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播仪式观：一种独特的研究方法

传播仪式观：一种独特的传播研究方法米莉商丘师范学院新闻传播学系[摘要]20世纪70年代，美国著名的传播学者詹姆斯·W·凯瑞在吸收芝加哥学派、英国文化研究学派、英尼斯、麦克卢汉以及美国人类学者克利福德·格尔兹思想的基础上提出了传播仪式观，不仅对目前面临困境的主流传播学研究提供了新的研究视角，更重要的是，仪式观从文化的角度来研究传播为我们提供了一种独特的研究方法。

[关键词]传播仪式观；方法论；詹姆斯∙W∙凯瑞詹姆斯·W·凯瑞((James W. Carey ) (1934-2006)，著名的媒介批评家、文化历史学者，美国文化研究的杰出代表。

早在20世纪70年代初，凯瑞就提出从文化的角度来研究传播问题，他将文化研究与传播研究相结合，提出了一套与美国主流传播学完全不同的传播理论——传播仪式观。

在“仪式观”中，“传播’，一词的原型是“一种以团体或共同的身份把人们吸引在一起的神圣仪式” [1]。

与主流的“传递观”不同的是，仪式观考察的不是信息在物理空间中的扩散，而是通过信息的共享来达到在时间上对一个共同体的维系；它强调的不是控制与权力，而是共享与交流。

陈力丹教授在《试论传播学方法论的三个学派》一文中从方法论的角度将传播学研究分为“经验——功能学派”、“技术控制论”、“结构主义符号——权利” [2]三个学派。

经验——功能学派是美国传播学的主流，其目的在于通过科学的求证寻找现象背后的规律；技术控制论伴随着工业革命的开展而逐步形成，其代表人物有英尼斯、麦克卢汉、梅洛维茨等；而结构主义符号——权利学派则包括了传统批判学派中的法兰克福学派、英国文化研究学派等。

如果按照这一分类标准，我们很难将仪式观划入到任何一个学派中。

在仪式观里，既有对经验——功能学派的方法论产生直接影响的芝加哥学派的影子，也可以看到英尼斯和麦克卢汉关于文化与技术的分析，同时它还体现了英国文化研究的视角。

笔者认为，凯瑞教授提出仪式观重新定义了传播的概念，这是一个基础，这一基础上带来的是从研究视角到研究方法的全面改观。

正如郭建斌教授所说，仪式观“既是一种理论视角，也是一种分析方法；既是一种显微镜，也是一种手术刀” [3]。

因此，本文将仪式观视为一种研究方法试图对其理论渊源进行解读。

一、以芝加哥学派为基础的传播起源“从何处汲取源泉，以获得一个全新的传播研究视野……基本上，最切实可行的传统还是来自杜威的同事及后人的芝加哥学派关于传播的社会思想:从米德、库利到罗伯特.帕克，直至欧文·戈尔曼。

”[4]凯瑞毫不掩饰杜威等人对他的思想的影响，并在芝加哥学派传播思想的基础上，提出了他对“传播”一词的理解：所谓“传播”，就是“一种现实得以生产(production)、维系(maintained)、修正(repaired)和转变(transformed)的符号过程。

”[5]凯瑞以“仪式”作为隐喻，指出“传播的最高表现并不在于信息在自然空间的传递，而是通过符号的处理和创造，参与传播的人们构筑和维持有序的、有意义的、成为人的活动的制约和空间的文化世界。

