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作为传播媒介的20世纪50到60年代文学期刊

南阳师范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

Journal of Nanyang Normal University （Social Sciences ）第9卷第8期2010年8月Vol.9No.8Aug.2010

摘要：20世纪50到60年代的文学期刊被纳入国家集中、统一、有序、规范的管理格局中，形成从全国到地方的等级关系。文学期刊曾采取变革措施，追寻自己的特色，取得一定成绩。应客观、整体、辩证地看待此期间文学期刊对文学和文化的影响：对文学有主体性建构作用，促进国家和民族的共同认同，因片面地发挥政治功用而走向衰竭，在同一和规范中也隐含多种可能性。

关键词：文学期刊；传播媒介；20世纪50到60年代文学中图分类号：I206.6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1-6132（2010）08-0062-04

收稿日期：2010-04-15

作者简介：陈祖君（1972—

），男，贵州遵义人，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博士后，贵州财经学院教授。

论作为传播媒介的20世纪50到60年代文学期刊

陈祖君

（北京师范大学，北京100875；贵州财经学院，贵州贵阳550004）

近年来人们研究20世纪50到60年代的文学创作，涌现出不少成果。对作为传播媒介的文学期刊，却似乎关注不够。那么，此期间的文学期刊呈现出怎样的状况？又是如何发展的？对此期间的文学和文化发挥了怎样的作用呢？这些问题是异常重要的，本文尝试加以回答。

一

中国现代文学史上，文学期刊作为传播媒介一直扮演着重要角色，不仅传递文学信息，还发挥主体性建构作用，一定意义上甚至孕育、塑造了中国现代文学，文学期刊的这种作用在当代也不例外。不过，到20世纪40年代末，在新旧政权更替的紧张时刻，当时活跃的文学期刊受到政治与军事斗争前所未有的冲击，没有一家保存下来。当新生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时，文学期刊来了一个重新换血、重新创办的大转变。著名的当代文学研究者，北大教授洪子诚先生发现：“1949年之后自然新创办了许多刊物，但是刊物的性质有了很大变化。这是一个重要的、标志性的现象。说它重要，是基本上结束了晚清以来以杂志和报纸副刊为中心的文学流派、文学社团的组织方式。现代意义的文学社团和文学流派，随着期刊性质的改变，基本上结束了。”［1］（页206）

20世纪50年代的文学期刊被纳入到国家的集

中、统一、有序、规范的管理格局中。这是文学期刊在

50年代发生转变的一个重要内容，或许也是50到60

年代文学期刊主要的特征。1949年7月2日到19日召开的中华全国文学艺术工作者代表大会在确立文学新方向之后，紧接着成立领导、管理文化艺术部门的

组织机构：中华全国文学艺术界联合会（简称文联）和中华全国文学工作者协会（简称文协，1953年改称中国作家协会，简称作协）。文联和文协很快创办了全国性的对文学艺术界进行思想领导的刊物《文艺报》和《人民文学》，前者以刊载理论批评为主，后者以发表创作为主。另外，中国作协还陆续创办《译文》、《诗刊》等杂志。其他由文联所属协会和出版社办的全国性文学期刊还有《民间文学》、《少年文艺》等。

在一种由国家规定的管理体制下，有中央就会有地方。有全国性的文学期刊，就有地方性的文学期刊，如各大行政区的《东北文艺》、《华南文艺》，各省、市的《河北文艺》、《上海文学》等。据统计，1951年，以登载文艺创作与理论为主要内容的刊物，全国性的共6种，其余60余种都是地方性的。［2］

全国性的、中央级的文学期刊和地方文学期刊必定形成一种等级关系。一般而言，全国文联、全国作协的刊物具有权威性，接下来大行政区级、省级、地市级、县级等地方刊物层层递推。中央级文学刊物担负着提出重要问题、把握方向性原则、形成结论的重任，如时任《文艺报》编辑的敏泽所言，全国性刊物“不仅应该经常选载一些较好的、示范性的作品”，“还应该经常刊载一些指导整个文艺工作、文艺运动、文艺思想的文章”［3］。地方刊物则做出拥护性的回应，同时高度重视刊物的群众性、地方性和通俗性。

本时期文学期刊的增长是很快的。据邵荃麟在一份著名报告中所引中国作家协会资料室的统计，

1949年，全国有文学刊物18种，到1959年，全国省市

以上的文学期刊有86种。［4］十年之中，增加了近70种，增长率是非常大的。

这些文学期刊都宣称要建设新的人民的文艺，繁荣社会主义的文学艺术，同时也强调刊物的思想性和战斗性，强调联系群众、团结作家等。1951年，时任《文艺报》主编的丁玲宣布，过去所谓同人刊物的办刊方法，“已经过时了”，“我们应该明白我们已经处于另外一个崭新的时代了。我们已经是主人，国家和人民需要我们的刊物能担当思想领导的任务，能带领群众参加一切生活中的思想斗争，并且能引导和组织作家们一同完成这个任务”［5］。新的时代需要新的刊物；新时代赋予刊物的任务是担当思想领导，参加思想斗争，增强政治性，从而建设国家和人民都需要的文艺。这是丁玲的话里透露出来的意思，也是新的时代对于刊物的重新定位。这种定位，也即这种对于刊物思想性和战斗性的强调，基本上贯穿着50到60年代文学期刊的始终。

