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明理学对儒学的继承和发展以及评价

宋明理学对儒学的继承和发展以及评价摘要：宋明理学是一种以儒学为主干，兼收佛教与道教的思想因子，对三教融会贯通之后建立起来的伦理性的本体论。理学虽然张扬儒家的人伦礼法的，但却自觉或不自觉地元典时代的儒家精神与佛教、道教相融合，是指具有不同于以前的新的思想内涵，是对儒学的继承和发展。它塑造了中华民族的主观意志，注重气节道德，发愤图强等性格。同时应该看到宋明理学中消极因素，即理学家重建礼制的努力也是对人性的斫伤，以及与后世关于“礼教吃人”的指斥和谴责。

关键词：宋明理学；儒学；继承；发展；评价

宋明理学是儒道释三大资源与传统在宋元明时期的新的综合。它以中、晚唐的儒学复兴为契机，以王通、韩愈、李翱融通儒释的思想为灵媒，经过宋代诸懦的创造性转换，中国传统社会产生了继元典时代之后精致而完备的思想体系——理学。

理学，又叫新儒学。之所以称之为理学，是因为宋代诸儒所构建的崭新思想体系以“理”为宇宙最高本体，并以之构成哲学思辨的核心范畴。之所以称之为新儒学，是因为理学虽然张扬儒家的人伦礼法的，但却自觉或不自觉地元典时代的儒家精神与佛教、道教相融合，是指具有不同于以前的新的思想内涵，是对儒学的继承和发展。

尽管理学名目不一，究其本质，它是一种以儒学为主干，兼收佛教与道教的思想因子，对三教融会贯通之后建立起来的伦理性的本体论。建立了以理气论、心性论为中心的道德形而上学体系。宋明理学把汉唐以来注疏五经的传统一变而为讲求四书义理，讨论身心性命修养问题的传统，并以民间自由讲学之书院为依托，把传统精英文化进一步世俗化了。

周敦颐、邵雍，张载、程颢，程颐，对理学的发展做出了重大的贡献，是理学发展世上的关键人物，称此五人为北宋五子。

周敦颐从宇宙论出发，融通儒释道德修身哲学。借之构筑伦理学本体论。这一认识路径成为后来的理学诸子坚守的哲学方向。张载是陕西人，故其学派成为关学。张载在《易传》的基础上提出宇宙发生论，他强调“气”，认为太极就是气。二程的理论贡献在于，他们提出了“天理”这一理学核心观念。这里理念显然来自于《易传》的哲学启迪，并参照了张载的“气”以及邵雍的各式挂图。经

过熔铸之后，二程将“理”置于宇宙本体的位置，认为理是永恒不灭的存在。在二程眼里，许多哲学范畴如天、命、性、心等，均可统筹于“理”的范畴予以诠释，他们服从于“理”，并体现了“理”的存在。所谓在天未命，在义为理，在人为性，主于身为心，其实一也……性即是理。理则自尧舜于途人一也。毫无疑问，人类认知世界的一切活动都可归结到对“理”的认知上，因为它是社会生活赖以运作的伦理本体。

应该说，二程在建构“理”的思想体系时，也借助了释道的某些思想因子，尤其是禅宗的修炼之道。例如二程提倡的凝神静气、摒弃杂念，达到内心通透、感悟天理的修养方法，就与禅宗所倡导的如出一辙。

理学发展到南宋，朱熹是集大成者，到朱熹时，理学才最终完成了理论构架，并在认识论上达到了顶峰。朱熹集中讨论了理气关系与心性关系问题。人们习惯于将理论学的主流称之为程朱学派，凸显了朱熹对二程思想的传承以及由此导致的朱熹在中国文化史上的卓越地位。

朱熹从二程那里承续了“理”的概念，并将它诠释的更为明确。朱熹的思想集中体现在《朱子语类》中。他指出：“形而上者，无形无影是此理。形而下者，有情有状是此器。”这是《易传》的思想。不仅理在器上，而且理在物先，即在具体的事物存在之前，已经有理的存在了。朱熹将“理”推向极致，与“太极”相呼应，表明“太极”是万物之理的总和，是万物之理的最高概括。他说“事事物物，皆有个极，是道理极至……总天地万物之理，便是太极。”又说：“在天地言，则天地中油太极；在万物言，则万物中各有太极。”

为了证明“理”的至高无上，朱熹运用其他这些范畴来建构自己的这些体系。另如“心”、“性”与“理”的关系，也进入了朱熹的视野之中，朱熹充分肯定二程“性即理也”的观点。朱熹将性与心区别开来：心是具体的，性是抽象的，心有活动，性则不能。

在朱熹的努力下，一个伦常秩序为哲学本位的新儒家体系得以最终建立。该体系吸收了释道的宇宙发生论及个体修炼说，孔孟学说被重新诠释并又一次获得了理论权威的神圣地位。从文化史的长时段看，自秦汉以来多元并存的思乡意识形态经过反复整合，终于进入创造性转换的新阶段。朱熹也因理学的创造性建构而成为儒学“道统”的旗帜和“礼教”圣人。

理学对中国文化影响深远，他将中国文化重视伦理追求推向极致，又在思辨

的精微方面别开生面，从而产生了复杂的文化效应。

理学的产生导致礼治秩序的重建和“内圣”路线的高扬。“礼”作为一个宗法遗存的产物，约束了人们的社会关系。

理学的产生使“内圣”的经世路线得以高扬。在原始儒家那里，内圣外王是真正的儒者应该身体力行的奋斗目标。从秦汉以将至宋初、秦皇、汉武、唐宗、宋祖们的赫赫武功盛极一时，相比之下，“内圣”之学偏于晦暗。然而，历史的事实表明，仅有强权和武功是不够的，长治久安的通知方略包括精神的修炼和培养恪守礼制的顺民，理学家因此负担起教化君王和铸造大众心灵的历史责任。宋明理学塑造了中华民族的性格特征：重视主观意志，注重气节道德，自我调节，发愤图强，强调人的社会责任感和历史使命，凸现人性。这是理学产生的积极方面。同时应该看到，理学家重建礼制的努力也是对人性的斫伤。那种以三常五纲维持专制统治，压制扼杀人的自然欲望和创造性。适应了统治阶级压制人民的需要，成为南宋以后长期居于统治地位的官方哲学。以及与后世关于“礼教吃人”的指斥和谴责，宋儒理学中的消极因素大有干系。

参考文献：

1、周菁《中国历史文化通览》，研究出版社，2010年12月第1版

2、张岱年、方克立，《中国文化概论》，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04年1月第2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