_楚辞_诗经_双宾语结构的语用比较

收稿日期：2010-11-20

基金项目：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青年项目（10YJC740041）；湖南省高等学校科学研究重点项目（10A047）；湖南省社会科学基金立项资

助项目（08YBA108）。

作者简介：胡云晚（1973-），女，湖南洞口人，湖南理工学院中国语言文学学院副教授，文学博士，主要研究方向为应用语言学。

《楚辞》、《诗经》双宾语结构的语用比较

胡云晚1

唐巧娟2

（1.湖南理工学院中国语言文学学院，湖南岳阳414006；2.贵州师范大学文学院，贵州贵阳550002）摘

要：《楚辞》、《诗经》双宾式及其同义句式的用例比分别为8：17、62：16。主观情态因素“语义焦点”是《楚辞》双宾式的

主要制约因素，篇章因素“诗歌整齐美”、“诗体体例”是其同义句式的主要制约因素；篇章因素“四言体”诗歌体例在《诗经》双宾语结构中起强势作用，在符合节律的条件下，主观情态因素“语义焦点”才在其双宾式中起作用。这种语用差异是由二者的文体特征决定的。

关键词：《楚辞》、《诗经》；双宾语结构；语用比较中图分类号：H109.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6-6365（2011）02-0050-05

先秦散文语义、语法平面的双宾语结构（包括各种双宾式及其同义句式，下文将前者标为A ，后者标为B ）是近年来的研究热点。先秦诗歌的集大成者《楚辞》、《诗经》的双宾语结构极少人关注，语用平面的研究更为罕见。本文拟就《楚辞》、《诗经》双宾语结构（限于给与、告示、称谓等得到普遍认可的结构）的语用特点进行比较，将涉及到语言经济原则、表意明确、语义重心和焦点等主观情态因素以及节奏、诗歌整齐性、诗体体例等篇章因素。

1《楚辞》双宾语结构的语用制约

《楚辞》中，A 仅8例，B 则有17例，比率悬殊。双宾式的使用限制，首先是语言成分自身的约束，如受语义特征影响，只有三价动词才能进入该类句式，但是，常见的三价动词在《楚辞》中很少以双宾式出现却是语用制约的结果。

1.1《楚辞》双宾式的语用制约

如果将动词标为V ，间接宾语（与事）标为O 1，直接宾语（受事）标为O 2，《楚辞》中，A 有三类：A 1（V-O 1-O 2）、A 2（V-O 2-O 1）、A 3（O 2-O 1-V ）。如：

A 1：（1）授殷天下，其位安施？(天问)A 2：（2）愿寄言夫流星兮，羌倏忽而难当。（九辩）A 3：（3）忧心不遂，斯言谁告兮！（九章）1.1.1A 1（V-O 1-O 2）的制约因素

《楚辞》中，A 1最多，有5例。

“动宾结构中，受事直接受动作影响而改变状态，往往是表达的新信息”[1]（P153），那么，双宾式中，受事比与事更倾向于成为新信息，而常规信息的传递是一个从旧信息到新信息的过程。如例（1），受事“天下”因直接受动作“授”的影响而改变状态，比与事“殷”更倾向于成为新信息。因此，A 1首先是信息结构模式制约的结果。

另一方面，作为新信息的受事也容易成为自然焦点，照汉语尾焦原则，受事理当位于句末。可见，“天下”不仅是新信息，也是句子的焦点。

陈述句中，新信息在信息结构模式中位于句末，焦点也在句末，二者重合，A 1是新信息与自然焦点共同制约的产物。

1.1.2A 2（V-O 2-O 1）的制约因素

与A 1相比，A 2的两个宾语也位于动词后，只是语序不同。尽管A 1是古汉语最典型的双宾式，表赐与和其他少数动词所构成的双宾式也以A 2为常[2]（P567）。

制约A 2的首要语用因素是“重成分后置”。重成分后置对汉语双宾语来说则几乎是一种刚性制约。[3]（P354）双宾式中，相对直接宾语而言，间接宾语长而复杂时，受“重成分后置”的制约，A 2成为理论上的首选句式。如例（2），“夫流星”相对“言”来说是“重成分”，为避免头重脚轻而后置。先秦其他文献

第32卷第2期2011年3月云梦学刊Journal of Yunmeng

Vol.32，No.2Mar.2011

中的A2也证实了这一点，如“越人饰美女八人，纳之太宰嚭（国语·越语上）”。

制约A2的另一语用因素是尾焦原则，双宾式中，语义表达重心多在结构末尾，A1和A2宾语的语序不同，语义焦点也不同，A1是直接宾语，A2是间接宾语。

例（2）中，“重成分”、“语义焦点”为同一句子成分，二者共同起作用。如果“语义焦点”和“重成分”不是同一句子成分，因为“重成分后置”是汉语双宾语的刚性制约，“语义焦点”需让位于“重成分后置”，《楚辞》无此类用例。

