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凯恩斯主义内生货币供给理论的发展与争论_于宾

理论与现代化

THEORY AND MODERNIZATION

2013－05

May ，

20132013年第3期NO．3，2013

货币供给的性质是货币经济理论中一个长期争论的问题，特别是它关系到中央银行对政策中介目标的选择。长期以来在这个问题上存在两种观点，一种观点认为货币供给可以由货币当局进行外生调节，一种观点认为货币供给内生于市场力量。凯恩斯在２０世纪３０年代的研究曾为这种争论埋下伏笔。凯恩斯在１９３０年的《货币论》中采用的是内生货币观点，但在其１９３６年的《通论》中采用的却是外生货币观点。由于外生货币观点能够极大地简化理论分析，所以在此后相当长的时间里大多数货币分析都未能摆脱这种对外生货币观点的“路径依赖”，尤其以货币学派为外生货币观点的代表。占据正统地位的货币主义和凯恩斯主义都认为，在给定的货币乘数下中央银行能够通过控制基础货币的供给来“外生”调节货币供给量，进而调节通货膨胀和名义产出。

虽然外生货币假设有助于简化分析，但也忽视了

真实的货币创造和货币供给过程的复杂性。２０世纪５０年代后期，出现了与这种外生货币观点的决裂。

１９５９年的兰德克里夫报告（ＲａｄｃｌｉｆｆｅＲｅｐｏｒｔ）①

认为，英

国的货币供给很大程度上是由银行放贷内生决定的，因为货币政策的紧缩经常引起增加放贷和提高货币流通速度的金融创新。同时在理论界，美国的明斯基（Ｍｉｎｓｋｙ，１９５７）和罗西斯（Ｒｏｕｓｓｅａｓ，１９６０），以及英国的卡尔多（Ｋａｌｄｏｒ，１９６０），提出了正式的内生货币供给模型，将货币供给的内生性归因于透支便利、中央银行的最后贷款人作用和金融创新等制度因素。但长期以来，这些内生货币研究并未被吸收到正统经济学的教学与研究中。在随后的时间里，货币理论的研究依然集中在货币需求和速度的稳定性、货币需求的形式、货币需求对利率的敏感程度、金融市场预期的作用与货币政策的传导机制等方面。与此同时，部分经济学家如卡尔多（Ｋａｌｄｏｒ，１９７０）、戴维森（Ｄａｖｉｄｓｏｎ，

基金项目：天津市哲学社会科学规划重点项目“天津、北京、上海支付渠道货币流通与宏观经济关系研究”的中期研究成果，项

目编号：TJJL038。

作者简介：于

宾（1981-），男，南开大学经济学院金融学专业博士生。邮编：300071陶

江（1951-），男，南开大学经济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邮编：300071

史欣禾（1993-），女，上海财经大学金融学院本科生。邮编：200433

后凯恩斯主义内生货币供给理论的发展与争论

于宾

陶江

史欣禾

摘要：内生货币供给理论是后凯恩斯主义经济学的基石。其核心观点认为，货币供给是由信贷需求

决定的内生变量，而非中央银行控制下的外生变量。根据对货币内生程度的认识不同，又可以分为适应性内生与结构内生两种观点。内生货币理论的发展符合金融发展的现实，弥补了现有货币供给理论的不足，具有重要的理论和政策意义。

关键词：后凯恩斯主义；内生货币供给；适应主义；结构主义

中图分类号：F091.348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1502（2013）03－0064－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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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９７２）、温特劳布（Ｗｅｉｎｔｒａｕｂ，１９７３，１９７８）等，继续提供货币供给内生的证据。

