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古代军事思想

中国古代军事思想
中国古代军事思想是中国社会各个历史时期，各阶级、集团及其军事家和军事论著者对于战争与军队问题的理性认识，包括战争观、国防观、作战思想、建军思想、谋略思想、军事发哲学等，是中国各个历史阶段的战争和军事实践经验的理论概括。

它大约萌芽于夏商，形成于西周，成熟于春秋战国，发展于秦至清（1840年鸦片战争前）漫长的历史时期。

它是中国古代千百次王朝战争和大规模农民起义战争的经验总结。

它的丰富内容，是前人留下的宝贵军事遗产，也是中华民族灿烂文化遗产的一个重要部分。

中国近代的直至现代的军事思想，都从中批判地继承和吸取了许多有价值的内容。

中国古代军事思想主要具备以下几点：
一、哲理深刻，影响深远
中国军事思想对战争与军事问题的观察分析，宏观上具有一览群山的博大气概纵横联络的系统思想，言兵而不限于兵，而是将军事与政治、经济、人文、自然、心理、艺术等有关因素融合在一起，通血考虑。

微观上的分析往往入木三分，深刻独到，发人深省。

在战争观、安全观、建军思想、作战准则、方法与谋略等方面都有充满哲理与智慧的真知灼见。

例如，《孙子兵法》归纳的：
“道、天、地、将、法”战争五个取胜因素；
“智、信、仁、勇、严”的将帅五项素质指标；
“不战而屈人之兵”的“全胜”目标；
“先胜后战”的战争原则；
“知己知彼，百战不殆”的著名论断；
“水无常形，兵无常势”的精妙见解；
“出其不意，攻其不备”的谋略思想；
对计与战、力与智、利与害、全与破、数与胜、奇与正、形与隐、虚与实、动与静、迂与直、势与能等范畴的深刻分析，像金子虽历经千载而光彩依旧，被无数古今中外兵家名将作为座右铭。

中国军事思想对当今世界军事领域产生的重大而深远的影响可以从以下三点窥见一斑：美国根据“不战而屈人之兵”的思想建立’确保摧毁、确保生存”的核威慑战略；2400多年前的《孙子兵法》在1991年举世瞩目的海湾战争中成了美军指挥官的必备之物；《毛泽东军事思想》成了西方一些中高级军事指挥院校的常设课程，尽管他们开设此课的指导思想与我们不同。

二、崇尚道义，追求和平
日本历史学家浅野先生在深入研究了中国军事历史之后得出这样的结论：中国军事思想的“第一个特点是以非战主义为原则，尽量通过外交和谋略活动，求得政治解决。

