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振宁的研究经历

已是90岁高龄的杨振宁在讲座中口齿清晰、思路敏捷。

他以“我的学习和研究经历”为报告主题，回顾了他青少年时期在西南联大的学习和生活经历，以及在美国芝加哥大学、IAS研究所、普林斯顿大学等地从事科学研究的过程，并辅以珍贵的历史照片和资料，总结了自己开展学习和科学研究的宝贵经验。

杨振宁认为，相信直觉，也许会有所收获。

“当直觉与书本知识冲突，是最好的学习机会，抓住它，你就可能走入新的境界”，他说，自己没有念过高中物理学，在北平崇德中学念书时，在学校图书馆第一次接触到二十世纪的物理学，看Jeans的《神秘的宇宙》让他对物理产生了浓厚的兴趣。

有一次在教科书中读到，圆周运动加速的方向是向心的，而不是沿着切线方向的。

“为何书中写着圆旋转力量会向着圆心？我的直觉说那是不对的！于是我反复思考，最终在直觉和书本的冲突中收获了学习的方法。

”这给了他很大的启发：每个人在每个时刻都有一些直觉，这些直觉多半是正确的，可是也有一些需要修正，需要加入一些新的观念，变成新的较正确的直觉。

“和同学的讨论是极好的深入学习的机会”，杨振宁说，要善于表达、勇于表达，即使是错误观点。

在西南联大时，他与黄昆(半导体物理学家)和张守廉同住一室，他们除了常侃电影明星、政治事件、历史观点，更多的则是无休止地辩论物理问题。

学校没有开水，他们就经常到茶馆叫上一杯茶，讨论一下午物理。

有一次对关于量子力学中“测量”的准确意义的争论，他们各自都有观点，一直争论到晚上回到寝室，关了电灯，上了床以后，辩论仍然没有停止。

最后三人都从床上爬起来，点亮了蜡烛，翻看海森堡(Heisenberg)的《量子理论的物理原理》来调解他们的辩论。

“与黄昆和张守廉的辩论，以及我自己做教授以后的多年经验，都告诉我：和同学讨论是极好的真正学习的机会。

”
杨振宁的研究经历也并非是一帆风顺的。

在选题和做实验的过程中也遇到过很多让他沮丧、失望的事情。

“研究生找题目感到沮丧是极普遍的现象”，他说，1946年上半年，他成为著名物理学家特勒的研究生，当时特勒给了他一个题目让他写成一篇文章。

于是，他花了一星期来做此工作，可是写来写去始终觉得不能完全掌握方法，直到写不下去了，特勒又给了他另外一个题目去做，最终结果都不理想。

1946年秋天，费米介绍他去做核试验物理学家艾里逊(Allison)教授的研究生，虽然他基本理论物理已达到了当时最前沿的标准，可是动手能力却成了他的弱项，一度没有起色。

1947年，他曾用“Disillusioned”(希望破灭)来描述当时的心情。

因为尽管自己非常努力，可是没有做实验的天分，而理论方面呢，几个自己找的题目都没有成果。

直到他自己找的第四个题目得出了几个漂亮的定理，他的研究又重新出现了转机。

杨振宁还勉励同学们，年轻人应该花时间思考实践中的简单明了的小问题，而不是高深的基础理论问题；要学会渗透式学习；应该多注重新现象、新方法，少注重书本上的知识；最好在领域开始时进入，千万不要进入僧多粥少的领域。

同时，还要不断培养自己的创新思维和意识，善于与别人合作，团队精神对创新非常有帮助。

“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是知也。

”这句出自《论语》中的经典论述，千百年来一直是中国传统教育理论中对于学习态度的经典论述。

但在4月17日，
中国农业大学举办的名家论坛上，著名物理学家、诺贝尔奖获得者杨振宁对此却提出了反思。

见解不对不要紧
当天，杨振宁以《我的学习与研究经历》为题，向到场师生讲述了他几十年的求学与研究生涯。

在演讲中，杨振宁提到，1946年初他进入芝加哥大学，成为该校物理系的博士生。

而在芝加哥大学的经历让他对中西方的教育产生了反思。

“芝加哥大学汇集了一大批杰出的学者，其中我接触比较多的便是爱德华·特勒教授。

”杨振宁说，特勒后因发现氢弹的制造原理被称为”氢弹之父”。

而在他看来，特勒在研究物理学时，有一个特点，那就是他有许多直觉的见解。

“这些见解不一定都是对的，甚至恐怕90％是错的。

不过每次和别人交谈时，他从不怕他讲的见解可能是错的，这给了我很深的印象。

”
杨振宁表示，中国传统教育观念中，“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是知也”
的表述，要求学习者在发表言论之前，必须明确区分知道的事情和不知道的事情，要想得清清楚楚，这才是真正学习。

这种传统教育哲学有其合理之处，但并不适用于每个时代。

“事实上，很多知识不是这么学的。

比如幼儿学习说话，这一过程就不是按部就班，而是在不断地实践和失败中，不知不觉学会的。

我更愿意称这种方法为…渗透‟型学法，这是中国传统教育不喜欢的，却是非常必要的。

”
杨振宁强调，即使是在当今，中西传统教育观念对教学的影响依然明显。

“西方教育从不教学生…知之为知之‟，而是允许学生在…乱七八糟‟的胡思乱想中学会知识。

和我共事的西方学者有一个共同特点，他们在讨论的时候没有把问题想得很清楚的习惯，但这没有阻止他们做出非常重要的工作。

这一现象值得反思。

”
要有骨头，还要有血肉
在赴芝加哥大学求学之前，杨振宁在西南联合大学学习，比较芝加哥大学与西南联大的不同时，杨振宁说，在西南联大求学时，他所采用的学习方法主要是推演法：即由理论原理推演到物理现象。

而在芝加哥大学则正好相反：从新的现象开始，通过对现象的描述归纳理论。

“如果和既有理论相符合，固然很好；如果不符合，就代表着固有理论存在错误，需要修改。

这更是一件…好事‟。

”杨振宁说，渐渐地，他了解到了这种方法的好处：归纳法的起点是物理现象。

从这个方向出现，不易陷入形式化的泥坑。

回想起在芝加哥大学的求学经历，杨振宁坦言自己学到的不仅有一般书本上的知识，尤其重要的是方法与方向。

通过当时芝加哥大学研究的气氛，他接触到最可能有发展的研究方向。

“我常常想，我是很幸运的。

在联大我有了一个扎实的根基，学了推演法。

到了芝加哥受到新的启发，学了归纳法。

掌握了一些新的研究方向。

两个地方的教育都对我以后的工作有决定性的作用。

”他说。

1971年，杨振宁在考察了多所国内大学后，曾写过一篇文章，其中提到，国内的大学所教的课程往往是非常深的。

有所谓“四大力学”。

每一个大学物理系的学生都要花很长的时间去念这四门很深的理论课。

“四大力学”是不是重要的呢？当然是重要的。

没有人能否认“四大力学”是物理学的骨干。

不过，物理学不单只是骨干。

只有骨干的物理学是一个骷髅，不是活的。

物理学需要有骨头，还需要有血、有肉。

有骨头又有血肉的物理学，才是活的物理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