养父母的责任，没有认识到和父母的进一步交流的重要性，造成留守老人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