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学科视角下的信任及信任机制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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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西社会科学201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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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学科视角下的信任及信任机制研究
■洪名勇
钱
龙
信任不仅是一种值得深入研究的心理现象,同时也是重要的经济现象、伦理现象和社会现象。心理学认为信任是一种心理或者行为的“私人性”的反应;社会学指出信任是一种重要的社会力量,调节着人与人之间的关系;生物学从利他性角度考察信任,现代神经生物学则揭示出了信任产生的生理机制;经济学更加偏重基于个人功利理性的
“计算型”的信任。信任机制是信用得以建立、维持和改进的基础,是信任的驱动因素和保障因素。笔者从信任对象、信任来源、强度、纬度以及演进五个视角,对信任机制作出了划分,为更好地理解信任及信任机制奠定理论基础。
[关键词]信任;信任机制;信用经济[中图分类号]F2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518X (2013)01-0190-05
[基金项目]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农地流转口头契约自我履约机制研究”(71173056)、贵州大学文科创新团队项目“信任、信任博弈与农地流转习俗元制度研究”
(GDWKT2010004)洪名勇,贵州大学管理学院、中国西部发展能力研究中心教授,浙江大学、贵州大学博士生导师,博士。钱
龙,贵州大学农业经济管理硕士生。(贵州贵阳
550025)
“信”是儒家五常之一,在《论语》中出现过38次,在《孟子》中也有30次。《说文解字》解释:“信,诚也。”强调了“信”是一种诚实不欺、言行一致和表里如一。辞海界定“信”为从言从人,表示诚实守信,相信、信用、信奉等意思。
“任”表示任用,任命、放任。“信”与“任”的组合“信任”,可用来表达“感到放心”、“有把握”、“相信而敢于托付”,实际上是从认知和行为两个层面对信任进行了表述。[1]牛津英语辞典将信任定义为:“对某人或某物之品质或属性,或对某一陈述之真实性,持有信心或依赖的态度。”
将信任视作一种态度或一种信心,区分为人对人的信任与人对物的信任。可见,作为基本概念的信任有着极其丰富的内涵,如何去把握信任,当前并没有达成一致。
随着信用经济的蓬勃发展,信任作为信用经济基础
和社会交往的媒介,得到了诸如心理学、社会学、生物学和经济学等多个学科的关注。
“黑箱中”的信任正一点一点从不同视角被展示出来,本文力图较为全面地归纳出各个学科对信任研究的成果,为进一步研究建立一个较为统一的理论平台。
一、多学科视角下的信任(一)信任的心理学解释
美国社会心理学家Deutsch 的模拟实验引起了人们对信任的普遍关注。Deutsch [2]运用心理分析手段研究了“囚徒困境“中的人际信任,认为信任是个人对外界刺激作出的反应,即个人预测事件下一步进展并相应采取的行动。在其影响下,众多心理学家对信任进行了研究。Rotter 界定信任为个体或群体对另一个体或群体的
口头或书面承诺可靠性的概括性期望;Schlenker等认为信任是在不确定环境中,对他人行为结果的心理依赖;Wrightsman偏重从授信者个人性质和信念的角度来解释信任,指出信任是个体所持有的对他人善意和诚实等构成其个人特质一部分的信念;Sabel定义信任为双方都相信对方不会利用自己弱点的一种信心,而这种信心会受社会环境和个人经历的影响;Hobbes提出,信任是预期对方采取有益行为的情感表达,这种情感能够减少对对方的疑虑。另外一些心理学家则从行为层面对信任进行了界定。如Good认为合作行为不等于信任必然存在,团体成员的身份、资格和熟悉度对信任是否形成具有重要影响;Hosmer将信任视为一种夹杂着非理性的将自己暴露给他人的选择性行为。[3](P17-18)近年来研究表明,信任还受到了人格因素、人际关系、社会支持、个体经验等因素的影响。[4]
