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中国近代的“国民性”改造》

介绍张锡勤教授的《论中国近代的“国民性”改造》

濂溪公子

今天读到了一篇好论文，给大家介绍一下，因为是介绍这篇论文，所以其中大量引用原文，其中论文的第二部分我全部抄了过来。

这篇论文共分五部分，前边是概述，正文分为三大部分，加上一个简短的结尾。

概述中作者说“要求对中国的…国民性‟进行改造，是中国近代思想领域的一件大事，它曾受到几代中国改革者的持续关注。”“从这一问题提出之日起，提出者们所说的…国民性‟乃是指中国…民性‟、…积习‟中的…劣根性‟，所要解决的乃是如何提高国民素质、振奋民族精神、实现人的近代化（现代化）、进而实现社会近代化（现代化）的问题。”

正文第一部分，作者指出，首先是外国人的评价让我们认识到我们的国民性问题，然后是严复介绍的斯宾塞的社会有机体说产生了广泛的影响，梁启超又对这一学说做了发挥和宣传。在改造国民性问题上，政见不同的维新派和革命党人的基本认识并无分歧。

正文的第二部分论述的是我们的国民性到底是什么，我把这部分内容全抄过来。

二

要想改造国民性，第一步工作无疑是梳理、揭示那时中国人身上的种种“劣下之根性”。最早从事这一工作的是梁启超。1901年，在《中国积弱溯源论》这篇长文中，梁启超将中国人“人心风俗”上的劣点归结为“奴性”、“愚昧”、“为我”、|“好伪”、“怯懦”、“无动”、等六方面。次年，在《新民说》中他又作了较细的剖析。他认为，“我祖国民性之缺点不下十百”，主要表现为缺乏公德观念、无国家思想、又无进取冒险性质、无自尊性质、权利与义务观念薄弱……。在新文化运动时期，陈独秀、李大钊等人又在一系列文章中对中国人的各种缺点、劣点作了更全面也更尖锐的揭示。所列举的有：“好利无耻”、“老大病夫”、“不洁如豕”、“黄金崇拜”、“工于诈伪”、“不诚无信”、缺乏同情心，等等。陈独秀竟认为，当时“中华民族种种腐败堕落”，业已“到人类普遍资格之水平线以下”，令人“惭愧、悲愤、哀伤”。（《中国式的无政府主义》其措辞既极端尖锐也极其沉痛。值得提起的是，鲁迅在“五四”前后所创作的小说，对病态的中国社会的各色中国人的种种缺陷、弱点作了入木三分的生动刻画，比一些理论文章影响更深。

中国近代的改革者、新学家们进而揭示，中国人的弱点、劣点虽有诸多表现，但最根本的则是奴隶性。因此，从20世纪初开始，新学家们对国民劣根性的清算又集中表现为对奴隶性的清算。最早从事这一揭露、批判的是梁启超、麦孟华等维新派思想家；继起的革命派思想家、宣传家也发表了大量剖析、批判奴隶性的文章。对于奴隶性的种种丑恶表现，他们先后作了惟妙惟肖的描绘。如：

奴隶则既无自治之力，亦无独立之心。……言主人之言，事主人之事。依赖之外无思想，服从之外无性质，谀媚之外无笑语，奔走之外无事业，侍候之外无精神。呼之不敢不来，麾之不敢不去，命之生不敢不生，命之死亦不敢不死。得主人之一盼、博主人之一笑，则如获至宝，如膺九锡，如等天堂，嚣然夸耀

于侪辈为荣宠。及婴主人之怒，则俯首屈膝，气下股粟，虽极其凌蹴践踏，不敢有分毫抵杵之色，不敢生分毫愤奋之心。（麦孟华：《说奴隶》，《清议报》六十九册）

从上述描绘可知，20世纪初中国新学家们所说的奴隶性，乃是指封建专制统治所造成的人们安分、顺从、依附、怯懦的顺民性格，以及一些人安于奴隶地位的奴才意识。正是这种奴隶性使人自轻自贱，丧失独立自主的精神，养成依附、依赖等积习，使中国人“如群盲偕行，甲扶乙肩，乙牵丙袂”（梁启超：《十种德行相反相成义》），全无自主、自择能力。更可怕的是，奴隶性所造成的顺民性格使人偷安苟活，安于被压迫、被统治的屈辱地位：“牛之马之[1]不以为苦，奴之妾之不以为辱”，“驯伏数千年专制政体下，相率而不敢动。”（《箴奴隶》，《国民日日报汇编》第一集）