二

从1956年到1957年，毛泽东提出“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口号，很快成为党解决思想和学术问题的方针。在这一方针鼓励下，在关于电影《武训传》的讨论、关于《红楼梦》研究的讨论、批胡风运动以及其他一些思想整肃的运动中已变得过于小心的文艺界开始放开手脚，自由地、大胆地鸣放。这两年是中国当代文学发展得最好的时期之一，作为一个时代——

—百花时代铭刻进人们关于中国当代文学的记忆。这里面自然有文学期刊的作用。

在那两年，中国作家协会在不长的时间里多次召开有关文学期刊的会议。这些会议集中讨论文学期刊如何贯彻执行“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以发展和繁荣文学事业。比较普遍的看法是，“大胆放手地实行这一方针，敢于发表不同意见、不同观点的文章，敢于发表不同风格、不同题材、不同形式的作品”；“尖锐地批评生活中的缺点的文章和作品，只要不是恶意的诽谤，就应该发表”［6］。这些会议形成的共识付之于行动，必然带来文学期刊面貌的重要变化。

首先是一批文学期刊应运而生，更多的文学期刊更换刊名。前已提到的《诗刊》，以及《收获》、《星星》、《新港》等刊物创办起来。这样，文学期刊的队伍壮大了，据1957年第7期的《文艺报》统计，全国已有文学艺术刊物83种。文学期刊更换刊名是百花时代里更为动人的景观。如《山西文艺》更名为《火花》，《江苏文艺》更名为《雨花》，《贵州文艺》更名为《山花》，等等。资料表明，全国大多数省级文艺刊物都更换了刊名。这种现象是耐人寻味的，或可视为摆脱单一的等级体制，创办具有个性色彩的刊物的一种努力，也可视为创办更具有文学本位的文学期刊的一种探索。

更引人注目的是文学期刊的种种变革措施。大多数文学期刊都变革文学观念，锐意揭露文学现状中存在的弊端，探讨阻碍文学发展的症结，同时注意到题材、主题、艺术方法和风格的多样化，注意扩大作者队伍，吸引各方面的作家，等等，这些措施使走向僵化的当代文学开始呈现出勃勃生机。这方面，《人民文学》和《文艺报》都有非常出色的表现。《人民文学》此期间实际主持工作的是秦兆阳，他对《人民文学》进行了大胆的革新。包括刊登引起争议的文章如《现实主义——

—广阔的道路》（何直，即秦兆阳本人），发表显示多样化追求的作品如《在悬崖上》（邓友梅）、《红豆》（宗璞）等。《人民文学》更大的功绩在于刊发一系列“干预生活”、暴露阴暗面的作品如王蒙的《组织部新来的青年人》、刘绍棠的《田野落霞》以及李国文的《改选》等，从而在文坛上掀起一股干预生活的创作潮流，使一种勇于介入现实的创作精神流贯于当代文学的发展历程。《文艺报》在文学界的地位不亚于《人民文学》，甚至更为重要，因为它是文联的机关刊物，后来又划归中共中央宣传部和中国作协党组双重领导，比作为作协机关刊物的《人民文学》似乎高一个层级。这也使它多了一些风雨，其编委会一直频繁地更迭。在百花时代的两年，一批得力的编辑人员如陈笑雨、钟惦棐、萧乾等调进《文艺报》。经过一系列改版措施，《文艺报》以新的面目出现在世人眼前。这里有对全国文艺动态更广泛、及时的报道和评述，包括对各地区各部门矛盾和问题的揭露和批评，也有对重要文学问题和重要作家作品的评论和探讨，既有短小的政论、杂文、随笔之类，也有显露锋芒的长篇理论文章，展现出“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风貌。

“双百”方针促成文学园地一派繁荣，但因反右斗争扩大化，一批有才华的作家被错划为“右派”，不少具有美学价值的作品被错定为“毒草”。以《人民文学》和《文艺报》为首的文学期刊的改革遭受挫折。不过，现在看来，它们的改革已为中国当代文学保留下值得珍视的精神财富。

从50年代末到60年代，我国社会主义建设在取得巨大成就的同时，左倾错误却在经济领域给国家和人民带来重大损失，“而在政治和思想文化方面还

陈祖君：论作为传播媒介的20世纪50到60年代文学期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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