心理学侧重从微观视角对信任进行解释,认为信任是个体对外界各种刺激所做出的心理和行为反应,是个人对未来的一种信念。这种信念从某种意义上来说,是专属个体“私人性”的信任。
(二)信任的社会学解释
齐美尔首开信任的社会学研究,他最早在《货币哲学》中指出“信任是一种综合性的力量”。在他之后,布劳把信任描述为社会稳定的基本因素,帕金斯在研究承诺问题中研究了信任与不信任问题,指出信任是一种约定结果。卢曼被认为是信任的社会学研究的集大成者,他承上启下,开启了社会学对信任的新一轮研究热潮。卢曼认为,信任是人面对复杂社会的一种态度和信念。由于个人自身理性的局限和获取有效信息的困难,信任作为一种“简化机制”,可以弥补理性的缺陷,减少社会交往过程中的复杂性。同时,卢曼指出信任作为一种社会关系,在互动中产生,既受心理影响,也受社会系统影响。[3](P18)
另外两个具有较大影响力的社会学理论,是科尔曼的“社会资本”理论和格南诺维特的“嵌入性”理论。科尔曼从功利层面解释了信任,他认为信任在互动过程中建立,是一种社会资本,表现为一方自愿的甘冒风险的转出资源或权利的控制权。作为社会资本的信任存在于社会关系之中,其重要贡献在于能够开发信息潜能,帮助人们扩大交往范围。[3](P21-22)格南诺维特认为,经济行为都是嵌入在社会关系中的,作为经济生活中重要的信任关系,也要归因于社会关系而不是制度安排或者普遍道德。[5](P8-15)
部分社会学家从信任来源角度定义了信任,如福山认为信任是一种文化积淀。他在《信任》一书中指出:“信任是在某一群体成员对共同文化、习俗和制度规范认同的共同基础上,成员之间的对彼此常态、诚实、合作行为的期待。”[6](P45)涂尔干则认为,信任只可能来自家族血缘关系,否则稳固的信任无法形成。而吉登斯则独创一帜地提出,后现代社会人们之间的信任不是预先给定的,而是建构起来的。这种建构意味着相互的自我开放,代表着人类高度的道德自觉性。[7]
社会学对信任的研究虽各有侧重,但从方法论上来说,都坚持了个体主义视角,强调了信任不仅仅取决于行动者个人的特性、决策及目标,而且受到了外在诸多客观环境的影响。至于这种客观环境是事先具有的还是后天建构的,抑或是二者的有机集合,目前并无定论。
(三)信任的生物学解释
人类文化是从生物进化而来,保持着与生物进化的相互缠绕。信任作为一种文化现象也离不开这个框架,在社会网络中,人们能够识别出那些有合作意愿的人。根据达尔文的进化学说,人类通过适应性认知,逐渐认识到互惠性有利于个体的生存与发展。Ambrose在《考古科学杂志》发表的《东非石器时代后期及其食物的编年史》中,给出了如下判断:“人类祖先之间相互信任和交换礼物,从而形成了社会网络。这种早期的简单社会网络,却使得人类祖先比单独的群体更能适应高度不确定的环境,甚至成为了人类走出非洲、迈向世界的关键因素。”[8]Mccabe认为,人类的大脑已经进化到一种令人着迷的地步,它有着特殊的本领,能够彼此信任并完成具有互惠性的交易。一旦互惠建立起来,信任就变得相对容易理解。生物学家认为,人与人之间的信任,虽然不能保证个人利益的最大化,却能对群体的繁衍和兴旺提供帮助,避免了霍布森描述的“人吃人”的极端状态。
近年来,神经生物学对人类产生信任的生理基础的研究十分值得关注。Zak等在《信任的神经生物学基础》一文中,证实了催产素是影响陌生人之间的信任行为的生理基础之一。Brooks等运用FMRI技术,对大脑中背纹状体中的神经反应进行监测,发现信任水平的高低导致了脑中尾状核的激活的差异,而信任水平的高度取决于内侧前额叶皮质对于互惠性水平的判断。[9]Bos等[10]进一步指出,大脑中的前扣带皮层和右侧前额皮质起到了调节受托人在互惠性信任中的风险认知的作用。Ann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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