分析表明，《楚辞》中的A2是重成分后置和语义焦点制约的结果。

1.1.3A3（O2-O1-V）的制约因素

与A1、A2相比，A3的两个宾语前置于动词。

例（3）中，疑问代词“谁”是动词“告”的宾语，受“先秦疑问代词作宾语要前置规则的制约而移位于动词前，属语法范畴的提前，也是焦点表示法”[4]（P89），即疑问代词是句子的语法焦点。

“在动态句法结构中，宾语还可能作为对比焦点移位到动词之前”[1]（P154），句中“斯言”为“告”之受事，前置于动词正是作为对比焦点而移位的，属语用范畴的提前。

“谁”、“斯言”是A3的双焦点，其语用价值可探讨如下：“语法重音对意义的影响很小，逻辑重音对语意的表达有关键作用。有时，同一句话，逻辑重音不同，意思也就不同，但语法重音要服从于逻辑重音。”[5]（P138）“斯言”作为对比焦点得到突显时，“谁”需让位于它，焦点功能被削弱，疑问语气因之减弱，“斯言谁告兮”不再表有疑而问，而是一种强烈的反问。

总之，语法、语用双焦点是A3的制约因素，表达上，二者有轻重之别：语法焦点因需让位于语用焦点，功能有所下降。

联系A1、A2，可以发现，A1、A2、A3不同程度、不同角度地受制于语义焦点，因此说，《楚辞》双宾式的选用主要是语义焦点制约的结果。

1.2《楚辞》双宾式各同义句式的语用制约

《楚辞》中，B有B1(V-O1-以-O2）、B2(V-O2-于/乎-O1）、B4(O2-以-V-O1)三类。如：

B1：（4）皇览揆余初度兮，肇锡余以嘉名。（离骚）B2：（5）愿寄言于三鸟兮，去飘疾而不可得。（九辩）

B4：（6）君将何以教之？（卜居）

B1、B2分别与A1、A2对应，与A3对应的B3空缺。B1与A1、B2与A2分属同义异构，B引进了介词，没有A简练，然而，就语表形式的总体走向而言，汉语语法结构具有趋简性，即“表示同样一种语义蕴涵，既可以采用可能有的全量形式，也可以采用经过减缩的简化形式，但说起话来人们更多地选择简化形式”[6]（P4），那么，在表达意图、交际语境适宜的情况下，A应是优选句式，但B却在《楚辞》中占了优势，可见，经济原则对B并不构成语用制约。

1.2.1B1(V-O1-以-O2）的制约因素

《楚辞》中，B1共11例。与A1相比，B1的“以”并没有使句子的语义焦点发生转移，因为“汉语中，句子末尾通常是句子自然焦点的所在，自然焦点的确跟语序的关系较为密切，但并不需要具备专门的句法特征”[7]（P82-83），即“O2”无论是后置宾语还是介词宾语，句法特征并不改变其自然焦点的地位。可见，B1与A1的语义焦点相同，都是后置的受事，语义焦点不是B1最具特征的制约因素。

古汉语中，要在A1的基础上再强调O2，多用同义结构“V-O1-以-O2”，“这个‘以’字的添加，在语言结构上是不必要的，仅是为了音节的响亮”[2]（P634）。《楚辞》中，“以”“而”等虚词也是成规律出现的，如“《离骚》‘以’字句‘而’字句的‘以’‘而’字绝大多数都是处在句子的倒数第三字的位置”[8]（P83），虚词成规律出现，促成了相邻语句句法结构的一致性，增强了诗歌的整齐美，若将其去掉，首先就破坏了诗歌的整齐美。可见，B1是诗体整齐性制约的结果。

1.2.2B2(V-O2-于/乎-O1）的制约因素

《楚辞》中，A2只有“愿寄言夫流星兮”1例，B2却有5例。

依焦点后置理论，A2、B2语义重心相同，不同的是B2的“于/乎”占了A2“夫”的位置。A2中，“夫”作指示代词，其词性不改变句子的结构，但可延长语气，有发语词倾向，这种延长的语气突出了后面的间接宾语。B2中，介词“于/乎”有类似的功能：舒缓语气的同时凸显了间接宾语。可见，“于/乎”与“夫”表意效果相同，A2、B2不存在语意强调的差别。

“《九歌》的体例和《离骚》是很不相同的。《九歌》每句都用了一个‘兮’字，‘兮’用于句中，而《离骚》是两句用一个‘兮’字，‘兮’用在上句之末。《九歌》既句句用了虚字‘兮’，就不能容纳‘于’字‘乎’字。所以，《九歌》没有‘于’字句和‘乎’字句”[8]（P149），

第2期胡云晚唐巧娟：《楚辞》、《诗经》双宾语结构的语用比较5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