他们又指出，这种奴隶性在中国社会各阶级、阶层中是普遍存在的，在那等级森严的庞大金字塔中，下一层者即是上一层者的奴隶。中国“举国之大，竟无一人不被视为奴隶者，亦无一人不自居奴隶者。”（梁启超：《中国积弱溯源论》）而且，“我中国人之乐为奴隶，不自今日始也”，“中国之所谓二十四朝之史，实一部大奴隶史也”。（邹容：《革命军》奴隶性在中国不仅普遍存在，而且根深蒂固，于是，那时的中国遂成为一个“醉生梦死，行尸走肉，不痛不痒，麻木不仁之世界”。（《二十世纪之中国》，《国民报》第一期）这些读之使人心酸、沉痛的文字，在当时曾使国人深受刺激，有力地激发了民族精神的振奋。

在20世纪初，改革者、新学家们一致认为，普遍存在于国人之中的奴隶性，乃是中国社会变革、社会进步、民族振兴的巨大障碍。他们的结论是，国内的专制统治并不足畏，国外的列强侵凌也不足畏，“所可畏者，国民之奴隶根性耳”。（辕孙：《露西亚虚无党》，《江苏》第四期）因此，要想实现近代化，要想改造中国并实现人的解放，就必须清除奴隶性。

中国近代对奴隶性的清算，从戊戌变法开始一直持续到“五四”新文化运动。在《敬告青年》一文中，陈独秀向中国青年“敬陈六义”，其中第一义便是“自主的而非奴隶的”。他期望中国青年“脱离奴隶之羁绊，以充其自主、自由之人格”。由于在前两个时期业已对奴隶性的种种表现和严重危害作了深入揭露，因此，新文化运动的倡导者们更多的是论如何破除奴隶性的问题。新文化运动始终反对盲从、迷信，反对依附、依赖，猛烈抨击由三纲所造成的“奴隶道德”，提倡“我有口舌，自陈好恶；我有心思，自崇所信”的自主理性（陈独秀《敬告青年》，鼓吹个人本位主义，矛头所向正是奴隶性，正是为了清除奴隶性。对于清除奴隶性而言，这些理论工作的意义、影响更大。

在中国近代，几代改革者、新学家们将中国人的弱点、劣点概括、归结为奴隶性，是正确而深刻的。这一概括、归纳使这场民族大反省不只是揭示“丑陋的中国人”的种种琐细的“丑陋”，不只是痛陈中国人“丑陋”的种种表象，而且准确抓住了要害、本质。

正文第三部分又可分为两部分，一是“中国近代的新学家们不仅揭示了奴隶性的种种表现，而且揭示了所以如此的历史根源。他们认为，从根源处说，奴隶性等乃是长期的封建制度造成的。”第二部分论述了他们起初“循着社会有机体说，他们并未循着上述逻辑作出上述结论，而是循着…一”（个体）之性决定群体之性的逻辑，只强调国民个体的自我改造、完善”，作者评价说“这种单向论虽引发了中国人对国民性改造、国民素质提高的关注，产生过积极影响，可是，当国民性改造提上日程、进而要解决如何改造国民性的问题时，其理论偏差与消极影响便充分暴露”。作者的观点是“个体与群体、个人与社会、人的近代化与社会的近代化，原本是一种双向影响、双向互动的关系。”在上世纪初“随着新文化运动的深入，随着倡导者接触到更多新的理论以及实践教训的启发，他们先后否定了这种单向决定论，开始走出了戊戌变法以来的理论误区”。“胡适所主张的社会改造是一点一滴的改良，但他坚定认为个人与社会双向影响、个人改造与社会改造双向互动，并将社会改造置于优先地位，这无疑是有价值的。”“而当李大钊初步接受马克思主义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