第二个特点是在军事上力争把战争控制在局部并在短时间内结束”。

“中国的兵学的价值是以政略性和道义性为主要内容的”。

中国“兵家的得意之处在于外交和谋略，其着眼点是极力避免诉诸武力”，“他们主要是以用兵的方略和讲究道义而闻名于世的”。

也许是旁观者清，浅野先生对中国军事思想特点的概括，确有翔实的历史根据。

以中国古今最具代表性、也是最伟大的三位军事思想家孙武、孙明和毛泽东为例，我们确实可以发现中国军事思想中的崇尚道义、追求和平的可贵之处。

孙子把“道”也就是道义作为战争取胜的头一条因素，并告诫人们一定要慎重对待战争，战争关系到国家的“死生”、“存亡”，“亡国不可以复存，死者不可以复生。

故明君慎之，良将警之，此安国全军之道也。

”战国初期的《司马法·仁本》也提出“好战必亡”的著名论断。

三国时期足智多谋的孔明，在他运筹帷幄的戎马生涯中，始终以“据道讨淫”为宗旨，并指出，“兵者凶器，不得已而用之”。

他的“七擒七纵”的杰作，充分表现出他那不图杀戮，只求安邦的思想。

中国现代伟大的无产阶段军事家、军事思想家毛泽东，始终把战争分为正义与非正义两种，坚持正义战争，反对非正义战争。

始终把战争作为消灭战争、实现和平的一种手段。

三、注重谋略，力求智取
革命导师列宁指出：“没有不用计谋的战争。

”而谋略思想在中国出现之早，受到重视的程度之高，施计用谋的著名战例之多，变谋论略的不朽著作之丰，足智多谋的古今将帅之众，却是其他国家所难以比拟的。

中国军事谋略思想的产生与运用，可以溯源到远古的战争。

黄帝、炎帝联盟与蚩尤的涿鹿之战，炎帝与黄帝的阪泉之战，已经孕育着军事谋略思想的萌芽。

商朝著名的鸣条之战，就已运用了离间计。

周朝著名的牧野之战，是“兵家之祖”、“军事谋略的奠基人”吕望奇计良谋的杰作。

此后，从孙膑首创的“围魏救赵”，到毛泽东指挥的“四渡赤水”，中国军事历史上运用奇妙方略的经典战例举不胜举。

最早的战略名著《孙子兵法》首篇就言计，它明确指出：“兵者，诡道也”，“上兵伐谋”，主张先计而后战。

还在书中提出了旨在“全胜”、速胜、巧胜、“不战而屈人之兵”的一系列至今还被反复引用的不朽的谋略思想。

毛泽东军事谋略思想，在军事谋略思想发展史上独树一帜，占有极其重要的地位。

四、强调思危，未雨绸缪
进入中国军事思想宝库，人们会发现，居安思危的意识是这一宝库中古今皆具的“通宝”。

古代中国的战争相当频繁，因此，做好战争准备，是维护国家安全的重中之重。

几乎所有的军事家、军事思想家和政治家都有极强的思危意识，都反复强调要居安思危、未雨绸缪。

战国时代的吴起就提出：“夫安国之道，先戒为宝。

”
《左传》的“居安思危，思则有备，有备无患”的著名论断，至今还被人们所反复引用。

《司马法》也告诫人们：“天下虽安，忘战必危。

”
《易经》也有这样的论断：“君子安而不忘危，存而不忘亡，治而不忘乱，是以身安国家可保也。

”
人类奇观万里长城，就是中国古代军事思想中思危意识的最好的例证。

中国现代军事思想的思危意识依然十分强烈，甚至有所发展。

新中国成立以后，毛泽东一再号召全国人民“提高警惕，保卫祖国，加强战备，准备打仗”。

邓小平在判断世界大战在相当长的时期内打不起来的同时，仍然再三强调要有忧患意识，居安思危，时刻保持警惕。

江泽民在提出军队建设必须服从经济建设的同时，十分关心军队的现代化建设，明确提出要“科技强军”，要把未来军事斗争的基点放在打赢现代技术特别是高技术条件下的局部战争上。

五、百家争鸣，千川汇聚
《汉书·艺文志》写道：“自春秋至于战国，出奇设伏，变诈之兵并作。

汉兴，张良、韩信序次兵法，凡百二十家。

”可见早在春秋战国时代，中国的军事思想就呈现出一派百家争鸣的景象。

不仅诸多兵家如孙子、孙膑、吴起、尉缭等，各抒己见，自立门派，而且像孔子、孟子、老子、墨子、管子、晏子、司马穰苴等政治家、思想家，也踊跃参与言兵议兵，正所谓“无子不言兵”，并且均有独到见解。

由于战争关系到国家的存亡、民众的安危，必须实事求是，博采众家之长，以便正确指导战争，夺取胜利。

所以中国军事思想一直具有容纳千川的博大气度。

这与中国历史上伦理想领域“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偏狭，形成了鲜明的对照。

更值得一提的是，中国历史上的许多兵家名将往往注意从对手的身上发现长处，虚心学习。

足智多谋的孔明曾经对对手曹操的用兵发出由衷的赞叹。

毛泽东军事思想是中国军事思想发展的传大里程碑。

而它的产生和发展同样得益于百家争鸣、容纳千川的传统。

从产生和发展的过程上看，这正是以马克思主义的世界观、方法化和唯物主义的历史观为指导，以中国革命战争实践为依据，广采博收从孙子到克劳塞维茨的古今中外兵家名将的合理观点，由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一大批中国当代杰出的无产阶段军事家共同创立而成的。

而且其中饱含着注重道义、崇尚和平等中国传统文化的许多精华。

中国军事思想在具备上述精华的同时，也存在一些糟粕。

首先，中国古代军事思想的发展是渐进式的、缓慢的，几乎没有什么突变、跃进。

其主要原因在于缺乏变革精神。

偶尔出现的变革要么不彻底，要么因反对势力过于强大而归于失败。

例如，吴起变革的不彻底性，不仅导致他所发起的变革最终归于失败，而且也让自己落了个乱箭穿心的悲惨下场。

其次，消极防御的思想根深蒂固。

从秦始皇开始的中国古代帝王，耗费巨大的人力、物力、财力，历经漫长的历史时期所修筑的万里长城，在表现出气吞山河的气概和居安思危的意识的同时，也暴露出这种根深蒂因的军事上消极防御的思想。

再次，中国历史上有些宋襄公式的人物，有意无意地把崇尚道义的品格推向要端，从而导致了许多可悲可笑的“蠢猪式的战法”；有的仅仅是为了面子而陷入本可以避免的战争。

还有，中国古代军事思想后期发展中偏重谋略、轻视技术的偏颇，导致自身的发展动力逐渐变弱，发展速度逐渐趋缓，从而由先进转变成落后。

而这一时期的自我封闭、妄自尊大，又进一步加剧了这一落后。

于是在鸦片战争中，在洋枪洋炮的打击下，中国在防务上土崩瓦解，开始了百年屈辱的历史。

我国古代军事思想，不仅是中华民族宝贵的文化遗产，而且也是世界文化宝库中的一朵奇葩。

对我国和世界的军事学术发展的历史有着深远的影响和现实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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