”[6]因而，仪式观下的传播活动在本质上是一种“互动”，一种以符号为中介的人与人之间的交流，其目的是建构一个使交流者能参与其中的和谐社会。

对“互动、共享”的强调使凯瑞的仪式观与芝加哥学派的传播思想如出一辙。

杜威认为传播是人们彼此拥有共同事务以联系在一起的方法；帕克将传播定义为“一个社会心理的过程。

凭借这个过程，在某种意义和某种程度上，个人能够假设其他人的态度和观点；凭借这个过程，人们之间合理的和道德的秩序能够代替单纯心理的和本能的秩序。

”传播将一种移情带入一个人的传播伙伴，因而使得社会的社会性成为可能。

[7]库利则更简洁的提出传播就是人类关系存在与发展的机制。

凯瑞从芝加哥学派那里汲取了关于传播的思想，但他对传播的研究并没有朝着芝加哥学派的研究方法进行下去，而是转向了文化研究。

在《大众传播与文化研究》一文中，凯瑞从传播学研究的策略和方法上将传播学研究分为三种：第一，把传播看做一种行为科学，其目的在于阐明规律；第二，把传播看做是一种正规的科学，其目的在于阐明结构；第三，把传播看做是一种文化科学，其目的在于阐明意义。

[8]凯瑞将前两种称为“因果解释和功能解释”。

前者探寻的是产生某种行为的原因，它并没有否认文化的作用，但却把文化简化为一种权力，一种基于人的生理刺激的衍伸物，至于文化符号的丰富和复杂都一概否定，得出的结论也只是有的这样，有的那样，无法对行为做出预测。

后者则从原因跳到了结果，将传播视为一种释放的方式，人们基于某种动机和心理而参与某种传播行为，但其结果通常会产生一些意想不到的“潜在功能”。

不管是因果解释还是功能解释，都只注重传播过程的两头——原因或结果——却忽略了传播的过程，而文化研究寻求的恰恰是对人类行为的理解。

它“不是试图预测人类行为，而是试图诊断人的意义。

”[9]凯瑞由此将其研究方向转向了英国文化研究学派。

二、从英国文化研究到传播仪式思想的研究取向的转变借助多元文化的发展而形成的美国文化研究是对多元文化下一系列社会变化的总结和探讨，具有很强的现实性和社会针对性，美国的传播学者对欧洲的文化研究理论格外青睐，英国文化研究学派的理论在美国文化研究学者中产生广泛的影响，凯瑞就是其中一位。

尤其在方法论上，二者都沿袭了韦伯反实证主义的传统。

英国文化研究的代表霍尔认为，“这种理论取向(实证主义的传播研究)虽然是一幅以经验为基础的科学面貌出现，实际上却植根于一组非常特定的政治与仪式形态的前提。

然而这些前提在这些理论中，确实毋庸验证而直接充作理论的框架与基础。

它应该问的是‘多元主义是否行得通’，但是他们只问‘多元主义是如何地行得通’，接着精确地与经验性地来度量它运作的成效。

明明就是预言和希望的混合物，用轻率的理论缓和成冷酷顽固的行为主义，但长久以来，却把自己伪装成纯粹科学。

”[10]而凯瑞更是将实证主义看作文化研究的阻力，认为“实证科学越来越表现出一种反民主的特征” [11]。

但是，作为美国文化研究的一员，凯瑞没有沿袭英国文化研究批判的传统，而是转向了美国人类学家克利福德·格尔兹，因此他的文化研究与英国文化研究相比，在研究取向上发生了转变。

(一)英国文化研究是西方左翼知识分子推动的“文化革命”的一部分，文化研究的政治目标就是通过考察现实中的不平等和压迫来反对那种对现行资本主义抱有美好幻想的态度，打破现实，重塑社会。

在处理媒介和社会的关系时，其“马克思主义的立场开始的出发点就是质疑西方社会运动方向的正确性，然后再去寻找描述媒介和社会之间关系的方法”[12]。

所以，政治性成为英国文化研究学派的一大特点，他们所研究的文化，己经不再是精英所赋予的精神享受的场所，而是各种群体利益冲突和争夺的场所。

文化研究就是要不断把握这种冲突和争夺中的矛盾和问题，并利用它们，使之纳入到改变社会现状的轨道上来。

而美国文化研究的学者们则恰恰相反。

他们认为，现实是可以接受的、是美好的，一个自由多元的社会是人们所需要的。

我们要做的就是在这个社会失去秩序、混乱的时候找出维持秩序的工具和方法。

在传播仪式观中，凯瑞将传播看做植根于文化的仪式过程，其目的是通过“仪式”带给人们心灵和精神上的满足和慰藉，将人们团结起来，以维护一个有序的“共同体”的存在和运行。

