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具体地建造：理性主义在瑞士建筑中的影响程度”

“具体地建造：理性主义在瑞士建筑中的影响程度”作者：AkosMoravanszky （ETH的建筑教授）【城市笔记人：哦，把这篇AD上的旧文草译一下，送给喜欢了解当代瑞士建筑的同学。

】若想在瑞士建筑身上寻找“理性主义”的痕迹【Rationalist traces：这里，理性主义者，具体指向了1930年代意大利那批号称是“7人小组”以及1960年代号称是“Tendenza”的建筑师及跟随者；最早使用Tendenza，即，“大趋势”一词去描述这些人的是Massimo Scolari。

开始指的是建筑师们对于城市的关注，后来就成了罗西等人的专有名词了。

】，犹如要在当下已引起国际性关注的瑞士建筑潮流中去寻找已失去影响力的历史过去所留下的不易发现的印记那样困难。

诚然，博塔（Mario Botta）今天仍旧像以往那样活跃，博塔的建筑倒是跟理性主义建筑运动不可分割，并且，博塔不止是位建筑师，还是【2007】Mendrisio 建筑学院的院长。

但是瑞士德语区的建筑师们通常会否认他们跟历史上的理性主义运动（Tendenza）那条影响至今的血脉有关。

可是，瑞士德语区当代建筑的代表们又多是罗西（Rossi）、和邀请罗西在1972－1974到瑞士联邦建筑学院（ETH）教书的提契诺（Ticino）派教授们的弟子。

因此，人们总觉得，在瑞士建筑身上不该仅有理性主义建筑运动的痕迹，特别是考虑到瑞士建筑多是基于一种类型学调查的严谨方法，而不是仅仅基于建筑形象上的风格。

仅仅基于风格的“理性主义痕迹”跟原初理性主义运动的初衷几乎没有什么共同点；基于风格的理性主义建筑不过是对已经过去事物的某种提示。

或者，我们可以问问，难道晚近瑞士建筑对于“氛围”、对于“崇高”、对于建筑的入画方面的兴趣，算是一种对70多年前开始的意大利理性主义建筑运动的一通研究之后，理所当然的结果吗？对于这一问题我们很难回答。

困难就在于，“理性主义”这个词具有双重含义。

也就是说，先锋派（Avant-Gardism）和理性主义运动走了启蒙传统的不同路线。

【译者注：这句话读者可能觉得不可思议，作者怎么开始跑题了？这里，大家当知道，作者使用“先锋派”时，就是指向了现代主义的建筑。

那么，他是想说，作为现代主义建筑的瑞士当代建筑，到底跟这个看着现代骨子里却很古典的理性主义建筑，到底有着怎样的瓜葛？跟着，他提到了吉迪翁和梅耶，又是一个作者以为的大家都知道的暗指。

这里，吉迪翁都作者解读成为先锋派的代言人，梅耶，是理性主义的代言人。

然后，他提了一笔二人的分歧，但是后文马上说，哦，其实你看，他们二人的立场也像变色龙一样彼此交错。

这就等于在说，哦，瑞士建筑的先锋性和来自意大利的理性主义，二者的关系实在暧昧】先锋派强调的是一种逻辑性的“科学化”方法的价值，他们旨在彻底摆脱过去神话、宗教的束缚，提倡科学管理和创新的实践。

相比之下，理性主义作为出现在1930年代意大利的一场建筑运动，强调的是当下建筑跟历史和古典过去的连续性，由此，意大利的理性主义建筑师们要赋予理性主义建筑本身一种“永恒的当下”的合法身份。

