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CDM项目开发现状及问题分析

中国CDM项目开发现状及问题分析
CDM在中国快速发展
《京都议定书》所导出的清洁发展机制给发展中国家的发展带来了额外的活力。

中国作为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也是温室气体减排潜力的大国之一，在与发达国家开展CDM项目合作方面具有巨大的潜力。

据国内外各种能源分析模型的保守分析，《京都议定书》第一承诺期（2008－2012年）全球CDM项目减排的需求总量为25亿吨CO2当量，而中国的供应潜力为全球需求总量为50%以上，相当于至少每年2.5亿吨CO2减排额的供应潜力。

按照目前平均减排交易价格，每吨二氧化碳当量7欧元～9欧元的价格计算，中国企业通过CDM项目减排额每年可获得的收益为15亿欧元～22.5亿欧元。

这个潜力至少需要250～2500个CDM 项目来消化（保守估计每个项目平均年减排额为10～100万吨CO2当量）。

进入2006年，我国的CDM项目开发工作也进入了快速的发展期，一些潜在CDM项目的业主和相关管理机构开始逐步认识到CDM国际合作对我国可再生能源开发、产业改造、生态建设、环境保护和可持续发展的重要意义，参与CDM项目开发工作的热情正逐步高涨。

在2005年年底之前，我国仅注册项目3项，减排量仅占全球所有注册CDM 项目（共63项）减排量的1.18％，但自2006年初以来，这种被动局面发生了重大改变。

到2006年6月底，共有51个项目获得中国政府批准(见本刊2006
年5&6期合刊“中国CDM直通车”)，累计年减排量达到5141.1万吨CO2当量，其中11个项目完成联合国CDM执行理事会注册（见表1），现在的CDM市场份额上，约占全球注册CDM项目的5%。

与印度相比，虽同为CDM项目开发潜力大国，中国起步较晚；即使加上中国企业在联合国公示而未上报发改委的14个项目(见表2)，中国目前开发的项目总数也不过76个（包含国家气候变化对策协调小组办公室提出需要补正申请材料的2个项目和已经出具不反对意见函的9个项目，见本刊2006年5&6期合刊“中国CDM直通车”），不到印度同期的五分之一，而注册成功项目仅是印度的七分之一。

但中国注册成功的CDM项目所带来的温室气体年总减排量达到2538万吨CO2e，占EB总注册项目年减排量的36.75％，从而跃居全球CDM项目减排总量第一的位置，为减缓全球变暖做出了突出贡献。

另外我国目前还有很多的项目正处于项目设计、国内审核和国际确认等阶段，可以预测，在今后一段时期仍将有更多的项目获得注册。

因此，中国CDM开发的巨大潜力及其在全球碳交易中举足轻重的地位，使其正在成为国际CO2项目减排额采购的主战场。

全球主要的CDM 中间商都将目光瞄准了中国。

目前比利时、芬兰、意大利等国政府纷纷派出代表团到中国洽谈项目，世界银行碳基金、德国KFW银行、日本碳基金等各大银行、基金和私营买家也蜂拥而至。

随着越来越多的中国企业对CDM这一崭新事物的逐渐了解/熟悉，以及环保意识和企业全球战略意识的增强，在国家发展发展循环经济和可持续发展的大背
景下，将会有更多的中国企业参与到其中来。

可以预见，随着京都议定书第一承诺期的临近，2006年、2007年将成为中国乃至世界CDM签约的高峰期。

专家估计，到2006年底，中国企业的CDM项目数量将增加3～5倍，达到150～200个项目。

我国CDM项目开发面临的问题
目前，虽然我国CDM项目开发工作进展迅速，但与我国所拥有的减排潜力仍相去甚远。

一些温室气体减排项目和部门对CDM所提供的额外发展机遇尚不够重视，一些非常好的CDM项目极易在这种漠视中流失。

（参见本刊2006年第3期“特别策划”：《中国电力行业“碳资产”流失与增值》）我国获注册减排量的快速上升得益于3个HFC-23分解项目的成功注册，这3个项目的年减排量达到2431.1万吨，占我国注册总减排量的95.86％。

HFC-23分解项目是“优良”的CDM项目，因为HFC-23的全球增暖潜势（Global Warming Potential，简称GWP）最高可以达到CO2的1.17万倍，而其技术和投入的要求均很低，一旦注册成功，则其减排的CO2当量值非常高。

我国所鼓励的温室气体减排领域主要包括新能源、可再生能源、能效提高、甲烷利用、煤层气回收和造林等能够直接有助于我国可持续发展的项目，而氢氟碳化物（HFCs）、全氟碳化物(PFCs)、氧化亚氮（N2O）等高GWP气体的分解项目并不是优先领域。

但目前我国开发的CDM项目与这一方向并不一致（见图1）。

虽然我国的注册项目的减排量遥遥领先于其他国家，但在成功注册的项目数量方面，我国仍远远落后于印度（70个）和巴西（46个）等国，仅位居第五位（见表3）。

另外，我国已开发CDM项目的领域（见图2）与印度等国相比也不够宽泛。

造成这种局面主要瓶颈为：我国从事方法学研究和开发的机构和专家数量较少，没有开发出足够可用的方法学，而CDM执行理事会批准的CDM项目开发的方法学在我国应用时存在差异；没有足够能够核实项目的“经营实体”，以及没有足够能够编制高质量CDM项目设计文件和熟悉碳交易商务的中介服务机构。

而我国关注和了解CDM的部门还较少，一些领域还没有行动起来，CDM在中国的发展却主要是由政府和研究人员在推动；虽然CDM可能给企业——CDM项目的实施方——带来的巨大的收益，但是多数企业面对如此CDM商机，却是应者寥寥，这方面固然有中国企业对CDM项目还不甚了解的因素，但是更重要的可能还是因为下面几个原因：
一、政策的不确定性。

后京都谈判前景模糊，CDM EB每两个月一次的会议总要对项目注册规则做出些调整；而在国内，首先是项目收益的分配上，其次是在CER交易定价问题上，以及“二·一五”公告对中介咨询机构与企业就收益分成上规定，一定程度上是影响了企业间的市场行为。

二、CDM项目复杂的程序是使企业望而却步的重要原因。

由于要履行国内、国际两套程序，经过数个机构审批。

因此一个项目从申请到批准最顺利也需要
3-6个月时间；
三、对另一些企业来说，真正担心的是项目需要投入的资金。

设计、包装费用至少是10多万美元，另外根据项目大小而定的建设、改造资金则动辄上亿美元，根据现行的规则，购买方通常不会提供资金。

尽管世界银行的碳基金有先提供最多20％预付款的可能性，但是在实际操作中并不容易实现。

四、当然开发CDM项目的如下风险点也是企业在观望的重要原因：
1. CDM项目的主要风险来自联合国注册的不确定性。

在联合国CDM 理事会登记注册时，必须经过12 人组成的委员会集体表决，如果其中有3 人以上反对，则无法通过。

因此，在联合国的审核是项目能否进行下去的关键。

从以往经验看，并不乏在最后关头“知难而退者”：至今为止在联合国申请注册的项目中，已有两个撤回了申请。

2. 项目产生的费用我们经过调研后初步估计得出，由于没有相应的经验供参考，可能存在一定的误差；
3. 未来人民币汇率的变动会影响公司收益的变化。

CDM作为一种基于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合作的灵活减排机制，其总量有限，后京都谈判的前景也存在一定的不确定性。

中国在与发达国家合作减少温室气体排放的同时，加快我国可持续发展的进程，还需要在这一领域开展更深入的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