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亚当斯密的《国富论》于中国

论文题目（亚当•斯密的《国富论》与中国）

学生游庆学

指导教师徐树林

专业经济学

班级 10经济

学号 2010484105

2012年12月4日

亚当·斯密的《国富论》与中国政治经济学的奠基人亚当·斯密在《国富论》中多次提到中国，并提出了关于中国的一些独到的看法。他认为中国的确是当时世界上最富有的国家，中国对白银的需求极大地影响了世界白银的流通和价格。但与西欧国家充满活力的市场经济相比，中国早已陷入停滞不前的状态，与五百年前马可·波罗的描述相差无几。中国落后的根源是因为极端轻视对外贸易，轻视制造业，以及落后的法律制度。作为一位走在时代前列的学者，斯密显然已敏锐地意识到了中国这个巨大市场的重要性，所以，他屡屡对中国的海外贸易政策提出批评。斯密的思想成为当时英国的官方学说，并进而可能影响了英国的对外政策。

亚当·斯密在他最重要的著作《国富论》中虽然多次提到中国，但他是把中国作为一个与欧洲对比的参照系来谈论中国的，并没有专门对中国详细的介绍和论述。与欧洲其他著名学者如莱布尼兹、伏尔泰、孟德斯鸡、狄德罗等相比，包括与他最敬仰和对他影响最大的英国哲学家休漠和法国重农学派代表人物魁奈等相比，斯密对中国的论述显然少得太多。然而，由于斯密及其著作在经济学说史上的重要性，以及斯密所处时代的特殊性，探究斯密和当时其他欧洲学者对中国的认识，对研究他们思想的渊源和推进中西关系史的研究，仍是非常有意义的。亚当·斯密的(国富论》有关中国的论述大体可以分为三个方面：

一、对中国的总体认识：富有但停滞不前

斯密对中国的总体认识可以归纳为两句话：经是世界上最富有的国家，现在却停滞不前了。这个观念大概代表了当时欧洲学者的普遍看法，

而且对以后的学者产生了深远影响。

关于中国“富有”的观点，斯密在《国富论》多次提到。例如，“中国比欧洲任何国家都富得多；中国和印度、日本等几个国家“虽然没有比较丰富的金银矿山，在其他方面却比墨西哥或秘鲁更为富裕，土地耕种得更好，一切工艺和制作业更为进步”。“富有”而“停滞”这个观点是斯密在论述怎样增加居民收入和社会资本时提到的，他认为，一个国家尽管非常富有，但如果长期陷于停滞状态了，我们就不能希望在那里有极高的工资。有这样的国家吗?斯密认为有，这个典型就是中国。下面这段话集中体现了他的这个观点：

中国一向是世界上最富的国家，就是说，土地最肥沃，耕作最精细，人民最多而且最勤勉的国家。然而，许久以来，它似乎就停滞于静止状态了。今日旅行家关于中国耕作、勤劳及人口稠密状况的报告，与五百年前视察该国的马哥·李罗的记述比较，几乎没有什么区别。也许在马哥·学罗时代以前好久，中国的财富就已完全达到了该国法律制度所允许的发展程度。各旅行家的报告，虽有许多相互矛盾的地方，但关于中国劳动工资低廉和劳动者难于赡养家属的记述，则众口一辞。中国耕作者终日劳作，所得报酬若够购买少量稻米，也就觉得满足。技工的状况就更恶劣。欧洲技工总是漫无所事地在自己工场内等候顾客，中国技工却是随身携带器具，为搜寻，或者说，为乞求工作，而不断地在街市东奔西走。中国下层人民的贫困程度，远远超过欧洲最贫乏国民的贫困程度。据说，在广州附近，有数千百户人家，陆上没有居处，栖息于河面上的小渔船中。因为食料缺乏，这些人往往争取欧来船舶投弃船外的最污秽废物。腐烂的动物尸体，例如死猫或死犬，纵使一半烂掉并发臭，他们得到它，正像别国人得到卫生食品那么高

兴。

斯密对当时中国下层人民的描述大体是无误的，如很多人终日劳作亦难以糊口，手工业者状况更差等。正如斯密论著中无处不在的矛盾一样，他关于中国“停滞不前”的论点同样有自相矛盾之处。如他讲完上面那段关于中国的总体情况之后又接着说：

中国虽可能处于静止状态，但似乎还未曾退步。那里，没有被居民遗弃的都市，也没有听其荒芜的耕地。每年被雇用的劳动，仍是不变，或几乎不变；因此，指定用来维持劳动的资金也没有显然减少。所以，最下层劳动者的生活质料虽还缺乏，但还能勉强敷衍下去，使其阶级保持着原有的人数。

斯密在行文中反复使用“可能”、“似乎”这样含义模糊的词语，甚至“进步”与“退步”这样自相矛盾的词语同时用在对中国的分析上，显然说明他对中国的实际状况有很多猜测的成分。他以劳动的货币价格为例，认为中国和欧洲有很大差异，“劳动在欧洲的真实报酬比中国高”，其原因就是“欧洲大部分处在改良进步状态，而中国似乎处在停滞状态，。他特别强调，不同国家存在的不同真实劳动报酬的比例，不受该国实际贫富程度的影响，而是受该国进步、退步或停滞状态的支配。欧洲正是因为摆脱了中国似的停滞状态，劳动报酬才得以提高，社会才因此而进步。

二、中国是一个农业发达但忽视外贸的国家

“重农抑商”或“重本抑末”，一般认为是中国古代各王朝通行的政策，这大概在学术界是没有多大争议的，欧洲传教士和旅行家带回去的信息也没有多大误差，斯密对此应该比较清楚，毋需多言。但斯密在他的著作中更多的是强调外贸的作用，他认为，外贸在国民财富的增殖中起着至关重

要的作用，由于中国不重视海外贸易的作用，因此，影响了经济的发展。

古代中国、埃及、印度有很多相似之处，斯密往往把他们相提并论。他认为这三个当时世界上最富的国家，主要擅长“农工业”(即农业和手工业)，“他们的国外贸易，并不繁盛”。古埃及人和古印度人对于海洋，有一种迷信的畏惧心；“至于中国的对外通商，向来就不发达。这三个国家的剩余产品，似乎都是由外国人运到国外去，而不是自己走出去换回自己所需要的产品。

18世纪中期以后，西欧各国尤其是英国由于商品经济的迅猛发展及产业革命的起步，迫切需要开拓海外市场。实际上，在《国富论》出版之前，英国的克莱夫勋爵在印度战胜了莫卧儿大帝和法国人后不久，曾建议英国用武力征服中国，但他的建议未被采纳，理由是想让如此众多的人屈服的想法是不理智的。作为一位走在时代前列的学者，斯密显然已经敏锐地意识到了中国这个巨大市场的重要性，所以，他在著作中屡屡批评中国禁止海外贸易的政策。他深信，供给总能得到有效的需求，海外贸易可以使二者达到平衡。尤其是对英国，因为其本土狭小，如果没有海外贸易的支持，国内制造业是不可能得到发展的。无可否认，作为当时官方学说的斯密的思想日后成为英国进行贸易扩张和军事征服的理论武器之一。马嘎尔尼就是一位虔诚的实践者，1793年他的中国之行，预示着“世上最强大的国家”与“天下唯一的文明国家”对抗的正式开始。这大概是斯密所始料来及的。

三、白银与中国：中国对白银的大量需求对全球产生了影响

白银与中国的关系如此之密切，难怪斯密在《国富论》多次谈到这个