仅仅这么简单地对比一下，我们就能看到，先锋派在方法上跟理性主义建筑运动一样地理性，而理性主义建筑跟先锋派也有着相似的英雄主义姿态和相似的背后政治动机。

在吉迪翁（SigfriedGiedion）和梅耶（Peter Meyer）这两位1930年代最具影响力的瑞士建筑评论家之间曾经有过一场争论。

没啥会比这场争论更能展示出在理性主义运动和先锋派之间那种剪不断理还乱的关系了。

在其1936年进入ETH的任职演讲中，梅耶就赞扬了理性主义建筑的“英雄般的精神性姿态”。

他说：“理性主义建筑运动有着对于高度警觉、毫不出错的思维清晰性以及行动的果敢的追求。

并拥有责任感，体现着不徇私情的意志力。

这种直面观察的勇气以及主动去寻求答案的姿态，乃是我们整个欧洲文化的核心。

也正是这样，理性主义建筑是以所有科学和技术为基础的，并且，它正在积极或是消极地塑造着我们的当下”。

这里，梅耶试图将“现代性”（modernity）和传统做出某种调和，还有，他的理性主义是英雄般的，这些，都跟意大利建筑师对于“理性主义”（razionlismo）的理解有着惊人的相似。

同时，梅耶也像多数意大利理性主义运动的代表们那样，他把建筑的纪念碑性（monumentality）拥抱成为理性主义任务的形式结果。

不过，吉迪翁拒绝了现代建筑身上应该拥有任何纪念碑性——而他的这一立场，在1943年，当他跟Sert 和Leger写宣言时，却改变了，吉迪翁写的宣言就叫做《有关纪念碑性的9点》。

■罗西的影响在两战之间的这段时间里，在Marx理论和罗杰斯（Ernesto Rogers）【这位就是如今Richard Rogers的父亲】的影响下，理性主义和建筑纪念碑性的概念都发生了变化。

这里，罗杰斯乃是一批青年建筑师包括罗西在内的导师。

对于罗西而言，建筑意味着要关注“场所精神”（genius loci），在城市里塞进去新建筑时要给那座城市的可读性【legibility:这里，可读不可读，往往指的是新建筑进入老城之后，是否像考古文物修复的补白那样，能够让街区，或是旧的形态，被完型地识别出来】做出贡献，而不是产生尼采所言的面对历史时那种【为古而古】的考古情怀。

而在瑞士的提契诺（Ticino）地区，这一时期正好是阿尔卑斯山麓地貌转化成为一堆高速路、购物中心和办公楼的时期。

这些东西已经让老百姓开始抱怨。

所以，罗西对于现代主义建筑运动那种让城市失忆的作法的批判，就特别受欢迎。

当混凝土建筑在土地上蔓延，当混凝土建筑被视为是不受遏制的资本主义贪婪的结果时，政治意义就重要起来。

诸多提契诺的建筑师当时都是左派“Party of Socialist Autonomy”（PSA）成员。

例如，理性主义建筑运动里的著名建筑师兼教师TitaCarloni就是PSA在提契诺地区的代表。

这就解释了为何当时这些建筑师根本就拿不到国家级项目以及为何这类建筑师总会把设计学校当成是它们重要的设计项目的原因——因为学校项目都是由地方政府投资的。

在苏黎世的ETH，意大利理性主义建筑运动的美学还是有着一种强势的在场力量的。

因为这里有着一批提契诺派教授和助教们的实践和教学影响，诸如，Flora Ruchat, Luigi Snozzi, :LivioVacchini, Fabio Reinhar, Bruno Reichlin。

等罗西于1971年作为一位访问教授来到ETH时，这一理性主义者阵营的重要性再次得到了提升。

虽说罗西作为设计课的教授时间不长，但是他的影响是巨大的。

Jacques Herzog, Pierre de Meuron, Roger Diener，等，都是他设计课里的学生。

或许罗西影响最重要的地方在于他促成了一种对于基于社会学、人类学、技术性调查、那种把建筑理解成为经验科学的作法的日益强烈的批评性对抗。

罗西对于个体经验、记忆和想象力的重视对于诸多学生来说有着一种解放了的感觉。

【译者注：这句话包涵了非常丰富的意思。

罗西本人也注重社会学、人类学的城市原型研究，但是，罗西也十分诗化地看重个人体验与记忆。

这在他的写作中已经体现出来。

是后者，使得ETH的学生感觉到了启发】。

1978、79年，罗西被二度邀请回到Eth，跟Bernard Hoesli和Paul Hofer一起教设计课； Marcel Meili和MiroslavSik 就是这一批里的学生。