此后的形势有所变化，自从２０世纪七八十年代以来，西方国家的货币需求变得越来越不稳定和难以预测，这极大地降低了中央银行通过调节货币量来调控经济运行的政策有效性。现实中，许多发达国家都放弃了货币供应量目标，转而采用利率等价格型政策工具。随着主流凯恩斯主义和货币主义在解释七八十年代货币和现实经济关系方面的失败，内生货币供给理论在２０世纪８０年代以后得到了越来越多的关注和发展。通过解读后凯恩斯主义内生货币供给理论，可以更全面地了解货币创造和货币供给的性质以及货币政策的传递机制，从而帮助政策制定当局找到恰当的政策工具，以更好地达成政策效果。对于我国来说，由于货币供应量目标的可控性及其与最终目标的联系程度越来越弱，也同样需要以一种新的理论视角，来理解货币供给过程。有学者认为，从１９９６年起我国正式确定货币供应量这个中介目标以来，该目标几乎从未实现过。［１］

一、内生货币供给理论的新发展

在众多后凯恩斯主义学者中，以莫尔（Ｍｏｏｒｅ）对内生货币进行的论述最多。莫尔是２０世纪８０年代以来内生货币供给理论的主要倡导者，其贡献主要体现在其在８０年代发表的一系列论文中，多数发表在《后凯恩斯主义经济学》杂志上。此后关于内生货币方法的众多争论和思辨也是围绕莫尔的研究展开的。

（一）莫尔的内生货币观

莫尔（Ｍｏｏｒｅ，１９８３）指出，虽然在基础货币与货币存量、货币存量与名义收入间有稳定的关系，但因果关系的方向与正统观点恰好相反。正统观点认为因果关系的方向为从基础货币到货币供给，从货币供给到名义产出。相反方向的因果关系意味着基础货币和货币存量都是内生的，即在真实世界中银行先扩张信用，在该过程中创造了存款，再去寻找准备金。［２］１．货币供给内生的证据

莫尔提出的反向因果关系的证据有：

首先，一些中央银行家自己承认央行能够在短期内决定货币存量的观点是不准确的，而认为短期内的

货币创造是居民、企业、金融机构、财政部、央行之间相互作用的结果。如果央行认为自己在实践上没能够决定短期货币存量的变化，则在长期内它也没有决定货币变动，因为长期只是短期的相加。中央银行的从业者认为，如果将货币存量的增长作为公开市场操作的首要短期目标，就会造成利率的大幅波动，从而破坏金融市场的稳定。高度专业化的金融机构都是以现金和资产资本的低比率运行的，其前提是存在有序的金融市场。如果准备金的增长被控制得过严，私人主体必将承担利率大幅波动带来的风险。而如果没有中央银行最后贷款人的作用，私人主体就不能通过持有更多的缓冲现金存货来保证金融资产的流动性。通过提供弹性的通货供给来缓解各种干扰、避免利率的混乱波动和金融危机，是影响美联储理事演化的主要决定力量。

其次，通过对银行准备金与银行存款间的关系进行正式的因果关系检验，费格和麦基（Ｆｅｉｇｅ＆ＭｃＧｅｅ，１９７７）证明货币存量外生于准备金；［３］莫尔和斯图曼（Ｍｏｏｒｅ＆Ｓｔｕｔｔｍａｎ，１９８２）同样发现在１９７３—１９８１年期间存在从四种货币量到基础货币，以及从商业银行信贷到货币总量间的单向因果关系。［４］

复次，现代银行企业的微观模型认为银行是两种投入、两种产出的企业。两种投入是零售和批发存款，两种产出是零售和批发贷款。零售的存款和贷款通过银行分支机构进行集散，在这两种零售市场上不能进行讨价还价，银行是价格的决定者和数量的接受者。批发型的存款和贷款从广义上说是相同的资产，其中相当一部分是可以进行讨价还价的，如存单、银行本票和商业票据，银行是批发市场上的价格接受者和数量决定者，所以贷款和存款都是由银行决定的。

最后，基础货币的变化在很大程度上可以由经济变量（特别是名义工资的变化）加以解释，这说明了货币供给的被动性和内生性。莫尔进行实证检验的结果表明，名义工资的滞后变化能够合理地解释基础货币存量的变化，说明央行一方存在适应性行为。同时货币存量的滞后变化并不能解释名义工资的变化。总之，因为央行被迫适应工资上涨的压力，名义货币存量具有顺周期的内生性。

２．信贷市场和流动性的提供

货币适应的过程并非货币主义者认为的是中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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