所以，凯瑞要做的并不是打破现实，更不是批判，而是维护社会秩序，使失去平衡的社会恢复和谐。

（二）理查德·约翰生在《究竟什么是文化研究》[13]一文中将文化研究分为三类:一是基于生产的研究。

这种研究以马克思主义为范式，将文化理解为一种商品，感兴趣的是文化的生产和消费过程；一是基于文本的研究，在这种研究中，文化被视为一种“文本”，主旨是要提供对这些文本的解读;一是对活生生文化的研究，这种研究试图对另一种文化进行解读。

出传播仪式观从意义的生产出发，“考察组织传播活动的实践，这些实践所设定的概念，以及由此产生的社会关系。

”[14]但落脚点却是对活生生文化的研究，要求研究者参与到研究对象的生活中，阐释其言行的意义，以探讨文化与言行之间的关系。

我们以报纸为例来理解凯瑞的文化研究的取向。

首先，报纸为读者呈现了一个什么样的社会?读者如何进行阅读?——意义的生产与消费；其次，读者以什么样的角色参与到这一世界中?通过参与，读者的价值观如何得到强化?报纸对世界的描述对读者来说意味着什么?——对意义的阐释。

在与报纸内容“互动”的“交流”过程中，读者通过共享信仰与观念，构建了一个一致的、和谐的世界。

所以，凯瑞的研究不仅将早期与晚期英国文化研究连在一起，而且建立了英国文化研究与美国格尔兹解释人类学的联系。

三、阐释意义：仪式观独特的研究方法美国著名的人类学家克利福德·格尔兹认为文化是一张“意义”之网，他文化阐释称为“深描”(thick description)即“理解他人的理解”。

这一方法追求的是“被研究者的观念世界，观察者自身的观念世界以及观察者‘告知’的对象—读者的观念世界三者间的沟通。

这犹如在一系列层层叠叠的符号世界里的跨时空漫游，其所要阐明的是意义的人生与社会中的重要角色。

”[15]“意义”同样是凯瑞传播思想的核心，借鉴格尔兹“深描”的方法，他认为，传播的文化研究取向就是要“阐释表面上神秘莫测的社会表达” [16]。

那么，如何阐释？在《技术与意识形态：以电报为个案》一文中，凯瑞从仪式观角度、运用阐释的方法，对电报做出了如下理解：第一、电报使传播最终从“运输”中脱离出来，并统治后者。

信息不仅可以独立于物质实体而运动，还可以快于物质实体而运动。

并且它能刺激落在后面的物质实体并成为这一物质实体的控制机制，如信息对火车的调控。

当传播一旦从物理空间和运输工具的束缚中解脱出来，人们对“传播”的思维方式也随之发生了变化。

第二、时间的统一。

电报的出现使原本相安无事的时间差变得尖锐起来。

当电报将各地连成一个整体时，个体流动性的增加，商业规模的扩大，时间的多样性成为困扰美国人的一个难题，制定统一的标准时间被提上日程。

电报带来的同一时间的要求与其本身作为一项技术的完美结合，使“旧的生活节奏和时间观念被铲除，媒介技术所带来的变革渗透到了普通人的日常生活和实践经验意识之中” [17]。

第三、商业模式的变化:期货交易应运而生。

电报出现之前，商业投机打的是空间牌，全国的贸易市场是各自为政，利用各地市场的时间差来获取利润是主要的投机方式。

而电报出现后，全国统一市场、统一价格，时间战胜了空间，各地的差价变成时间前后的差价，单据交易代替了实货交易。

同时买卖的速度和数量也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传统以个人为主的经济逐渐被组织化的管理机构所代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