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方新闻自由的发展历史及其价值

论西方新闻自由的历史发展及其价值

研究路径概述

所谓价值者，其内在已经假设主体对其目标有明确认识，客体价值的论述即是它与这一目标关系的展开。故而欲探讨西方新闻自由历史发展的价值，势必先要探求时代对于传媒业发展前景所达成的共识，历史发展之价值则应当在与这一共识的比较中加以把握。此外，对于“西方新闻自由发展史”，应当包括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然而文化理论的形成和转型，常常作为历史发展其他方面的总结或起点，故而笔者欲将这一历史置于新闻自由理论范式的形成与转型中加以透视。

现代传媒的必要性

“理性”与“传媒发展”几乎勾勒了现代传媒业形成的全部历史。

在理性主义兴起的过程中，知识首先被笛卡尔—康德的现代哲学定义为人类认知的先天结构形式与经验相结合的产物，而伴随科学取得的种种成就，它也被定义为坚信人类将不断进步的信心。

正是此种建基于理性基础上的信心，加之同样建基于理性基础上的进化理论，构成了西方文明扩张的两块基石。对于近代中国而言，它具体在严复在《天演论》中表述为，一国文明中如不能结出理性的果实，则它将为世界诸民族的进步所淘汰。正因如此，近代中国寻求现代化的合理性，现实地源于“帝国—中国”，“文明竞争”的叙事当中。

这种动机使得现代性的紧张，具体而言是理性主义内部的紧张，成为一个退居其次的问题。而现代传媒业与现代政治、经济、文化的互构性联系，使其不可避免地成为现代国家理想的一部分。正因如此，帝国—中国的叙事乃是把握现代传媒必要性的起点。

与此同时，在帝国—中国叙事开启的现代化进程中，其理论已内在地含有国家—公民这一叙事，它同时成为传统文化本身寻求理性主义合理性的一种叙事。

综上，构建现代传媒，对于时下对抗和联系着的两种主流叙事，即帝国—中国、国家—公民均具有合理性。在此意义上，理性主义视域下的传媒业即是时代对于传媒发展的共识。

理性主义视域下的现代传媒图景

任何一种文化都以它所将塑造的个人形象作为表征。

当包括近代中国在内的非西方文明面临着“不理性即淘汰”的局面，理性主义事实上已经规定了诸文化的任务：以探求真理为前提，以改造自然为进步。循着这一任务，个人的使命被无可避免地规定为认识世界。

这便证明了，理性主义在将世界改造得更适于人的同时，也在界定人的内涵。当人的使命被理性主义规定为认识世界，人的内涵即被界定为现代哲学认识论主体的形象。

对此，巴雷特评论道：“在现代哲学（笛卡尔以来的哲学）中，人已经完全扮演了一个认识论主体——作为一个有理智的人记录感觉材料，提出命题，进行推理，确定知识，而不是当作一个在这一切现象低下，出生、受苦、死亡的人。”

以此为背景，经过“思想自由市场”这一命题的转化，个体的认知使命得以与传媒的认知使命接轨，传媒的认知使命又与文化的认知使命接轨。因此，理性主义视域下的传媒文化是作为群体认知的实践而存在的，它被具体反映为真实性和客观性等报道原则。于事实层面，现代传媒人秉持着与科学类似的工作原理，后者以物作为客体，前者则与社会学家、历史学家一同构成“事实”的认知链条。

因此，现代传媒文化与理性主义本身相同，都以求真为己任，以塑造认识论主体式的个人作为表征。这便解释了李普曼描绘下现代传媒人呈现的形象：“我们以由表及里、由近及

远的探求为己任，我们去推敲、去归纳、去想象和推测内部正在发生什么事情，它昨天意味着什么，明天又可能意味着什么。”

与此同时，理性主义以新闻自由的论证作为根本切入点，为其所欲达成的传媒文化开辟了政治、经济和社会环境上的诸项原则。在政治权利领域，它具体被表述为“表达自由”、“新闻自由”等，而经济上的私有制与市场化被视作政治权利的前提。于近代，密尔在其“‘社会暴虐’对自由形成侵害”的命题下，提出了“最初的、直接的”伤害原则作为自由行使之界限，从而为理性主义传媒文化生存的社会环境作出了探索。

以上便是现代传媒业的大致图景，包含了它的文化表征与政治、经济、社会架构。

事实上，现代传媒的全部价值预设和结构形式几近于在西方新闻自由史中完成论证。这便使得，共识与价值论证目标之间具有同一性，换言之，西方新闻自由趋于合理的历史即是它对于理性主义传媒在理论与实践上的价值。

此外，笔者将从文化表征与环境拓展两个方面展开对这一历史的叙述，以使它与我们所欲构建的现代传媒之间关系更为明晰。

理性主义传媒文化的历史证成

认识论主体的型构

“从文艺复兴到宗教改革，600字待恢复”

新教改革理论中，仍旧臣服于信仰之下的个人，在哥白尼开启的日心说革命下得以撼动：日心说挑战了《圣经》中关于地球固定不动的经文，而后者已经成为了新教改革后个人的唯一权威。

科学知识经开普勒、伽利略传递到牛顿那里，一种新型的现代的宇宙观业已形成，造物主而今是一个非凡的建筑师，一个数学大师和钟表匠一般，将宇宙设计成为了一个复杂精细的、有序的系统，此后上帝再未做进一步的涉足和干涉，而任其按照完美的、永恒的规律运行。事实上，在这个看似完美的宇宙中已经隐藏着科学与宗教，具体而言是理性与信仰的分裂，而个人则因其能够洞察宇宙的基本秩序，被毫无疑问地置于万物的中心。

信仰与理性的分裂在培根和笛卡尔那里得到了两种不同形式的缝合，前者通过信仰的方式“相信”“二重真理”（理性真理和启示真理），并且“相信”理性将能证明上帝存在；后者则通过理性的方式“怀疑”一切，进而推理“我在怀疑”的不可怀疑性以及“我思故我在”的论断，这便内在地将包括信仰在内的一切权威置于“我思”的审判下，即置于理性的审判之下。

至此，作为认识论主体而不受思想限制的个人已初步成型，其在传媒文化领域的具体雏形则由弥尔顿在《论出版自由》一书中正式开创。

事实上，弥尔顿的理论正是建基于培根式的对理性与上帝合一式的崇尚与信任之上：“杀人只是杀死一个理性的动物，破坏了一个上帝的像；而禁止好书则是扼杀了理性本身，破坏了瞳仁中上帝的圣象，”弥尔顿如此写到。借助理性与上帝合一的信仰，弥尔顿的理性，即表现为对善恶的判断力，又表现为对正误的分辨力，从而，出版许可制在道德和智识上的合理性被扼杀于此。

具体而言，弥尔顿相信恶的知识不会使人变恶，“只要心灵纯洁，知识是不可能使人腐化的，书籍当然也不可能使人腐化”；并且，恶的知识可以有助于善，“如果一种善是隐秘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