在1975年的秋天，建筑评论家Martin Steinmann组织了一个苏黎世ETH提契诺派20位年轻建筑师的作品展，题目就叫做：Tendenzen： NeueArchitektur in Tessin（运动潮流：提契诺派的新建筑）。

这一展览是跟随着罗西那句名言来的，“建筑就是过去建筑们的产物”。

Steinmann呼吁一种能够通过历史调查、发现一种“内在真实”的原理的建筑学。

当他后来作为（创刊于1972年后来成为1970年代瑞士建筑理论的一本领先杂志）《建筑命题》杂志（Archithese）的编辑时，Steinmann试图发展出一种基于瑞士现代主义建筑传统（Hans Schmidt）、基于罗西的理性主义、基于文丘里“大众化“后现代主义的建筑真实性的计划来。

从罗西所倡导的理性主义建筑发展成面向“氛围”的建筑意像的过程中，非常重要的下一步就是MiroslavSik描述他学生作业时所使用的词汇“类比性建筑学”（“Analogue Architektur”）。

这里，“类比”一词跟罗西在《城市的建筑学》中所使用的那个“类比”有关，但是罗西自己也从来没有精确解释过什么叫做“类比”。

似乎我们可以这么说，罗西对于其设计方法论的理解，就是基于对历史建筑先例的观察，以及基于荣格（Carl G Jung）的把类比当成积极想象力去使用的理论。

Sik 的Analogue Architektur有着相似的方法；这种工作方法在于摆脱过去认识过于狭隘的经验性调查，Sik强调要深入日常生活，深入到大众艺术形态领域里，诸如深入到漫画（Comic Strips）以及故事画（Storyboards）的形式中去。

这跟1950年代史密森（Smithson）夫妇和“独立小组”（Independent Group）的思路很相近。

在Stanislaus von Moos的引见和Steinmann等人的积极推动下，文丘里进入了瑞士。

这或许解释了，在推崇类比的建筑师那里有着跟文丘里相似的对中低阶层和工人住区的关注。

如果我们看看一般而言瑞士建筑界对于美国风格的后现代建筑多数是给予沉默态度时，这一立场倒也很是令人惊讶。

但是，带着瑞士人的那种小心，类比派的建筑师们还是跟文丘里保持了一段距离，同时也跟史密森夫妇的“日常性”保持着距离，跟罗西那模仿着15世纪意大利绘画的淡蓝和粉色保持着距离，跟拉斯维加斯的霓虹灯保持着距离。

1987年，由Sik出版的那本ETH建筑论坛学生图集，就显示出来瑞士学生笔下的苏黎世工人郊区该是多么窄，远郊处的灯光该有多么暗，而在罗西的舞台上，都是宏大的透视和地中海的色彩。

如今当红的瑞士建筑师就是这些作业的作者：ConradinClavout, Andrea Deplazes, Christian Kerez, Quintus Miller, Valerio Olgiati，等等。

■分析派与类比派不过，真地要把这一切都解释成为罗西在苏黎世出现的直接后果还是错误的。

1996年，在14届“米兰三年展”上，瑞士新建筑被当成了一种“极简流派”来展出的。

策展人von Moos和Karin Gimmi，Hans Frei 一道，跟在Herzog&deMeuron, Diener&Diener, BurkhalterSumi, Peter Marli等人的建筑身上，把其中的简约追溯到了Max Bill的“艺术具体化”（artistic concretion）那里去了——这真是一种很不一样的谱系描述，因为Bill关注的是科学理性，他对任何艺术的大众形式或是对真实性什么的，都不感兴趣，都排斥在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